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探史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乌有之乡，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二节 在砂盟领导下的砂拉越革命斗争(1953-1962年)

　　(一)学运的开展

　　盟成立之后，就很明确的把工作重点放在学运，争取最先突破学运，培养干部，然后广泛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

　　在当时，学运工作者，利用传阅和学习进步书刊,补习功课,康乐与文娱活动，召开各种纪念会，以及集体旅行等等，以动员、团结和教育学生群众。而反动当局是利用反动教师、校特监视、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甚至开除进步学生，以打击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盟的领导和推动下，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爆发了学潮,简称3.30罢课斗争。这个学生斗争的导火线是反对先生的不合理教学法，实质是反对英殖民地政府的不合理教育制度。这个斗争得到了全校约一千多名学生的绝大部分的坚决参加，并终于在坚持长期罢课的斗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个斗争的胜利的教育和鼓舞下，美里的美中、泗里街的华侨中学、诗巫的卫理中学和中华中学，为了维护华文教育都曾先后发生过学潮或开展罢课斗争，在砂拉越广泛的掀起一次学生斗争的高潮。

　　当时第一、三、四省学运的开展，有力的教育了社会各方面的群众，有力的维护华文教育，大量的培养出革命干部(特别3.30斗争所产生的干部，为非武装和武装斗争打下了干部的基础)和广泛开展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

　　(二)工运的开展

　　文铭权大概于1955年派出刘子金、刘顺胜和蔡炳兴开展古晋工运。蔡曾担任在晋职工会座办，并于1956年前后被驱逐出境。后来还不断从学运派干部支援工运，使工作得到有效的开展。1957年，林和贵才接替文对工运的领导。盟派出的干部，首先帮助原有的工会整顿会务和加强活动，为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带薪假日，开展福利工作(如修建屋子,协办红白事等等)，开办工人夜校，开展文娱活动，以及组织学习革命书籍等等。很快的把当时古晋的职工会搞得有声有色。随后诗巫、泗里街和美里等城市都纷纷起来组织各行业公会,其中古晋和诗巫的公会发展得最快最好。古晋的工运还成功的组织了砂拉越第一省总工会和创办了工团夜校，诗巫申办工团夜校却被拒绝。对於处理劳部纠纷时，提出“劳资两利”的方针，既照顾了工人的利益，也不影响同资产阶级反殖、争取独立的统战关系。第一省的总工会和第三省的诗巫各业职工会还曾先后领导工人进行两次的罢工斗争。当工运蓬勃发展的时后近万名的各业工人被组织起来，即使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是多数同情支持革命的。当工运发展到高潮时，工人要求组织砂拉越总公会，但为英殖民地政府无理拒绝。这时的工人领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发展起来的工运，形成了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但很大的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很大的促进了工人的团结，提高了工人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还有力的促进了各方面革命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力的推动了当时公开政党工作的开展，并为盟培养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干部，提高了盟的组织素质，加强了盟的战斗力。

　　(三)农运的开展

　　农运是随着学运和工运之后而开展，10.29学生罢课之后，有更多离校生到农村当教师或参加生产。3.30罢课期间，有罢课学生突击下乡劳动;罢课之后，也有进步学生到农村当教师或参加生产。以上这些人在农村的活动，都播下革命的种子，为农运广泛发展奠下了基础。从1958年开始，盟就从学运派更多干部下乡宣传，召开群众政治座谈会,得到了好大部分农民群众的热心参加，并积极培养农民干部。1959年，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成立，更是有力的推动了农运的开展。公开政党成立之后，农民更不怕政治，而且还积极的参加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动。盟利用公开政党的形式开展农运工作，它也及时把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政治教育,很快就培养出干部和打下初步的农运基础。当农运发展到高潮时，盟发动农民向反动派要求组织砂拉越农民协会，但屡遭无理拒绝,所以被迫于1961年6月18日组织秘密的农民协会，也出版了《农民报》。秘密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农民群众得到新的斗争鼓舞，华族农民广泛和热烈的参加了农民协会。少部分伊班族农民也参加了协会。农民协会在砂拉越发展到最顶峰时，大约有三万多名会员,华族农村几乎每一坡都有革命活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有的一家就有几个参加。农村的确是革命的天下。农运的广泛开展，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它特别是为以后革命的退却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人力物力和广阔的回旋余地。

