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的校长 文章说： “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

党校姓党，党姓啥？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了一句话：“党校姓党”，简单四个字，可作党校的工作箴言。

　　党校当然姓党，招牌上就写的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恰巧在这个简单不过的问题上，党校一直在出大问题。

　　改革开放后，党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胡耀邦，随后他当上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因为搞资主阶级自由化，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赶下台。他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以党校为平台开始的。他办了一份《理论动态》的简报，别小看了这份《简报》，它可把共产党的传统政治理论掀了个底朝天。最有影响的是，它组织推动了全党、全国，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用这个题目本来是“借题发挥”，口喊着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正确、光辉的革命理论。从“七大”以来就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胡耀邦组织的这场“大讨论”是挖了党的根基。一时，反毛化、非毛化的妖风刮起，要不是黄克诚等一批党的元老、共和国的将军们拍案而起，煞住这股妖风，中国将走向何方!这股流毒，至今还在泛滥。

　　继任的常务副校长，干的比胡校长更“出色”。此人先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属极“左”，听到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两个凡是’不行”。就来了一个大变脸，由极“左”到极右。右到什么地步，要砸共产党的招牌。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说社会主义革命不行了，他写文章与演讲，说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好，中国要走社会民主的道路。不仅在国内鼓吹，还跑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去邀功请赏：先给你们吹个风，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换姓了。

　　他吹的这个风，可不是空穴来风，是实实在在的一股风，一股西风。2001年6月26日，中央核心领导批了一个文件，要大家重新读《共产党宣言》的两篇序言和驻法国的大使馆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批文中说：“现在来看，革命导师对自己的理论从来不抱教条主义态度，总是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和革命的实践的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他们的理论。请速同法国使馆报来的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兴衰的材料，并印发政治局并军委同志阅”。

　　《共产党宣言》的两篇序言和驻法国大使馆的报告有什么关联呢?驻法国大使馆的报告题目是：《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兴与衰的启示》。报告写道：“法共由盛而衰，社会党由弱变强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时代变了”。时代怎样变了呢?法国是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法共搞教条依靠蓝领工人阶级，路子越走越窄，社会党称自己是代表中间阶级利益的，路子越走越宽。

　　总书记批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再读下去，原来社会党是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这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个报告原来是“出口转内销”。两篇序言，也是为了说明“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他们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三个代表》。就是十六大的报告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要重新探讨，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如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社会基础如此扩大之后，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变成无产阶级，反而在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以用共产党的名义来专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无产阶级的党向资产阶级党的转化却在进行中。

　　再下一任的党校常务副校长一上任就接着干。他直接打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一时，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满天飞。和他的前任一样，他也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去邀功请赏，告诉美国人，中国现在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国防大学教授，自称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理论家辛子陵，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长篇论文，由网罗了党中央、国务院退下来的部长们组成的《炎黄春秋》团队大肆宣传，并组团到香港向海外扩大影响。一是由国务院委托原国家发改委主任高尚全主持召开的“新西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气焰，空前嚣张。《会议纪要》认为，中国改革未来的模式，不好说出来，也不能不说，就是台湾模式。《会议纪要》认为，共产党是个非法组织，它的成立，没有注册登记，它的执政，没有通过合法选举。这一言论，是共产党员贺卫方等人提出来的。一批参会的共产党员们还附和地自嘲：“我们都在这个非法组织里生活了几十年啊!”

　　当这个“黑会”曝光后，当人们批判这个黑“会议纪要”后，前国家发改委主任高尚全还振振有词地高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来指责他的“胡说八道”。直到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在上任后，讲了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般指的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知习总是不是针对李锐、高尚全、辛子陵之流讲的。

　　最新一任的校长更时尚，由上一任的民主社会主义跨进到“新自由主义”。他有一段名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这个“原理”，并不属这位自由经济学派校长的发现，而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理论的奠基石━━经济人假设。

　　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共产党人一当上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校长就对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修正斧削，该校党建部主任发表了一篇长文迎接新校长上任。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该文洋洋洒洒，两万余言，其中有一段话管总：

　　“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

　　不用解说，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要再继续革命了，不要再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了，更不要搞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不就是自由主义么!这不就是私有化么!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么!……

　　搞这样的经济，搞这样的政治，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党校讲这种党的建设理论，简直是“开妓院，立牌坊”，难怪人们对党校编了一首“三句半”：

　　远看像座庙，

　　近看是党校。

　　袖珍主义在这里，

　　深造。

　　我有一位老朋友，很聪明，品学兼优，不阿谀，不媚俗，事业有成。因家庭成份高又清高自负，和领导关系不融洽，长期不能入党。只好参加“九三学社”，并成为学社的骨干。改革开放后，科学界的“春天”到来，中央党校开了一个“民主党派”的学习班。领导极力举荐他去接受共产党的培养，机关还为他举行热烈的欢送会。

　　哪知不到一个月，他休学回来了。人们都很诧异、惋惜：“多好的升迁机会啊!”“多好的入党路子啊!”他逢人只是苦苦一笑。我早就戏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以为这一去可以升官入党，荣归故里了。他一休学，简直不可理喻。一天，我请他来我家，提到党校学习之事，他念了一首“打油诗”：

　　党校反党，共产党反共。

　　把社会主义讲死了，

　　把资本主义讲活了；

　　把马克思讲倒了，

　　把撒切尔讲神了。

　　我一听，扑哧一笑，竖起大姆指对他说：“老弟，你真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啊!”论及那些在讲堂上讲课的老师，哪有这般的“布尔什维克”化!

