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才是硬道理？——大馬政治與經濟理路

種族與宗教政治，是大馬政治的主調；只是，它本身究竟是種終極目的，還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則頗有爭議。

基本上，人類是有所為而為的生靈，他的言行，也多與某種動機或目的相關，如為名、為利、為色、為理念、為好奇、為爭口氣、為報復、為逞威風或什麼的。比方說，在美國，便有人從經濟的角度分析美國憲法，認為這是部由「有產階級」寫成的，含有護衛資產階級利益為目的的憲法；也有人說，美式司法，就如其聯邦法院，是一種旨在于防範普通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反民主多數決」制度設計。

巫統權爭只為利益

就大馬來說，就如印度的「種姓政治」（Caste Politics）一樣，是大馬的種族主義，也是種爭取實際利益的工具。以五一三事件為例，有人便從階級分析切入探討五一三。敦拉薩政權，也是開宗明義表明，其起因在于，馬來人不滿其當時的社會經濟地位。

據此，便出台了旨在糾正族際經濟不平等的新經濟政策，如要把1970年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從外資占63.3%，土著占2.4%，其他大馬人占34.3%，改變為1990年的外資占30%，土著占30%，其他大馬人占40%的結構。可見，對不少非馬來人而言，新經濟政策是個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政策工具；只是，政府則說，這是為了實現國民團結與種族和諧的必要手段。

美國黑人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具有右翼傾向）便認為，美國、大馬、印度等國的扶弱濟貧政策，常淪為既得利益者的謀利工具。當然，肯定這些政策的人也不少。就大馬來說，1980年代后，新經濟政策的確也有被少數既得利益者騎劫的現象，它不但致成了金錢政治，也激化了巫統的權爭。1987年以馬哈迪為首的巫統A隊及以拉沙里為首的B隊的權爭，顯然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而純粹是利益爭奪戰。

表現影響政權成敗

從經濟增長與選舉成績的角度看，兩者間的關係，也是有高度的相關性。在政治學裡，這還有個名詞，稱為「政績正當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也就是，政權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表現。表現好，政權便得以延續；表現壞，政權便受到威脅。這也是何以，政治經濟學裡有「政治性經濟周期」的說法。這個用語是說，在接近大選期，政府會擴大支出，刺激景氣，讓人有美好感覺之體驗，進而投執政黨一票，而選后經濟又掉入不景氣中。長遠來說，這就致成了長年的赤字與總債務。不僅后進國如此，先進國也概莫能外。

就個案來說，在1990年大選，當年許多大馬人看好四六精神黨主導的反陣聲勢頗為浩大，可最終成績則是，國陣贏了180席中的127席（國會得票率51.9%）；其中，巫統贏了71席，而四六精神則僅得8席（得票率14.4%，比巫統的29.9%少）。

此種情況的主因之一是，在1980年代后期，巫統放寬新經策的約束，經濟表現轉佳，經濟增長率高達9%。同理，1995年，國陣大勝，也與高增長相關，1995年增長率為9.8%。2004年，增長率為6.8%，雖不算高速，卻因阿都拉巴達威上台的「新首相效應」而大勝。

只是，進入308與505兩屆大選，經濟增長率個別低至2008年的4.6%與2013年的4.7%。不僅增長率低，還碰上高油價引發的高通膨，成了使國陣失去2/3優勢的主因。

當然一個政權得不得民心，因素複雜，惟民生好壞，則是關鍵因素。特別是對馬來人而言，它不但會引發民間不滿，還會加劇族群內與政黨內的鬥爭。對普羅馬來人而言，所謂制衡政府，否決2/3，改朝換代，並不具特別的吸引力，這主要是華人的觀念。

對馬來人而言，民生才是硬道理。只有相對少數的馬來精英與知識份子，才會認真對待權力會腐化人心的作用，以及認識到權力精英用種族主義來模糊內部階級分化的動機。

畢竟，以權謀私是快速致富之道。這裡也突顯了，馬來社會具有較強的由貴而富的傾向，而華人則較傾向由富而貴的傾向。當然，這均與大馬的政治經濟生態與歷史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