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田野調查，常跟學生說，甚麼是“鄉村”？鄉村的房子應是散置，悠閑鬆散的佈局。然而馬來亞很少“華人鄉村”，有的是“新村”。

1950年代，為阻隔馬共勢力，英殖民地政府實施了新村計劃。這計劃基本上是一種強迫移民的舉措。英國殖民地政府一方面“建村”，另一方面則進行焦土政策，郊區散居之華人被迫遷移到所謂的“新村”。

為了防範馬共，新村圍上籬笆，有警衛站崗，村民不能隨意移走，出入和日常生活受到監控。出村和返村都須接受檢查，訪客也要登記。

為杜絕村民接濟山區裡的共產黨，出村工作要被搜身檢查，家裡的米糧也要按人口數配額發給，並持有“米卡”，每次配給都有明確記錄。米糧不能多拿。一些馬共出沒比較猖獗的所謂“黑區”，家裡還不能存放米糧，只能在新村被指定之處煮“大鍋飯”，吃飯時間村民得排隊領取限額的煮熟米飯。

馬共和英殖民地政府的對抗，新村“大檢查”是村民惶恐的時刻。間中有沒有“公報私仇”？很難說。但生命朝不保夕，會是恐懼的理由。一來，政府嚴厲監督村民的生活起居，實施宵禁；另一方面，躲藏在森林裡的馬共也要求村民給予“接濟”。在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懼的鎗火聲中，暗殺、逮捕、示眾，處在兩難之間的新村村民有苦說不出，無辜受陷害與遇難的更是冤屈。向左走、向右走，一路走來，講史實的避忌和歷史的記憶，從一盞煤油燈、膠工的腳踏車、那膠片燻房，到家裡的爐灶、樹膠柴、廁所茅坑，甚至是一口水井，都是生命泉源，有著一段刻骨銘心的故事。

潘婉明在《一個新村，一種華人？》書中指說，新村有兩種“標準圖象”。一種是“殖民論述”下的新村圖像，總是簡化又美化的描繪新村的硬體建置，強調政府的“保護”動機，同時建構一幅“安全”與“便利”的生活願景和“妥善安頓”的人道印象，最後便在“剿共”的合法旗幟下強制行使其新村計劃擬定的措施。然而，另一邊廂，“住民觀點”則提出了他們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達了他們在新村生活中的艱苦、匱乏與不便，甚至於無端被卷入政府與馬共的鬥爭中所缺乏的安全感和無奈。

潘婉明認為，我們固不能抱持“殖民論述”僅突顯“剿共”的績效，也不能一味操作“住民觀點”，無限放大和撫弄過去的傷痛。畢竟新村的圖像不是“一個”刻板圖象所能概括。

我在柔佛的田野調查，搜集遷村與建村的故事，提及古來士乃有個海南港，曾是馬共活躍區。據說當年有兩名政府探測礦物值勤員在海南港被馬共打死，招致英軍的反撲，調動大批軍人在海南港進行焦土政策，強行把村民帶上軍車，放火燒掉海南港所有房子。載上軍車的村民被強行遷移至士乃新村，其中被懷疑是親馬共的部份村民則被關禁在哥打丁宜扣留營，或遣返中國。

這不僅僅是各自表述的“羅生門”。跳開對與錯的思維，只想說，那是冷戰大時代下，偏執兩極意識型態的犧牲品。誠如王潤華〈過溝菜〉詩中所述：

   晚飯時

   一大盤炒熟的蕨菜

   仍然從泥濘般的馬來醬裡伸出手

   高高舉起巨大的問號

   而我們全家人

   在眾多的菜餚中

   最喜愛用筷子夾起問號

   吃進肚子裡

   因為在英國殖民地或日軍佔領時期

   南洋的市鎮和森林裡

   有太多悲劇找不到答案。

而我，已經不想去揣測黃巧力執導電影《新村》被迫重審的命運。畢竟，這年頭，有太多悲劇同樣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