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澄 

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第二大城市美里往峇南(Baram)内陆,开车最快须六七个小时。出发没多久,手机已再没有流动网络讯号。山路巅簸,一路都是扬起的黄沙。沿途但见一辆辆载著在婆罗州树林砍下的原木树干的大货车不时进出,从后望去,树干底均逐一贴上了记认,数十年育成的大树,晃眼成为待加工与贩卖的原材料。据说,从城市往内陆的路都为伐木商而开辟,此前,原住民从村落出城,得徒步走上两天。

外人要进内陆,并不容易。山林高耸延绵,浑然不知身处何方。一行八人,随团的,大多都是来自吉隆坡的大马华人,一心来峇南了解原住民生活与当地的反水坝运动。有团友坦言:“很多大马人从来未踏足过东马,对原住民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是美里市的华人也如是。又遑论甚么水坝问题。”

马来西亚原住民社群占全国人口不过12%,但在砂拉越,他们则占全州人口近半,且世代依靠树林与河流而生。但自70年代末起开进树林里的推土机,彻底动摇这种质朴的传统生活。不少原住民的家园与祖传地被州政府划为伐木区或开发成油棕园,上游自此呈泥黄色,河道污染连带影响原住民的食用水源与捕鱼活动;随著器械声响遍开发区,猎获亦不复以往,不少本靠狩猎维生的原住民,唯有改在林间耕作。

“我们是被迫接受‘文明’生活的。原住民不太懂赚钱,我们本来并不需要。”今年46岁的随行司机Lawai是肯雅族人(Kenyah),亦是当地反水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伐木商势力太大,我们尝试过阻止,都以失败告终。那时我们总算幸运留得住祖传地。但如今随著峇南水坝待建,我们剩下的一切都将告失去。”说到这里他一顿,黝黑的脸微皱,“假如我们真的无力叫停水坝动工,也会不惜抗争到底。我已有心理准备坐牢、甚至流血牺牲。”

拟于明年正式动工的峇南水坝,预计会淹没至少26条原住民村落,届时,Lawai一家五口居于Long San村靠河而建的木屋,将会永远成为回忆。州政府持有的砂拉越能源公司(Sarawak Energy Bhd)则在官方网页如此介绍峇南水坝对当地发展的好处:工程将会带动主要道路建设,为当地社群带来更便利的交通方法、就业机会、更好的居住环境与公共设施。

雨林挽歌,失落的游牧传统

今年七月,有国际科研团队利用卫星数据分析指出,整个马来西亚婆罗洲雨林(包括沙巴州)近八成面积已受林业活动直接影响;而在砂拉越,仅存的完整树林,则只有约3%受法定保护。这片曾在19世纪启发了英国自然学家华莱士(Alfred Wallace)写下传世游记《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以物种多样性和原住民文化闻名世界的古老东方雨林,不过三十年,已然面对几个世纪以来最严峻的人为威胁。

是自然的礼赞,也是东南亚最后的游牧民族──本南族(Penan)的原始生活与古老智慧,共同形塑了婆罗洲雨林的令人神往的魔幻与不可知。但自80年代起,开发商群起侵占原住民的习俗林地,迫使大量本南人以组织拦路行动与司法申诉向推土机顽抗;失去固有家园而被迫定居在开发地段附近的本南人,则持续面对贫穷甚至妇女被伐木工人性侵的问题。

1984年,瑞士籍社运人士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走进树林,与当时尚保留游牧传统的本南人共同生活达六年,期间掌握本南族语言,并以图文记下族人引人入胜的传统与神话。自90年起,曼瑟将本南族捍卫森灵之地的呐喊带到国际,因而被砂州政府驱逐出境,甚至有传当局出动悬赏欲置其死地。2000年,曼瑟自瑞士重返内陆后神秘失踪。翌年9月,《时代周刊》封面的副标题如此道:“曼瑟为保卫雨林,向伐木商宣战。去年他离奇失踪。如今,森林也几近不复返”。

加拿大人类学家维德·戴维斯(Wade Davis)在2009年出版的结集《生命的寻路人》(The Wayfinders)里,惋叹本南族传承几个世纪的独特文化在短短数十年间瓦解:“在1960年,绝大多数的本南族仍以游牧为生。当我在1998年回来做第三度拜访时,可能有一百个家族依旧独自住在森林里。就在一年以前,麦肯锡(注:研究本南族语言的加拿大语言学家)证实最后一批家族已然定居。”

Long Lamai的本南人村长Wilson是家族的第七代,一家都早年受传教影响改信基督教、取洋名,村里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不谙马来语。大概因为年幼已随父辈定居适应现代生活,Wilson对于游牧文化的消逝,未有太多感受。“定居也有好处,一来亲人间更易联系,二来我们也能更清晰地掌握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与保障,要是在游牧的日子,树林之大,确实无从寻访。”