　　(四)民族工作的开展

　　砂拉越是多元民族之邦，有伊班族、比达友族、马来族、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普南族等等民族，不只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当时人口中的95%以上是农民，居住在最广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砂拉越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民族农民问题。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任何单一民族要解决砂拉越革命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发挥最大的斗争力量，才能根本上解决砂拉越的革命问题，砂拉越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华族，然而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解放砂拉越的各民族，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是不分种族的。我们以实际行动，最忠实而坚定的为这一崇高的宗旨而奋斗。

　　盟一向来重视开展达雅民族工作，并把它看作关系革命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早在1958年，盟中央还成立了以文铭权为首的包括黄纪作、叶存厚和雷皓莹四人组成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族工作。在汶莱12.8事件之前，黄纪作、雷皓莹等几个人还走了几天到第二省印尼边界一带，沿途对达雅民族状况进行了一般调查与了解。1959年，又建立了以郭伟忠为首的包括张本仁、雷皓莹、刘子金和陈金美。

　　由于历史原因，加予英殖民主义者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阴险政策，使得各土著民族不但经济和文化落后，而且使各民族之间产生彼此隔阂，甚至导致民族之间呈现紧张的局面，因而使民族问题显得格外复杂，民族工作道路格外艰巨和曲折。

　　盟采用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开展民族工作。首先采用秘密的工作形式，而且从深入的伊班族和比达友区族开始，为以后的革命退路和可能开展的武装斗争创设了条件。

　　1959年，盟开始秘密挑选和训练民族工作干部。训练内容包括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民族语言以及生活技能(包括学习理发、修手表和普通医疗)等等。

　　1959年，盟开始秘密的派出民族工作干部到各省开展秘密的民族工作。第一省方面，先后有二十几位民族干部，到古晋县的安拔梯头和巴打旺，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以及石隆门和伦乐县等地区的长屋去开展那里的达雅族工作。

　　1959年中，有一批民族工作干部在邱亚陶的领导下，从第一省来到第三省，与第三省的民族干部结合，先后有20多位民族干部被派到桑地区的乌鲁卡地巴斯，以及如楼、民丹和泗里街等地，也有少数派往混合区开展伊班民族工作。在利用人联党公开活动期间，在拉让江流域各主要的河流都有派公开的民族宣传员保持经常的宣传工作，同时也派有个别秘密工作组在各主要的河流进行活动。伊干江、乌驿河和沐胶河也有派出干部开展民族工作。

　　1959年，第二届以郭卫忠为首的盟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还派刘紫金去领导第四省的秘密民族工作。当时也有10多位同志接受了这项任务，其中张伟淼、张子游和蔡慧珠等开展巴南河支流丁渣一带工作;庄金明、沈耀辉、张雪梅等在巴南河另一支流杜多河一带工作。稍后，彭庚长、沈耀辉带林振基与张燕辉去第五省开展民族工作。

　　1961年，砂盟也派出李洪彬、郭楚然和温贤定等一批民族干部，去开展英吉里利、乌鲁巴丹艾、龙牙、丰洛和板督等的民族工作。

　　1962年2月，盟派彭庚长和张燕辉到林梦河上游拉卜一带，该地区是以姆禄族为主及部分伊班族的地区进行工作。经过四个多月的活动和调查之后，他们认为要开展民族工作，应首先从华区和混合区搞起，然后逐步深入，而不是一下子就深入到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民族区去搞。

　　当年的民族干部对伊班或比达友族大都只有理论上的一些认识，绝大部分民族干部的民族语言初时不会听，也不会讲。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却毅然离开从未离开过的家乡，到那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不少同志由于水土不合而生病，还有个别同志病逝长屋。

　　为了不暴露身份和政治目的，到长屋去的民族干部多以找职业为藉口，而多数同志是从事割树胶，有少数以做生意为掩饰。有的同志就住在长屋，有的住在群众树胶芭的茅屋。平时除了割树胶，就尽量多跟群众一起学语言，帮群众做些家务或者义务劳动等，以便跟群众打好关系，争取在群众中树立好的形象。后来有的同志还给土著群众做义子，个别同志还娶土著女子为妻。

