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李殿仁中将

•霍文琦•　

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都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微博战也属于“三战”范畴。微博的大量运用带来了许多新的安全问题，涉及的国家安全范围比传统领域大大拓展，防范难度空前增大，并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式。可以说，以国防安全为重点的新的较量已经在微博等新兴媒体上全面展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我国文化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八大报告也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网络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网络思想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

微博作为重要的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窗口，汇集了各种思想和思潮。如何甄别信息、厘清思想、引导思潮，需要我们客观、科学、深入地进行研究。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将李殿仁。

谨防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

《中国社会科学报》：微博是重要的网络舆情集散地，您如何看待它在舆论方面的影响力？

李殿仁：微博的爆发式流行开启了一个新媒体时代。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信息要经过采访、核实、编辑、审核等多道关口，时效性相对较差，信息量也相对有限。微博普及后，“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和全覆盖。调查显示，73%的博主把微博视为最重要的新闻、消息来源，94%的人认为微博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微博用户中，18—30岁的用户超过67%，这其中，大学本科以上用户占63%。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依托媒体。微博影响如此之大，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重视的新阵地。

微博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同步性、互动性、匿名性，在充分尊重普通人的表达权、自主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第一时间传递信息、传播思想、交流观点、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监督社会、守望文化、记录生活等方面，都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它对舆论引导的影响力、渗透力也日益增强，向思想理论、社会政治等深度渗透，深深地影响着意识形态，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政治景观，如“微政治”、“微革命”等。

但正如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两面性一样，如果微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甚至进行网络颠覆活动，微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阵地，对于国家政权安全、国防安全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已成为与敌对势力较量的网络战场。

值得注意的三股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微博这一思想新阵地，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有哪些思潮值得注意？

李殿仁：微博已成为极端及反体制言论的集散地，各种势力尤其是敌对势力已经把渗透的重心和重点放在网络媒体特别是微博上。

对微博作为意识形态新阵地的重视程度，某些势力比我们敏感。各种社会思潮借微博持续发声，影响力由学术界向一般公众扩散；一些所谓“魅力型”意见领袖，更是把微博当作另一个思想阵地，煽动网络上的群体暴动、威胁和报复。

有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

二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目前最鲜明的主张是私有化。鼓吹“市场万能论”者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的人则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学者也在微博上常年鼓吹“金融自由化、国企民营化、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可以保证中国再享改革红利至少20年。他们的粉丝非常多，影响也很大。

三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些所谓意见领袖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用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和敌对势力杜撰的“解密材料”，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丑化、贬损党的领袖，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以及“两会”召开前后，上述思潮在微博上尤其活跃，试图左右舆论走向。微博这种“微政治”现象有日益蔓延的趋势，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报》：网络攻防战是现代战争一个重要形式，而微博战又是网络战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微博对国防安全是否存在影响？

李殿仁：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都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微博战也属于“三战”范畴。微博的大量运用带来了许多新的安全问题，涉及的国家安全范围比传统领域大大拓展，防范难度空前增大，并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式。可以说，以国防安全为重点的新的较量已经在微博等新兴媒体上全面展开。

特别要注意的是，微博已成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重要战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曾露骨地宣称，“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运用，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政治打击，推行其自由价值观、话语权，神化西方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阴谋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

在2009年伊朗大选、利比亚冲突以及叙利亚冲突中，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利用推特等微博平台散播了许多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疯狂抹黑对手，以达到自身的政治、军事目的。2011年初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及随后引发的北非、中东大乱局，是西方这一新型“战争手段”效果的一次经典体现，也预示着西方敌对势力今后可能会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地运用这种手段。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在我国鱼龙混杂的微博舆论场中，既有为西方代言的“精英”，也有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身影，还有来历不明的“异见分子”。热闹表象的背后，情况十分复杂严峻。可以说，微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开展舆论战的重要利器。

掌握舆论动态传递正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您对网络安全及微博管理有什么建议？

李殿仁：国防安全既有有形战场，也有无形战线。因势利导管好用好微博这个新兴媒体，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第一，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要有紧迫感。对于微博这个新兴媒体，当前许多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还习惯于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体、电视、广播来获取信息、传递声音，不主动接触和了解微博。一些理论工作者习惯于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在报刊上发表长篇论文，对最新的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动态不闻不问，这不利于开展富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工作。

