日军侵略者曾在古晋设立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而且也关押被俘的荷属东印度的军人，荷兰官员和侨民。集中营的看守大多数是台湾籍的日伪军，少数人在战后被定为战犯，被判死刑或有期徒刑。根据有关史料和台籍日军的战犯柯景星和周庆丰的回忆材料，撰写简况如下：
二战中的台籍日军与古晋集中营
作者： 凌彰
日期：2010.07.25
二战期间，日军在北婆罗洲的古晋设立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而且也关押被俘的荷属东印度的军人，荷兰官员和侨民。集中营的看守大多数是台湾籍的日伪军，少数人在战后被定为战犯，被判死刑或有期徒刑。
根据有关史料和台籍日军的战犯柯景星和周庆丰的回忆材料，撰写简况如下：
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台湾省自1895年至1945年被日本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长期以来日本对台湾同胞推行所谓“皇民化”的奴化政策，以便把台胞改造为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年至1940年日本驻台湾总督的小林跻造（海军上将），又将“皇民化、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定为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他下令禁止台湾的报刊和学校使用中国语文。1940年又禁止台湾同胞庆祝农历新年（即春节），并强令台胞改用日本式姓名。1941年新任台湾总督长古川清又将台湾住民全部纳入为日皇效忠的“皇民奉公会”。当时已普及6年日语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73.31%。使台湾居民从上小学开始就只学日语而接受奴化教育。联想今日的台独分子的“去中国化”主张，并非新的发明，而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思想流毒，至今仍阴魂不散。
二、 强征台胞充当炮灰
1942年4月，日本在台湾正式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至1944年共征集18,000多人，其中分派到陆军6,000多人，海军1,100多人；由台湾部落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6000多人。先后分成七批送往南洋各地参战。
1944年9月，日本为补充兵源又对台湾同胞改为实施征兵制度。致使二战期间被强征送上战场的台湾伪军多达20万余人（207,183人），其中正式军人
80,433人、军属或军夫126,750人。战死者30,304人，其中有26人被定为战犯判处死刑，173人被定为“BC级战犯”判处徒刑。在战死者中有28,000多人的灵位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其中有曾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日本名岩里武则）于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
三、 古晋集中营
1942年8月3日，台湾籍日军柯景星、周庆丰等人从高雄乘坐万吨巨轮“山池丸”于8月8日抵达西贡等候换船一个月，于9月8日到达古晋（Kucing）集中营充当看守（日文称为监视员），当时充当看守的台湾籍日军约有200人。柯景星被编入“滩9801部队”，为了避免当地华侨知道他是台湾同胞，他改用日文名字“河村辉星”。当时集中营里已有荷属印尼兵（即荷印军）俘虏。为便于交谈，台籍日军还必须突击学习马来语（也是印尼语），现学现用。