　　为了和土著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跟群众生活一起时要表现得越土著化越好，用手抓饭吃不必说，就连土著用腐烂的鱼或肉类制成的又黑又臭的一种叫“肉骨”的，也硬着头皮照吃。有个别同志始终不适应那种生活环境，而反复生病，不得不安排撤回华区工作。

　　这个时期，开展民族工作(主要是达雅族工作)的重点放在深入地区，对工作者不但困难多，难度和挑战大，也难於取得大的成绩。但还是为1963和1968年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以及为以后马印边区和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创设了方便与条件。

　　(五)维护华文教育斗争的开展

　　1956年盟领导和推动了砂拉越轰轰烈烈的反对白皮书斗争,拒绝接受反动当局对华校的津贴，以免上当受骗。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但在学生中做了广泛深入的教育，还派出学生干部下乡进行广泛的宣传，去争取校董和各界社会人士的支持。虽然这个斗争最后以一票之差通过了接受津贴，后来反动派更于1958年对华文中学提出十年改制计划，使华文中学变质，盟也坚决号召群众起来斗争。这些斗争，有效的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打击了敌人的反动动教育政策，维护了华文教育，也提高了盟的威信。

　　(六)砂拉越自治独立运动的开展

　　尽管在盟的有力领导和推动下，砂拉越的学运、工运、农运和民族工作等都有不断发展，盟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砂拉越的革命运动已创造了更可靠基础和动力。然而砂拉越的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与当时亚、非、拉人民已经掀起的反帝反殖斗争热潮相比，还显得落后。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华族农民)还普遍的不关心和害怕政治。

　　怎样打破这种局面?盟认为，不应仅仅限于主要采取秘密非法形式动员和组织学生、农民和工人，而应进一步更有效的发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各民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组成这样的统一战线.并且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于是盟1957年决定推动组织公开政党。

　　在盟决定推动组织公开政党之前，古晋的上层份子(主要是商人)，他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亚非拉争取独立运动高涨和联合国通过60年代初在世界上最后结束殖民统治决议的鼓舞下，曾经在古晋最著名商人黄庆昌的家开会，商讨在砂拉越组织公开政党，争取自治独立的可能性,但与会上层人士多数认为时机还未成熟。

　　可是盟在推动组织公开政党之前，已为以后组成的公开政党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包括工、农、学和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在秘密方面有文铭权的领导和推动，在公开方面有田绍熙在中上层的穿针引线，在上层方面又有王其辉和杨国斯的积极响应，所以很顺利的组成了砂拉越第一个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并强有力的发出争取自治独立的号召。

　　为了组织公开政党，盟的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和黄纪作亲自加入人民联合党。文铭权还担任中央常委的宣教秘书、黄纪作负责中央常委的组织部工作，其余中央常委的人员也大多数是倾向盟政策的人士，因此盟对人联党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几乎完全控制了党的上层组织和整个党。

　　在盟的积极推动下，砂拉越各地很快的都成立了人联党的支分部。盟在各地的干部和活动份子也都纷纷加入人联党，担任各支、分部的重要职务，诸如秘书，组织秘书，宣教秘书，以及执行秘书和受薪职员，其他主席和副主席等，也多由倾向盟的人士担任。因此，在盟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干部的积极配合下,最初几年，盟能充分利用人联党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条件，有效的开展各方面的工作，诸如通过创办人联党报或者发传单，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教育和号召，公开举办各种形式的集会和干部培训班，还可以公开的去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通过人联党大力的开展达雅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工作，以及广泛的开展华族农村工作，取得了凸显的成绩。从此，砂拉越人民不关心和害怕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了。人联党发展到高峰时，华族的大部分都积极支持人联党，同时也得到相当部分达雅族(约占党员的35%)和少部分马来族和少数加央等民族的积极支持。人联党从成立以后，仅在3年多极短时间，就发展壮大成为一支砂拉越最强大的、有组织纪律的政党,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最有群众基础的阶级与民族的政治联盟。人联党仅成立3年(1959-1962年)党员由发起人30多人发展到35,000多人，支分部也发展到50多个。如果不是统治者的恣意镇压,人联党必定得到更快的发展。可以说，盟领导的公开的各民族各阶级组成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并有力的推动了砂拉越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由于盟不但利用公开合法政党去发动和宣传群众，而且同时它也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工作，尤其重视发觉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特别的教育，将之培养成为有较高政治思想觉悟的盟的干部。因此，盟不但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还壮大和巩固了盟自身的组织，为后来发动武装斗争创设了有利条件。

