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力量对马来西亚未来政治走向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学界乃有从后冷战角度探讨左翼力量转型更新的种种可能性。
(/庄华兴专栏】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被推倒，东西德重归统一。两年后，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正式宣告结束。在柏林围墙倒塌未满一个月，驻守泰南的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泰两国政府在合艾签署了三边和平协议。
世界权力格局自此改变，区域内紧张关系得以疏解，第三世界国家遂得以把资源投注在实际性生产领域中，这也是促成前首相马哈迪重启与马共进行和谈的动机。然他没有料到的是，合艾协议给马来西亚带来的直接的、正面的改变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对马来西亚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冲击更大。
首先是相关文献、书籍的“出土”遽然增加，从和解迄今的出版量远远超越其他类型出版品，左翼力量对马来西亚未来政治走向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学界乃有从后冷战角度探讨左翼力量转型更新的种种可能性。
左翼书籍出版蓬勃
笔者这里谈的“左翼”不必然指前马共，它涵盖的范围可以更广，包括一切变革的、推动社会公正议程的进步力量，历史中的抗日、抗英、独立后左翼政党、左倾社会组织和前马共都可包容进来。
就左翼书籍与文献的出版状况，根据笔者保守的统计，从1998年陈凯的《为独立而战》（香港南岛出版社）迄今，约达100本，平均每年八本左右。这样的出版密度不可谓不惊人。
其次，这些出版物不限于中文而已，马来文和英文书籍的出版亦不遑多让。另外，相应蓬勃的是左翼书籍的翻译。近二十年来马来西亚翻译界的发展与走势可以说完全由这股出版潮流统领。换句话说，近年来以左翼类的译本为最多，双向交叉的译本并不少，包括华马和华英双向译本，至于译成华、马、英以外的民族语文译本有多少则不得而知。
就翻译质地而言，这些翻译书尽力求忠于原文，译者文字功力都保持在一定水平，部分译者或编辑甚至在某些关键词汇或事件上作了详尽的注解，或撰有导言，做到了译者应有的专业态度。
这种翻译与出版走势引发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何在阅读率普遍偏低的马来西亚社会，左翼书籍的翻译与出版能有这份能耐？作为一种中介，翻译在催生全体社会的醒觉扮演了什么角色？以上两道问题，有待进行深入调查，方能掌握实际情况，本文不拟讨论。
抵抗遗忘历史
在冷战年代，无事不被罩上红色敏感色彩，人们因恐惧而沉默。“八九解严”之后，人们都渴望从那段充满恐惧、喑哑的岁月中找回失落的灵魂，以及事物的真相。这是人们在后冷战年代的普遍心理。因此左翼书籍的出版可以不计工本，一本接一本付梓面世，确有值得探究之处。
在这些出版品种，“纪念”、“见证”、“追悼”、“留痕”等都成了一列重要的关键词，也是“我们底时代”的重要自辩词。很显然的，参与者尝试以这种方式抵抗遗忘；读者（包括研究者）也尝试借着阅读，试图窥探红色烟幕中的主谋或黑手。而翻译自然也成为扩大记忆场和认识场的最佳方法。可以肯定的是，翻译生产显示左翼人士对多元语文的贯彻与实践的积极性，这也是当下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组织有待加强的工作。
从抵抗遗忘到对历史的再巡礼/再显像（re-spect），不仅说明力量范畴的扩大，这当中也有一种生命在延伸、蜕变、转化，并非如学界一句“隐藏着生命将近的死亡阴影” 可以概括得了（钟怡雯〈历史的反面与裂缝——马共书写的问题研究〉）。而笔者相信这一股力量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气象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无意为什么主义背书。左翼作家金枝芒的小说本身就能为我们说话。2008年中出版金枝芒长篇小说《饥饿》（厚368页）之初，编辑之一方山先生对《饥饿》的销售颇有保留。他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在此时此地，马华书籍本来就没什么市场，连身负盛名、人气极高的旅台作家的著作也必须长命卖才能售罄。但读者对金枝芒著作的反应无不出乎意料，根据消息，年余后几无存书。这说明老友圈以外的读者群仍大有人在。
温瑞安与马共的迂回关系？
第三种现象，是这一股出版潮同时促发了学界的嗅觉。近几年来，国内外有关马共和其他左派议题的研究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视角；而在国内，除了象牙塔内的相关学者，也带动了几位专研左翼史的民间业余研究者。
在学术界，新历史主义研究打了破本土研究成规，但它却在左翼人士群中引起一些疑问乃至疑虑。个人以为，作为学术体制内部的研究，基本上它并无不妥；然而，一旦其操作跨越体制走向大众（譬如在一般大众刊物发表，面对的是知识水平参差、背景复杂的读者），与其说旨在研究问题，不如说有意制造更多问题，其中包括历史和文学如何区分，以及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如何评比的问题。最新的例子见于8月1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钟怡雯一篇文章〈再论神州：一个人的江湖，华人的宿命〉（原载今年四月号《文讯》杂志）。