1942年8月以前，日军已将西婆罗洲的荷印军俘虏和侨民移送至古晋集中营。9月底，又增加来自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尼苏门答腊等地的英荷军俘虏和前行政官员、侨民、商人等。
古晋集中营设在距离港口约4公里的内凹山腰，周围有铁丝网围着。地点是今日的巴都林当师训学院。看守的任务是监督俘虏从事伐木造船、扩建飞机场、修建公路、挖壕沟等劳役，并防止他们逃跑。集中营第一分所设在山打根（Sandakan）其中关押2000多名盟军战俘（主要是澳大利亚军人）后来在转移到内陆的押解途中受到日军的种种残忍虐待和杀害，战后奇迹式的幸存者只有6人。
1944年8月，柯景星等10多名看守押送200名盟军战俘坐船到纳闽岛（又译拉布安岛。Pulau labuan）的集中营第四分所从事修建飞机场。当时机场已有30多架零式战斗机。纳闽岛也是日军第三舰队的停泊基地，停有包括“大和舰”在内的49艘日本舰船。由于缺食少医，被迫从事苦役的战俘每日死亡10多人。
1945年3月，盟军已反攻至北婆罗洲。柯景星等看守和存活的46名盟军战俘在队长杉田鹤雄的带领下撤退到文莱。6月8日，杉田强令看守们先行刺死31名被捆绑的战俘，随后又命令将最后剩下的15名战俘集体枪决。其中有2人死在柯景星的枪口下。屠杀全部战俘后，杉田立即烧毁战俘名册，企图掩灭罪证。
日本战败投降后，当地日军被集中到澳大利亚军队管理的纳闽岛收容所。其中的日军战犯于1945年12月8日在拉包尔海滩受到盟军法庭的审判。犯有血债的杀人犯西村（大尉）、中田（大尉）和杉田鹤雄队长等10多人被判死刑并押送到摩罗泰岛（Pulau Morotai）一起枪毙。
1946年1月至2月，约有111名涉及“坤甸大屠杀”的日军嫌疑犯从古晋押送回印尼坤甸（Pontianak）受审。最后判处7名战犯死刑，5名徒刑。
1946年1月31日北婆罗洲的盟军法庭复审日本战犯，对7名台籍日军战犯维持死刑，并押送到拉包尔处死。他们是陈铭智、林癸伊、林江山、李琳彩、蒋清全、王璧山和潘进添。判处徒刑的有周庆丰（15年）、柯景星（10年）、蔡新宗（10年）、简茂松（5年）。1953年6月9日，柯景星、蔡新宗等人在拉包尔被释放并送至日本横滨，同年10月6日又从日本送回台湾。
1974年12月，有一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躲藏在摩罗泰岛的原始森林中将近30年才被发现并送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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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军在古晋的经历 |
第567a期 |
|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命运大逆转—-死里逃生柯景星》。本文曾经编者删节。 |
·背在身上的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可逃遁的被卷入战争漩涡。岛民大量动员海外参战，如台湾高砂义勇队、海军少年工员、勤劳特设团、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从军看护妇等。笔者自东京靖国神社资料获悉：在太平洋战役中，台籍同胞被依战犯处死者有26名。其中多数为俘虏营监视员，分别被派遣北婆罗洲古晋、山打根、纳闽、拉包尔等地，有11名被判绞刑丧命；另，根据中研院锺淑敏教授所撰（俘虏收容所）；战后，遭国际法庭审判以“BC级战犯”判刑的台籍军属，共计173名，尤以澳洲军法庭最为惨痛，被指为战犯者多达91名，有七名被处死。以婆罗洲古晋、山打根为驻防地，是台籍监视员心灵历史最幽暗的角落，任何时刻的感觉都被过去的惊恐所渗透。……
·古晋的岁月