但本南人珍视森林的传统价值,未有随定居而散迭,Wilson一家父辈仍会自小向孩子相授在树林用吹筒打猎的技能,与各种野生植物的食用及药用价值。听著Wilson如数家珍地忆述七代人的家族历史,仍能窥见本南族没有文字的口说传统,如何筑就一个个丰饶鲜活而独树一帜的记忆与想像世界,诉说著另一种生存于天地的典范。

贪腐大白象毁原住民家园

与Long Lamai一山之隔的沙班族(Saban)村落Long Banga,暂时均未受峇南水坝截流直接影响。但Wilson和Long Banga的村民协会副主席Anye都一致坚持反对工程。对他们来说,长年伐木的生态代价已经见底,无法想像水坝对河道与其他村落的进一步破坏。Anye回忆,“从前这里一带山区很通爽,近年却酷热不已。过往旱季河里还有水流,现在只剩泥巴。以前这里有种鱼长如手臂,也有野生水牛,如今我已多年不见它们的踪影。”

伐木与水坝,一定要从砂州首席部长、当地华人称之为“白毛”的泰益·玛目(Taib  Mahmud)谈起。自1981年以来在任以来,泰益积极透过发展木材业、开发油棕园与建造水坝的大型投资项目与家族控制的公司从中图利;去年九月,更有国际组织发表报告,指其家族拥有达210亿美元的资产,冠绝全国。【《当今大马》编按:泰益接受媒体询问时多次否认涉及贪腐指控。】

泰益就任首席部长翌年,即动工建造巴当艾(Batang Ai)中小型水坝。期后不过四年,亦即1986年,砂州正式获大马政府批准修建巴贡(Bakun)大坝,期间曾两度因超支问题两度搁置,直至2003年复建,终在2011年竣工,是为中国三峡工程以外,全亚洲最大的水坝。两个水坝,合共迫迁了逾1万3000名原住民。

为修建巴贡水坝,占整个新加坡面积的雨林从地图上永久消失,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干脆称之为“腐败的纪念碑”。同时,在2008年开始动工的慕仑(Murum)水坝现已接近完工阶段,峇南大型水坝将紧接其后。不过这仅仅是“Sarawak Energy”旗下“再生能源走廊”(SCORE)计划拟修建共十二座水坝的首四座。明显,十二座水坝之多,远超一个州属的实际电力供求,被外界质疑为中饱私囊的大白象项目绝不为过。

曼瑟在世的抗争,没有随他消失于人间而结束。以曼瑟之名成立的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成为了在当地支援反水坝运动、扶助本南族人社区最主要的国际组织,与2011年成立的“拯救河流”(Save Rivers)民间联盟合作在国内外争取支持。

“拯救河流”主席的Peter Kallang是退休工程师,近年积极透过组织抗议、司法申诉与倡议运动,试图逆转峇南内陆的命运。“1998年打后受巴贡水坝影响的原住民,有大半被迁移到企业持有的油棕园一带。这些地区远离公路与树林,令他们难以出城就业或打猎维持生计,加上由于油棕的单一种族对土壤造成破坏,以致他们未能进行耕作,现在,安置区已十室九空。政府当年承诺的合理赔偿至今仍未妥善履行。”

2009年,大马立法规定发展水坝项目要进行社会环境评估(SEIA),确保工程符合国内法规与国际人权标准,但Kallang认为,来到砂州政府之手,甚么法定原则与程序公义,不过空言:“我们的宪法有明文保障原住民的习俗地,但政府视之为无物。慕仑水坝于2008年正式动工时,其环评根本未获批准,整个评估却到2011年才正式公布!现在,峇南水坝工程还在评估阶段,已经有工人赶著为工程取址开路了。”

Kallang相信,国际压力对反水坝运动尤其关键。“除了司法途径,我们其中一个策略是游说主要投资者与银行家不要注资当地的发展项目、助长贪腐与侵权行为,同时向这些海外企业的当国政府施压。年前,州政府将峇南水坝的预期完工日期由2017延至2020,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去争取国际支持。”事实上,民意压力促使其中一个主要投资伙伴、澳洲塔斯曼尼亚州的州营水坝公司“Hydro Tasmania”于去年底宣布于一年内全面撤出砂拉越水坝项目,Kallang视之为小胜。

然而国际团体的声援,同时侧影国内一般民众对反水坝运动的漠视。“城市人对于这种发展模式的遗害仍未有足够了解。但其实他们全都有份承担这笔债务。”笔者却猜想,未说出口的潜台词是:从职场待遇、社会地位到文化身份,原住民本来就是弱势而被歧视的一群。