　　“党校姓党”、“军报姓党”?这样的问题，不仅党报有，军报有，在所有的党、政、军、农、工、商、学、文等部门都存在。

　　今年春节，农民工讨薪成了一个大热门话题。去年出了个周秀云事件，今年出了个马永平事件。周秀云因讨薪而被杀，马永平因讨薪受压而杀人。山西警方把周秀云案定性为“由治安冲突引发的伤重致人死亡案”，银川警方把马永平案定性为“公交纵火案”。

　　两个案件，各有一张经典图片，一张是农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抢拍的警察正踩着被他扭断脖子躺在他脚下的周秀云的头发;一张是人们制作的一张招贴画，年轻的银川城市建设者马永平，凝望着欣欣向荣的银川市：“别了，我美丽的银川，我再也不能给你添砖加瓦!”看了真叫人心碎。

　　谁也不把这两个案件看成是一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没有人把它说是资产者对劳动者的镇压，是劳动者对剥削者镇压的反抗。

　　共产党人不应该这样来分析判断吗?

　　忽然，在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是重庆刑警帮农民工讨薪，我眼睛一亮，赶快点击：

　　一辆卸完货的卡车，刚开到工地大门口，就被拦下要求“洗车”，水枪喷了十多秒钟，就要付费几十元，车上下来几个人向他们质问，双方就打了起来了，从工地来了一群打手，抄起钢管，把车上的人打得狼狈而逃，正追赶间，一辆警车开过来，制止了这场伤人事件。这时，又出来一群混混，把刑警围住，接着扭他的胳膊，撕他的警号，这刑警身手不凡，撂倒几个，抓了一个。接着，从工地上又出来一些人，把警车围住，把被抓上车的打手抢走，正在混乱之时，增援的刑警来了，混混们四散而逃，农民工纷纷上前向他们诉苦，刑警当场就立了案，组成了专案组，把工地老板和他雇请的黑社会打手一网打尽，为农民工讨还了积欠的工资……。

　　我怀疑，哪会有这等好警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2011年央视的《今日说法》栏目。再一搜索，领导刑警讨薪的这位警督，因簿案的牵连而自杀了。再一搜索，重庆发生的这样的刑警帮农民工讨薪事件，被列为“文革余孽”。再一搜索，说重庆是“文革余孽”的总理，也为农民工讨过薪。这是2004年也发生在重庆，不过帮农民工讨薪的不是重庆刑警，而是共和国总理。他在重庆三峡库区视察时，访问了一户农民，她叫熊德明。这位农妇斗胆地向总理提到讨薪难的事。这事当天就解决了，村支书记当晚把二千多元欠薪送到熊德明家中，埋怨她不应多嘴生事，还要求她对这事保密。再一搜索，这事并不保密，电视台，报纸都要长篇报道总理帮农民工讨薪的事。再一搜索，因总理为熊德明讨薪成功，乡亲们纷纷上门请她代向总理反映欠薪的事。邻村、邻县、邻市甚至邻省也有人找上门来。熊德明花尽了讨薪所得，甚至贴了老本来招待工友们。丈夫和儿子都被迫重新外出打工，最后，她也门上一把锁，孔雀东南飞了。

　　十二年后，马永平事件发生了，共和国的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办法》。到2020年解决农民工欠薪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到下一个十年，留给下一届政府去解决?为什么重庆刑警讨薪成功不能推广反被斥为“文革余孽”?

　　为资本家打工挣钱，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这般地艰难，这般的血腥和暴力。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机关，还姓党么!还姓共产党么!人民还信共产党么!

　　“春晚”是一年一度的大喜事，却总惹人生怨。去年春晚，唱“英雄赞歌”的女歌手被痛骂，演《红色娘子军》的演员，遭痛批。今年春晚，有意的加了一些红色之要素，但却捅了一个大娄子，猴年不让六小龄童演猴戏，为什么?大不了是对一首诗的忌讳，“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你非妖非雾怕什么?老百姓就是冲着这口气来的。“春晚”后，为“春晚”吐槽的，大多是要出这口气。“歪歌社团”用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曲的调子，填了新词演唱，题目是：“春晚路在何方?”其中一句歌词，击中春晚要害：

　　 到处是歌舞升平，

　　 处处是一片繁华，

　　 多少人间疾苦，

　　 谁来体察？

　　至少，上亿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窘境，应有所反映吧!

　　联想到“星光大道”主持人毕福剑对共产党、解放军、开国领袖的辱骂，《焦点访谈》对周秀云被杀事件的歪曲报道，作为共产党宣传的重要窗口的中央电视台，还姓党吗?还姓共产党吗?

　　“党报姓党”、“军报姓党”……党姓啥?姓“共”不姓“私”;姓“社”不姓“资”;姓“马”不姓“修”。

　　党生乱，中国必生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