昭和17年（1942）8月3日，位于台中州的柯景星（曾经在台湾白河训练所受训）、周庆丰、蔡新宗等伙伴，分别到高雄港报到。他们搭乘约万吨的“山池丸”号出发，为躲避潜水艇攻击，船在海上采“之”字形航线，弯弯曲曲前进，在八月八日抵达西贡。在西贡等开往北婆罗洲的船，苦等一个月之久。柯老回忆：这段期间，我们住在非常简陋的马场里，屋顶撑著几根木柱，没有墙壁，荡晃晃的，寒风逼人，只好将左右两旁堆高沙土挡风，铺乾草睡觉。
九月八日，运兵船在古晋港靠岸，穿过一条长长的海沟。婆罗洲面积很大，北部系英属殖民地，后由日本占领；初到古晋时，当地已有印尼被俘的盟军部队，不久，大家即拿到马来语小册子，里面有音标，让大家自行练习，希短期内，可用简单马来语，跟荷属印尼乒俘虏交谈，现学现卖。由于北婆罗洲一带华侨众多，日军怕他们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军部希望台籍监视员改日本姓名，以免华侨知其身世，泄漏军情。故柯老随意取名为“河村辉星”，柯老被编入北婆罗洲俘虏收容所“滩九八○一部队”，每天早上都有训练，很操，只有极少数中等学校毕业，学历较高的人派到内勤，办理粮食、弹药、医药补给等行政工作，如居住在新高郡的蔡新宗先生（今住鱼池乡武登村）即从事事务职勤务，唯他的办理内勤工作，竟被濠州（澳大利亚）军法庭判处十年重刑，直至今日，蔡老触及往事，仍一腔怨气，总觉得盟军报复性裁判太重。
俘虏监视员非军人，故无分阶级，名牌都用“フ”字代替，由于当地华侨不识“フ”这个日文，便称他们为“七部队”。深具台湾自耕农个性的柯老，沉陷于丛林回忆：亚热带的天空，才下午四点多，便星光满天，椰林上常有巨型蝙蝠飞绕，他常望著南十字星的方位，想念遥远的家人，最后只能流泪，自己擦干，喃喃自语：“爸妈请您保重，儿子真平安啦！”
古晋城设有军官级的慰安所，称做“阶行社”。柯老说：传闻有台湾去的慰安妇，多少人不知。自承：自己阶级太低，当时年纪小，根本没想到去嫖妓。不过丰饶野艳的南洋，也有令柯老回味不尽的往事，如出没聚落草原的大蜥蜴，雨林里怪树纠缠，雨林外橡胶园农场一片苍绿，奇花异草，还有大片原生树薯，是他们俘虏营监视员，在终战未期，补充食粮的货源，故柯老较少挨饿受冻。著名的马华文学作家陈大为诗〈在南洋〉：
在南洋
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
天生长舌的话本
连半页也写不满
树下呆坐十年
只见横撞的群象与猴党
在华裔文人心目中，南洋历史和故事饿得瘦瘦的，然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许多朝鲜人、台湾人却直接投入这个历史荒墟的战场，直到日本败战投降。那里有战争的慌乱脚印，倾倒的旗幡，沾满萤火虫的冷光，盟军战俘营舍。战后，日本战殁者遗骨遗品收集团、生命感恩团等民间单位，多次深入南洋战区，寻找遗骨遣物，如安原宏和，现住神户，在土人聚落发现：他们在吹奏一把精美的军号。趋前探问，土人同答：在丛林看到死亡日军手上犹紧握喇叭，一阵祷告后才松开战士之手，取出来。安原宏和一时泪如雨下，心想：“当军乐兵濒临死亡之际，闪在脑海，将是富士山白雪纷飞吧！”以重金换回这把“战利品”带回日本，得知台籍日本兵许昭荣氏，有意成立太平洋战争文物馆，索性捐赠给他，作为展示之用。当前台湾马华文学兴起，作家兼学者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锺怡雯、陈大为等，创作质量均佳，不妨在想像的乡愁之外，航向雨林深处，重建太平洋战争的文化版图。如同李永平《望乡》小说描述：“我父亲常听到日军行军，在慰安所寻欢作乐时，用日语唱＜雨夜花＞、＜月夜愁＞，叭叭叭打著节拍，拔尖嗓子唱得还挺悲壮呢！后来日本投降了，英国人挺起腰杆子，列队走出盟军战俘营，在苏格兰风笛队呜哇呜哇引导下，重返砂劳越殖民地……”从这个角度看，马华文学诚可自“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去深度扩展影像，在过去捕捉不足之处，让“生命史学”有来自生命之屋的喧闹记忆，否则学术分类过细，所有的生命经验历史完全被驱赶出境，文史过度“切割”的结果，生命流於空洞化，致溶镜与叠影之间的串联，开始瓦解。