　　实践证明，盟的“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革命组织的力量”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七)反大马运动的开展

　　英殖民主义在当时东南亚(尤其是印支三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浪潮和印度尼西亚民族斗争高涨的冲击下，为了延慢它在星、马和北婆三邦的殖民统治，而提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以实行新的殖民统治。

　　1961年5月27日，英帝通过马来亚伪首相拉赫曼，在新加坡公开发表了组织“马来西亚”的主张。这一主张发表后，星马和北加的进步人士立即看出这是新殖民地统治形式,并遭到强烈的反对。当时星马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汶莱的人民党，沙巴的沙巴联盟都反对马来西亚的主张。这时三邦公开政党的领袖，同时也提出先让三邦独立,然后才考虑是否加入大马,但是遭到英帝的拒绝。

　　盟当时提出了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任务，并领导和大力的推动砂拉越的反马斗争，同时与北加、星、马的反马力量取得联系，无形中形成了反马的统一战线。1962年12月8日，汶莱反马武装起义之后，英帝为了确保在既定的时间内成立大马，以逼迫左派离开当时的群众政治运动主流，以便扶持右派代理人上台执政，所以英帝对砂拉越反马力量实行了大逮捕和残酷的镇压，革命形势起了突变。

　　(八)出版与宣传工作的开展

　　要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思觉悟和工作能力,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教育，也是一种好的形式和办法。

　　要唤醒与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为民族解放，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进行政治宣传，制造革命舆论。我们的盟主席文铭权，他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初期，就充分重视和紧抓住这一重要环节。早在1956年8月1日，他以非凡的毅力与才智，排除了各种困难，团结和依靠各界群众的力量，成功地创办了公开进步报纸《新闻报》。《新闻报》是革命的工具，它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和一切反人民的政策、措施，从而唤醒广大人民为正义、为自由、为自身利益而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它也是人民的喉舌，它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它反映人民的呼声，道出人民的心声，为争取和捍卫人民自身利益而斗争;它又是同世界人民联系的纽带。我们把本国统治集团的一切反革命人民的罪恶行经向外揭露，也把广大人民反剥削及压迫的英勇斗争向全世界报导;我们也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动态和事迹介绍给本国人民，提高人民的视野与见闻，激发人民的斗志。这样，在思想意识上，把我们北加革命人民的斗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新闻报》每天发行近3千份，遍及砂拉越5个省份，也发行到邻国，在早期它成了在砂拉越的进步人士中最享有声誉和最喜闻乐见的一份好报纸。创办《新闻报》和婆罗洲印务社的工作，对唤醒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对革命组织建设和公开统一战线工作，都起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的作用。

　　盟还通过其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联合党，于1960年1月15日创办了用中、英、伊、巫四种文字出版的该党机关报《团结报》。1961年9月第一省职工总会还出版了机关报《响导》。

　　盟还于1960年4月25日在诗巫推动出版了明显的以进步姿态出现的日报-《民众报》，以及又于1961年2月11日在美里推动创办了《砂民日报》。

　　除了公开报刊之外，盟成立后，首先创办了秘密的机关刊物《民主》(1954-1959年)，后来改为《民族独立》对盟员进行教育。

　　盟的各省级单位机关，也都创办各自的秘密刊物，以及因时因地，根据需要翻印各种革命书籍和印发传单，以及各种小册子等，对内部成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第一省地下创办了省委机关报-《工农报》供干部学习的。用航空兰纸写的、封面用黄皮纸装的《学习报》。除外，第一省还出版了农会机关报-《劳动报》和北盟机关报-《解放报》。后期还出版发行《新闻简报》。

　　在第三省方面，早在1961年5月1日地下组织创办了《群众报》(1977年9月19日停刊，共出版113期，后为《人民军报》所取代。同时，还出版供干部学习的《挺进报》。

　　第四省地下后期出版过《黎明》和《曙光》。

　　在这个革命斗争时期，各方面工作能够得到迅速和广泛的开展，除了有利的国内形势的带动之外，盟的通过着重搞好学运带动全局和组织公开政党促进政治斗争形势发展的两项革命总务方针,也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