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电影是讲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新加坡一个家庭小男孩与来自菲律宾伊洛伊洛市女佣的生活故事。这部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

我还没有观赏这部影片，不过倒是对一篇陈哲艺在今年5月获得康城影展金摄影机奖后受访的报导印象深刻。陈哲艺与弟弟回到菲律宾寻找与已经离开他们16年的女佣安娣。

该报导指说，陈哲艺与弟弟一直以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女佣Auntie Terry，在赚钱回到菲律宾后，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不料Auntie Terry其实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她和丈夫衣衫褴褛，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房间，两夫妻甚至因为配不起眼镜，而处于半盲的状态。陈哲艺才发现原来外劳回到母国的生活，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风光。

认为外劳是罪案根源

民众对外劳的印象一般是“制造罪案与社会问题的外来者”。当人们走在外劳聚集的地区，例如巴生总车站时，总是心生恐惧，担忧自身财物与生命的安危。而媒体在报导有关外劳的新闻事件时，经常把他们与社会治安问题挂钩。外劳被描述为是一群打枪、掳劫、诈骗案件的始作俑者，是社会罪案的根源。
    
其实我们对这些与我们在同一个社会生活的外劳社群，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大多数国人会认为外劳在我国淘金（犯案）后，可以赚取丰厚的外币汇及回乡改善生活。然而就如陈哲艺的Auntie Terry一样，不是每位外劳都可以风光回乡；也不是每位外劳都心狠手辣，是制造社会问题的犯罪份子。

村民避免接触外劳

三年前，我在华人新村与外劳社群做研究时，田野观察与访谈让我重新思考外劳与我们社会的关系。
    
我的研究田野是霹雳州的拱桥新村。霹雳州政府在1980年代开启州内的工业化经济后，拱桥新村附近就兴建许多的工厂，而厂方也引进来自印尼、孟加拉、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的劳工。拱桥村民对这些劳工普遍有许多负面印象，包括认为外劳“心肠不好” ——男劳工来是打家劫舍、女劳工则是做不道德交易。

有的村民形容外劳是“乌烟瘴气”的群体，并且导致社会不安。大多数村民都认为外劳是可怕的外来者，虽然大家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尽量避免接触外劳。
    
然而我在访问外劳时，却得到许多不同的资讯。首先，被认为是罪案根源的外劳，其实也深受治安不靖之苦。受访的尼泊尔籍外劳告诉我，他与一些同伴曾经在路上被抢劫及被受伤流血的不幸遭遇。

陷入被污名化的桎梏

其次，外劳本身也陷入被污名化的桎梏里，他们把自己隔离在新村与居民的生活范围之外。一位住在新村里，来自印尼龙目岛的外劳告诉我，他居住两年的时间里，他不认识任何一位村民或邻居。

他说自己也不会主动去认识村民，因为他觉得很malu，他担心村民可能觉得他们是小偷。外劳自我设限的背后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我们不kacau村民，村民也不会kacau我们”。
    
受访的尼泊尔外劳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赚取小孩的教育费。他同时也希望赚钱以便在家乡购买一小片土地耕种。

拱桥新村工业区的外劳生活很简单，他们在附近的夜市场与小商店解决衣食住行的需求。假日时，他们在家弹吉他唱歌或是到较偏远的空旷地方踢足球。即使搭巴士到距离较远的怡保市区，外劳聚集的地点也是当地人较少出现的地方，例如益丰购物广场。一般上外劳每月都会花费较多的金钱购买电话卡，打电话回乡是他们在异国工作的一个精神寄托。

常忘记“外劳也是人”

当我了解到外劳真实的生活情况后，我曾经对他们的误解与恐惧也在慢慢消失当中。外劳群体中固然有犯罪份子，但他们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外劳就和我们一样，都是一群在社会里“搵食”的人。

他们来到异乡与我国许多新村华人到外国跳飞机是一样的，大家都只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下求三餐温饱的普通人。试问如果没有外籍女佣以低廉的薪金，在家（有时甚至全年无休）照顾老人与小孩，双薪家庭生活模式可以继续走下去吗？如果中小企业例如家具业，没有外劳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我国家具业产品的价格是否还具有全球市场竞争力？
    
我们很常忘记“外劳也是人”，也是促进社会运作的重要组成这个重点。很多时候，我们视他们为短暂的过客，认为他们赚完钱就回乡过好日子，忘记他们同样在为我国的经济做出贡献，甚至是被剥削式的贡献。

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在上个月国会下议院的问答环节上指出，我国有10-15%的犯罪案件涉及外劳，可见外劳并不是构成本地罪案的主要群体。

打破刻板印象与迷思
    
媒体的污名化与民众的刻板化印象让外劳备受压力，而政府也是造成这种歧视情况的凶手之一。政府作为引进外劳的推手，却罔顾他们的生活需求，甚至公然轻视他们。

卫生部长苏巴马廉日前就发表“150万名合法外劳享用政府医院的廉价医疗服务，加重卫生部的负担”的言论。言下之意是外劳的生命不等同于国民，他们占了廉价的医疗服务便宜。事实上，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呢？
    
当我们生活在资本家与政府联合压迫劳工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与这群社会弱势的人站在一起，争取劳工应有的权益，例如最低薪金，而不是带着刻板的印象把自己与外劳隔离起来，让政府与大财团可以趁机分化工人力量及压缩工人的劳动条件。

当大家想要到电影院观赏获奖无数的《爸妈不在家》时，我也希望观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心发掘与看待外劳的真实生活。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打破既有的社会刻板印象与迷思，不再让“外劳是治安问题根源”遮蔽住政府与资本压迫工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事实。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