·俘虏监视员任务
据柯景星及战友周庆丰口述：昭和17年（1942）9月底，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苏门答腊等地英美、荷兰等国军人，以及自新加坡送来的平民百姓、英国行政人员眷属、侨民和经商者；另北婆罗洲第一分所设在山打根，关了近两千名的俘虏。来自潭子乡的监视员周庆丰先生回忆：集中营采男女分开制，即使是家庭也下例外，夫妻分置，小孩则和妇女在一起，有些牧师和传教士，收容在男性集中营。古晋俘虏集中营设在离港口约四公里内凹的山腰，外边围著铁丝网。（编者按：集中营在今天的巴都林当师训学院）“婆罗洲俘虏营大部”即是古晋第一分遣所，充当监视员的台湾人共两百馀人。
老监视员说：山打根组主要任务，是监督俘虏修筑飞机场。而古晋地区俘虏则为伐木、古晋飞行场之扩建、造船所整备、修筑通往水银矿山道路工事、挖壕沟、除草等杂役。筑路的工具很简单，有锄头、十字镐、畚箕、运土车等。俘虏若身体不适就派去当伙夫、卫生兵，不必筑路。为监督俘虏，古晋的监视员配有英制枪枝及五十发弹药、刺刀、绑腿、防毒面具等野战装配，与日军无异，并须接受刺刀、剑术及打靶训练，在必要时参与战斗部队，具有“准战斗员”身份。昭和19年（1944）8月，柯老与其他十多位监视员，奉命带领第四分遣所两百名俘虏，坐船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建机场，当时机场已有卅多架零式战斗机。纳闽（是一个小岛）位于婆罗洲大陆西北，中扼海峡，是日军第三舰队停泊基地。据传：海峡内有四十九艘日本船舰，著名的“大和舰”亦藏身其中。
柯景星回想带俘虏筑路时，曾发生一件极麻烦的违反军纪事件。即：他管理的俘虏，大概对凤梨很好奇，很想吃，竟集体偷窃农民的凤梨。有人报案。起初柯老置疑：“小姐，你怎知凤梨是我们俘虏所偷？”当地华侨之女气急败坏的指控：“我们当地人采凤梨用刀劈，而今全数用手扭转，大小统摘，不是俘虏干的，还有谁？”果然回营调查，是这群阿督仔干的没错。他拿出舍不得抽的六包香烟，加上一些现金，极谦卑有礼的驰赴农民住宅，双手奉上，直说：“管教疏忽，恳请原谅，不要往上检举，否则阿督仔会很惨。”（事实上，一旦让日军查知，柯老也会被严惩的。）
柯老回到营区，召集盟军俘虏自治干部训斥，盟军战俘每日在炎阳下操练、体罚，个个苦不堪言。柯老看在眼里，心生不忍，下令磨练三天即可，以后不可再犯。
战争末期处境；监视员最疲累任务之一，是卫兵勤务。每日持枪站在集中营正门，或周围有铁丝网的立哨，虽有上下轮值，却是早上九点交替的廿四小时勤务。立哨一小时，卫乒岗哨一小时，小睡一小时，反覆这些勤务直到天亮。隔天早晨交班后，在营区小睡，下午三至六点战技训练，折磨得筋疲力尽，动作稍有迟缓，马上被日军毫不留情的掴掌或拳打脚踢。日军这种“掴耳光文化”，正是后来大量台籍被判BC级战犯的导火线，替别人打仗，背负原罪，而日本政府却撇得干净，“简直比军奴、佣兵都不如！”柯老不平的直批判。
柯老说：监视员工作还须担任风纪卫兵，维持士兵纪律，一个监视员必须管理五十名俘虏。通常值班是站廿四小时卫兵，然后休息一天。站卫兵最辛苦，责任重，尤其夜晚，橡胶园四周黑漆漆，俘虏一旦落跑，根本找不到。“我们集中营曾发生偷跑案例，监视员受到很严厉处罚！”
·战争末期—黑暗的心
据日本史料载：太平洋战争期间，捕获盟军战俘约卅五万名，其中约三万三千名为病死或於运输途中遇难（注：此言避重就轻，被日军暗算屠杀者大有人在。）至1945年8月，俘虏收容所总人数为128，486名。据柯老回忆：驻扎北婆罗洲时，部队采“在地取粮”政策。不过凭著在地的树薯、南瓜、杂作，实无法自给自足，他曾听驻区司令今村均大将说：北婆罗洲食米要用廿艘万吨级船队轮流运送，才能供给一师团约两万人粮食、弹药等必需品。通常监视员每天可分到三百八十公克，俘虏营战俘大约是四百公克左右，加上俘虏们自己养猪、生产蔬菜、香蕉等副食品，吃得还算不错。