现在许多所谓自由派学者、各种错误思潮的头面人物都开了微博，并聚集了大量拥护者。我认为，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不能在微博这个阵地上失声、缺位、没有话语权，必须充分关注这个阵地，进入这个阵地，经营这个阵地。我们现在倡导理论工作者要“接地气”，要“转文风”，我认为，在微博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就是“接地气”、“转文风”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深入到微博用户这个日益庞大的、正在成长的年轻知识分子群体中去，第一时间掌握思想舆论动态，加强主流舆论传播，积极传递正能量，果断处理和有效应对反动言论和信息，积极引导公众舆论，增强网络时代思想理论建设的实际效果。

第二，要十分重视对微博的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到微博思想舆论引导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应对网民质疑和开展社会舆论斗争的能力，以积极有为的心态和持久的耐心做好微博舆论引导工作。要加强对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切实了解网络舆论环境，把握微博特点，掌握微博语言，熟悉新生代网民的心态和喜好，真正把微博这个工具使用好，不断壮大正面力量，拓展发言空间。

第三，要切实加强微博舆论引导和管控。要从国家层面强化对微博的制度监管，从信息审查过滤、责任倒查机制、网络道德等方面完善监控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强化监管。要整合现有国家机关、国防和军队的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微博等资源，有计划、有重点地利用微博搞好广泛的正面宣传，从政策规定、新闻内容、物质条件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对相关个人微博搞好培训引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强管控并不是管死，更不是限制群众正常使用微博，我们要限制和防范的只是少数别有用心者。对散布谣言、反体制言论者要严肃查处，协调国家执法力量严格执法，确保微博意识形态总体上的正确性。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霍文琦• 整理

美国

美国对互联网的管理，长期以来实行法制约束下的自律理念，先后出台了130多项涉及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相关法规数量居世界首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谢新洲撰文指出：“虽然美国对于互联网一贯倡导‘少干预，重自律’的最低干预原则，但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加强了相关法律的制定，另一方面，还加大了公权直接干预的力度，特别是近年出台的很多法律也赋予政府部门更多的监管互联网的权力。”他表示，在执行层面，美国多个国家部门都“领受”了监管网络信息的重任：跨国网络监管和网络安全合作由国务院牵头；军事领域的网络安全由国防部负责；外来网络安全威胁评估由中央情报局归管；对网络犯罪的调查和起诉则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职责范围；信息通讯安全由国土安全部负责。随着社交网络发展迅速，美国国家安全部已经开始起草监控“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政策。从2010年6月起，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布在各地的指挥中心已开始执行“社交网络／媒体能力”项目，对网络上公共论坛、博客、留言板等进行常规监控，诸多知名社交媒体及众多热门博客均在监控名单中。

韩国

韩国政府2002年开始提出网络实名制问题。2005年，韩国接连发生一系列“网络暴力”事件，促使韩国政府下决心将网络实名制付诸实施。2005年7月，“林秀卿事件”让韩国网民意识到法律在网络世界存在的必要性，也最终促成韩国官方和民间共同关注网络实名制问题。在召集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等各界人士进行充分讨论后，韩国政府于2005年10月决定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2006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关于网络实名制的法律。目前，韩国日均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的100多个主要网站都实行实名制，网民个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后，才能在这些网站留言、发布照片和视频。

欧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薛国林撰文介绍，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等都使用微博，各国领导人利用微博树立国际形象、与选民互动逐渐成为政界新时尚。微博等“第四媒体”如同其他传统媒体一样，成为国际政要宣扬党派理念、国家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扬声器。英国政府早在2009年就出版了20页的“Twitter使用指南”，详细地指导政务大臣如何更好地使用“Twitter”，并且要求内阁大臣每天至少半小时发布一次微博。政务职能部门开设微博主动发布信息，公众可以很方便地了解到部门动态和政策动向，并可以留言和评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由政府主导传递信息的舆论场，把握主动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使互联网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08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加强互联网安全的一揽子计划，在4年内投入1.25亿澳元，旨在防范网络不良信息对个人隐私、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实施互联网强制过滤计划。澳联邦政府决定将广播管制局和电信管制局合并，于2005年7月1日成立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负责整个澳大利亚的互联网管理工作，并在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设有办事处，已有690人的管理队伍，还组成了一个管理委员会。 澳大利亚制定的有关涉及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及标准由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行业机构和消费者共同制定。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1期，摘自2013年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