乡村政治与原住民困境

“九月尾,正当慕仑水坝开始蓄水,已接受安置的本南人前去取回财物,惊觉他们多年居住的长屋已经被烧毁,几只运输与捕鱼用的快艇沉没,怀疑是能源公司的职员所为。同时,他们大多都不同意赔偿安排。十月初,有本南人组织拦路行动被警方拘捕……”Kallang在电邮里跟笔者如此形容当地的最新发展:“另一边厢,峇南地区的居民已陆续收到收地与搬迁通知;几位早前公开反对水坝的村长被解除职务。”

今年五月的马来西亚的世纪选战,令不少港人见识到大马位列全球的贪腐问题与执政党国阵操控选举的龌龊手段。最终变不成天,鉴于反对联盟在东马两州的得票虽有明显进涨,却仍是败在国阵银弹和宣传攻势,与反对派缺乏扎实地区组织的关键上,致令执政党操控内陆乡村政治的窘局无从打破。

本来,所有传统原住民的长屋与村落的村长,都由不成文的村民互选而产生,再由村长委任村民管理该村落。但大约在六七年前,亦即去届大选前,政府开始透过以月支津贴招揽这些村长参与国阵的地区工作。

Lawai说,“他们大多都私下表示反对建水坝,但他们年纪较大,没受过太多教育,河流被破坏了,又无法出城打工,这些钱对他们很重要。”同时,政府“乡村安全与发展委员会”(JKKK)由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变相架空村民原有的自治基础,也令村民难以团结,本来美其名为扶贫的官方单位,成为操控地方政治的工具。

在内陆不少地区,反对党团队连入村开展地区网络已面对阻力,也不用提内陆地区偏远分散,缺乏资源就难以持续组织;要是村长公开支持反对党或有违政府立场,几乎必然面对被中断收入来源甚至革职的下场。

但最有效控制乡村的手段,毕竟就是剥夺原住民的基本权利,让他们长久维持弱势、资讯封锁与难以发声的生存状态。执政者要求原住民接受现代化的“解放”,却无意赋予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平等权利。

在笔者走访过的村落里,受访村民都说,他们是直到年多前,才知道自己身处的内陆要建水坝。同时,大部份村民异口同声,没有身份证,就没有公民权,甚么都无法谈起。

“原住民本有自己的体系。以前我们结婚,甚至不用去城市注册。很多村民当时不知道法例改了,或者因为负担不起长途跋涉到美里市办手续,所以生了小孩,没拿到出生证明。又假如爸爸没有出生证明,他的孩子也就没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Anye说,“但我们世代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长子之前就因没有身份证,申请不到大学。”几经争取,有关部门终于给他们发出了“蓝登记”(代表永久居民),但不知为何,身份证上竟印有“有效日期”。逆来只得顺受。“我没有甚么希望,只愿一切维持现状。”

中国成为全球水坝建设的重要推手

Kallang强调,砂州水坝是国家大事,也是全球议题。这也是笔者远赴峇南走访的初衷。

“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08年发表报告,首次以“新的长城”比喻中国在全球水坝建设的重要角色。

组织指出,截至去年8月,中国政府透过政策推动国企、银行投资水电项目,与及贷款与双边贸易等政策,在全球70多个国家共参与逾300个水坝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近年在东南亚的大型发展活动被批剥削当地资源,因而一直争议不断,2011年,缅甸总统登盛在民意压力下搁置原与中国合建的密松水坝工程便是一例。

其实世界银行为应对国际环团的压力,早在90年代起已经停止资助发展中国家兴建大型水坝,更于97年协助成立“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WCD),厘订各国兴建水坝须遵循保育、利益平衡与尊重原住民权利的原则。但在2007年到2010年间,以业界和投资者为首的水电项目持份者共同推出“水力发电可持续性评估指引”(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HSAP),图以不具约束力的业界内部指引,取代WCD订明的指导性原则。

而数月前,世界银行更宣布将重新资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力发电工程,随后亚洲发展银行亦表示将资助印尼的国营电力公司兴建跨境水电站。促成这个转向的关键语境,是全球减排应对气候危机──水力发电被重新包装成“廉宜”、“清洁”的“再生能源”,成为发达国家与跨国能源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庞大商机。

“国际河流”中国项目总监孟方桦认为企业与政府将水坝说成是“清洁能源”项目属误导:“将河流截停蓄水,必然影响周边生态平衡,导致物种减少。建设水坝过程须用上大量水泥,何来洁净?而且,在砂拉越这类热带雨林建水坝须淹没大量林木,如清理不善,沉积物与之后生长的藻类等有机物腐化期间将会排放大量沼气,同样有份加剧全球升温。”同时,亦有论者警告水库如选址和施工不周,有可能诱发地震。