后来盟军大规模空袭，海运被封锁，粮食骤减。位于北婆罗洲的纳闽岛第四分遣所的俘虏，因配粮太少，导致营养失调，抗体差，以致脚气病、疟疾、赤痢（阿米巴痢）流行病猖獗，加上医药缺乏，每日死亡十多人，尸体皆由俘虏自行掩埋，以木板当墓碑，形成俘虏之临时坟场。这些远离家园的年轻战士，据说：临终时，头发也梳得精亮，长睫毛闭拢，宛如稚气未脱的美少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青春生命，如此不堪的葬送人间吧？黑褐色木碑穿插，他们的手缩到墓穴发抖，夜晚心事高悬椰林间，虽想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奈何脚已僵硬，举不起来，他们每天看著群鸟飞过，遥望白云故乡，可否唱著〈心酸酸〉、或李叔同〈送别〉？
周老告诉笔者：阿督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赤道阳光只照在他们表面，而每个存活者都有深深的阴暗心灵，几乎重叠在自己的阴影上。也许活著的人，心里也难受，他们对于“不知是日出或日落的命运”，无从掌握，每天在死亡边缘徘徊，情绪至为悲苦低调。被猛烈的轰炸下，俘虏与监视员难掩绝望、无助。照理说，盟军炸射时若看到赤十字野战医院或战俘营标帜，是不会投掷炸弹的。但，怎么还是会挨炸？
被访问的柯老、周老表示：照国际规范，只要看到“P.P.W”（Prisoners of war）三大字即应避开，但其他分所、分遣所，盟军根本不知道，甚至怀疑日军用这种手段掩护，因此常来攻击。周老还说了小故事：有一次，第一分所俘虏被盟军轰炸，俘虏持著美国国旗，拼命摇旗呐喊，飞机才停上攻击。夜晚，南十字星在椰影上空，发出翠钻般的光亮，静默、神秘难测的荒野之地，置身南洋的监视员不由自主的，在雨林氛围唱著改成日本军歌的台湾民谣，如〈河边春梦＞、〈月夜愁〉、〈雨夜花＞。唱著，唱著，看到遥远天空的一轮明月，这些大男孩竟偷偷淌下眼泪，他们想起：何时能回乡照顾双亲及弟妹？“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切，花谢落土不再回……”，唱著怀乡的民谣，越是心酸。老监视员周庆丰说：前后两三年与高大天真的阿督仔相处，也培养很深的感情，我们防止他们偷懒及逃亡，事实上他们也很自爱，很少有逃亡之事。秋天的傍晚，落日穿越哀伤的雨林，一群大象尾巴隐没在丛林边缘，枫树展著火红外衣，俘虏连栋的营房，披盖著椰子叶片，点缀在森林中，颇有天地苍茫之感。
·日军枪口下的屠杀
“我从没想到这辈子竟枪杀了两条人命，而且是在双方皆有极佳感情的情况下，让俘虏毙命，造孽啊！”眼前，八十四岁的老兵柯景星，触及悲惨往事，仍然压抑不住内心之痛，即使横跨半世纪之久，没有抹煞他底愧疚，反因时间的连续性，逐渐增强他内心的感受，一种罪恶感如影随形。
时间回到昭和20年（1945）3月，因情报显示：盟军即将登陆，纳闽的日军开始撒退，只剩一支大队留守。柯老先将在纳闽死去的战友骨灰，送到九八○一军司令部去，然后在曹长（中士）带领下，与十多名监视员及46名战俘，移防婆罗乃（即：汶莱）。同年6月8日，盟军已登陆北婆罗洲，原先分遣所营区纳闽亦被占领，当时战俘营队长杉田鹤雄认为：“情势如此凶险，粮食和医药也非常缺乏，剩下的46名俘虏，只会消耗我们仅存的一点米粮，撤退时也不方便……”此时身为监视长的柯景星，心知下妙，便不顾一切的抗辩：“报告长官，根据俘虏相关规定，是不能凌虐或杀害的，即使执行枪决也必须经军司令部下令，我们不能违反规定……”接著，便举证：我曾在长官办公桌上，看到战俘相关法规，明定：枪决必交给上级决定，下士军曹无权决定。何况世界公约强调：不能虐杀战犯。