论者在文中写道：“唯有将两者（温瑞安与马共——笔者按语）并置并论，才可以看出他们遥相呼应的迂回关系。……也唯有如此，才能看出温瑞安的神州诗社在马华历史的深层意义，而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位置。”显然，论者有意把温瑞安与神州事件纳入马华历史视野，赋予它更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即把它视为马来西亚华人集体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者甚至有意无意强调神州诗社的意识形态色彩，企图把它视为类政治形态运动，进而把它提到某种历史高度，以利进行批判。
实际上，事情并无必要如此渲染，神州仅仅是温瑞安个人的英雄史记忆，与华人史无涉。论者有意无意把神州事件上纲为马来西亚华人集体记忆，若非误入温大侠的民族主义英雄史观陷阱，则有意误导读者。
在冷战年代，有哪一个文学/文化组织不占上些许浮夸的理想主义色彩？中共执政以后，迭连的政治运动深刻牵动着马来西亚华人，尤其是华裔知识青年。当时反殖情绪方兴未艾，发生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
文学/文化界发生的现象即包括50年代反黄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60至70年代中期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龃龉与冷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惟真正关涉文学和文化议题者几稀？倘因此断定它可以走入华人史，则更多的文（坛轶）事皆可入史。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马华文学史和华人史之间如何分野？文学史在民族史之中占有什么位置？笔者完全没有低估文学入史的可能性，但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绝对有必要厘清，避免以文害史、或掉入文史观念混淆的境地。
温瑞安在诗文中灌注大量的中国符号，及后来抱着文化中国情怀奔向宝岛，与其说折射出马来西亚华人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不如说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更为贴切。
温瑞安胞兄温任平在创作初期，作品也非常平白写实，后来接受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才改航换道，个种原因，恐怕系于个人文学趣味多过其它外在原因，而大多由年轻学子组成的天狼星社众以现代主义者姿态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温氏兄弟的“感召”。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习尚，恐怕比他们崇尚现代主义的文学信仰更“现代”。
至于温瑞安选择赴台，亦基于天狼星诗社内部决裂，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个人因素所致。所谓追寻文化中国是评论者的后见之明。论这尝“戳穿”温瑞安“为中国做点事，舍我其谁”，解作“为发扬温瑞安的精神舍我其谁”即为最佳例子。就历史研究而言，这样的元话语（meta discourse）在没有小叙述（little narrative）的铺陈下即下判，并不符合科学性的研究。可见，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分工和规范乃不容轻忽。
文学研究与历史问题
由此让我们想起从事地方/族群文化研究（包括马华文学）经常被忽视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所周知，族群文化是群体生活地域化、语境化的结果，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之一环，马华文学的核心知识为何？如果纯粹从美学或新批评角度出发，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但是，若跨入文化研究界域，文学研究恐怕无法不受其他学门研究方法的规范。
就此意义而言，马华文学研究的核心知识应包括文学知识、史学知识以及适切的理论知识。文学知识是任何文学研究的基本盘，对马华文学研究者而言，方修建构的一套认知体系在特定语境中是不可规避的，尤其讨论60年代以前和战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史学知识指华人史，对在地知识的掌握起码要正确，即任何涉及史学部分的叙述或推论必须讲求凭据。至于理论知识的结合则为了赋予文学研究某种深度和透视力，简单说，理论化研究可以把文学研究提升至某种意义和价值高度。
揆之当下有关“马共书写”的讨论，显见研究者对历史知识的随意处置与敷衍。以概念决定论述方式或许可以达到个人目的，但对本土知识的累积与文化的深耕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
（20-8-2010）
庄华兴是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