孟方桦坦言,随著中国成为全球水坝项目的最大推手,反对运动面临另一挑战:“以往世界银行与环团之间尚有商讨空间。现在,不少水坝项目由洽商到融资都仅限政府与政府之间,WCD的监管原则不复见效。”

曾考察峇南计划的内地环保人士赵中则观察到,参与项目的中国企业倾向认为只要通过了环评便合乎法律程序,甚至认为企业协助在安置社区兴建教堂等设施,已尽社会责任。赵中提醒,水坝不过是大兴土木的第一步:“以三峡工程为例,水电站提供的电力,主要为进一步发展重工业而开路。”循此发展轨迹,婆罗洲雨林的前景将更堪忧。

民间力量另觅出路

今年初,政府在Long Banga村口,建起了架空电缆。但Anye说:“电缆建好了,我们还是无电可用。”又一个国阵政府在选后落空的承诺。近年,有民间发起“点亮婆罗洲”(Light Up Borneo)的计划,组织义工自发到内陆偏远社区安装微型水力发电与太阳能装置,所须费用全靠募捐所得;同时,反对派政党亦相继发展地区服务团队,锐意走进内陆。这股民间自助的力量,反证穷乡发展的另翼可能──社区为本、用得其所、减低环境破坏;反水坝无关反发展,而是普世公义。

曾有参与水利工程专业经验、近年积极在香港关注环保与规划议题的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广德,引用国际顾问公司麦肯锡于2010年发表的全球温室气体减量成本效益比较研究指出,在多种以较低成本促成同量减排的可行性中,微型水力发电的效益潜力比发展地热为高,局部推行可能更有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但对企业和政府来说,其他方案的可行性还是取决于投资效益,大水坝毕竟还是较‘划算’。因此,对水坝项目的约束力最终还是来自借贷方。近年,中石油等国企已开始著重海外形象,如反对运动能得到国际广泛支持,外交部自然会衡量得失。”

主修原住民研究的旅台大马社运青年刘华丹,如此观照台马两地的原住民运动:“在台湾,原住民运动搭上80年代的社运风潮,开始了跨越族群、跨城乡与诉求的抗争。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与汉人中心的社会文化均带来了冲击,其中以争取正名与自治、反兰屿核废料与反水库等运动,到发表‘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为核心,长期努力让原住民运动在各个公共领域都得到重大成果。”

刘华丹认为,大马现时原住民运动仍未算成形,主要限制在于原住民仍缺乏宪法地位与主流认同。“现时的归还习俗地与反水坝运动,尚未发展到一个能结合外人积极参与的程度”,相对台湾多个反水坝运动“成功将单一地区的抗争行动提升到居住正义和世代正义的位置”,他认为东马反水坝运动仍要克服地理分散、族群间缺乏团结的困难。最后他不忘补充:“我接触过不少原住民朋友,他们都觉得传统领域是原住民文化复振的重要一环。原住民、土地、森林几乎是一体的。”

后记

没有人知道如何能叫停砂州政府的水坝计划。有民间组织致力连结国际支持,有环团连带呼吁停止食用棕油制品,有此行团友回到城市后组织展览与讲座,教育公众关注原住民困境与雨林生态。

Lawai投身在地抗争,却只觉去路茫茫,村民呼声有如深谷回音,外人的关注影响有限。但访问结束时,他还是嘱咐笔者明年回到峇南,见证原住民抵抗水坝动工。

峇南之行期间,笔者走过树林、山区与河流,尝过原住民采猎所得的山猪肉与野菜,多了一个沙班族人为笔者起的原住民名字;在回到美里的一天,笔者坐小型飞机,自树林的上空鸟瞰。阳光下,云雾在无法目尽的树林上留下倒影,盘桓的峇南河及其川流蜿蜒在苍绿的丛林与湿地之间,高低起伏,遥望但见河流在地平线的尽处犹闪著波光。但紧接而至的,是一大片人工划出的油棕园,与砍伐过后只剩一环又一环黄土的山陵。

此情此景令人怵然之际,竟同样感到一份难以言传的撼动与宽慰──念及本南人的口说传统,有如穿越长夜的秉烛漫行,守护著古老文明深处,个体生命与天地的呼应与共生──森灵冥冥,我们人微,却未必言轻。有灯就有人,把故事说下去,它便不会枯尽。


本文转载自香港《号外》2013年11月号。

(当今大马编辑按:本文有个别词汇根据本地惯用法修改,另有少许删修。)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丰富本土的文化视野,敞开更宽广的区域与全球思考;期待激荡在地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