这时，监视员长官杉田鹤雄盛怒道：“不处决战犯即抗命，换我枪毙你们！”柯景星猛然想起：以前曾听过“如果盟军登陆，俘虏的管理原则是‘伺机处理’”。于是杉田军曹集合所有的人，一手抽出亮闪闪的武士刀，一手持短枪对准一群台籍监视员，下口令：“装子弹，上刺刀，发射。”先行刺死被捆绑的卅一名战犯，他们极为痛苦，血腥的结束生命。剩馀十五名阿督仔个个用英语求饶，表示绝对服从日军的命令，甚至跪求日军饶命，祈求主耶稣保佑。一群年轻的监视员，目睹此情此景，双手瘫痪，迟疑好一阵子，直到杉田军曹再度下令：“再不开枪，连你们都杀……”连声砰，砰砰枪响，回荡在辽远的旷野里，柯景星闭著眼开两枪，祈祷：但愿子弹飞向他处。待眼睛睁开，十五名英挺壮硕的盟军战俘，全都七孔流血的仰躺在草地上，有人犹抖著大腿，轻微的挣扎著。执行完毕后，还得将俘虏尸体就地掩埋。转身间，杉田队长快速将俘虏名册烧成灰，掩灭证据。如此的屠杀战俘，证之于锺淑敏教授的专论“俘虏收容所”内文：“非常时机对战俘可以爆破、毒烟、毒物、溺杀、斩首等方式处置，而不论何种情况，务必完全歼灭，不使一兵一卒脱逃，并且不留痕迹是有充分历史证据。”此种殁酷的屠杀，与北婆罗洲山打根、古晋发生的惨剧无异。根据日本前拓殖大学教授秦郁彦对“屠杀”一辞定义：他认为“屠杀”战俘“败残兵”、“投降兵”、“便衣乒”是不必归咎于不法屠杀的，算是“合法屠杀”。以致“南京大屠杀”及太平洋战争“屠杀盟军战俘”皆避重就轻，数字严重缩水。
战争残酷无情，它的毁灭性无法想像，甚至友军也不例外。在一次撤退任务中，台籍监视员得知别部队即将撤离，便前去请求留些粮食和医药给他们渡日。岂料友军执意销毁，后来柯老苦求：“我们留下部队番号与姓名也不行，那只好用抢的。”对方看柯老动怒，才勉强给了十多人份粮食，其馀物质就泼汽油烧毁，理由是：不能落入即将登陆的美军手中。想想，人类的文明良善，在战争的劫掠下丧失殆尽，人性的贪妄凶残，比起任何猛兽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集中营闻见
“我深信因果轮回！”老乒柯景星如是说，在“美里”枪决战俘这件事，战后被盟军查出，部队长西村大尉在严刑拷打逼供下，供出这批监视员的姓名。在纳闽受审时，共有11名伙伴被判刑，三个人无罪释放。
审判前，他们被送到集中营由澳军管理。通常一餐两人共用一包十二片饼乾，三个人共吃十二盎司牛肉，一天三餐，勉强饱腹。后来他们从美里移监纳闽受审，由澳军持枪强押上路，身上贵重物品都被士兵搜刮，万一搜不出东西，就得忍痛挨揍，反正战争症候群—一彼此凌虐报复，在盟军身上也屡试不爽。到达纳闽后，尚未审判，就已受到澳军的报复。犹记得当时有位日本军医被士兵质问：有无替他哥哥看病？军医回答：“不记得了。”马上被士兵推倒在地，用军靴猛拽猛踢，让军医痛得卷成一团，像受惊吓穿山甲满地打滚，看得心惊胆跳。后来那名军医被送到摩罗泰岛，和中田大尉、杉田鹤雄分队长等十多人一起枪毙。
在纳闽集中营，澳军每天晚上罚监视员绕著营区跑，下雨时也不例外，带队的人一面拿著橡皮管，一面在后边打边喊：“Run！Run！HurryUp！”每天只吃一些浮在水中的豆子或萝卜、树叶、米粒，几颗都数得出来，几乎天天吃不饱。不过澳军没有叫他们劳动或训练，体力上尚可支撑。当时柯老对澳军凌辱处罚也无怨叹，原因是部队（日军）自山打根收容所，沿海迁至内陆时，用不正当手段使让2，500名战俘“消灭无踪”，仅六人奇迹式获救生还，造成战俘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一的惨剧，当战后追究责任时，幸好下令杀人的长官杉田鹤雄一肩扛：“台湾监视员只是奉命行事，没有责任”的证词，逃过死刑。相对的，古晋第一分所的林水木、简茂松、蔡新宗、周庆丰等人，却在长官推诿，日本辩护律师不发一言的情况下，没有答辩机会，统统判刑。与柯老他们在拉包尔审判中大家争相求死，逼得长官出面跪求不要扛罪，宁可自己被判死刑，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周老十五年徒刑，蔡老十年、简茂松五年刑期，目前柯老与蔡老、周老是中部地区仅存的北婆罗洲战俘监视员，私下常有交往，对于“往事”总有不敢碰触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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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俘虏营宿舍移交。（翻摄自花吹同人会《花吹》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