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已故原印尼泗水翁其金先生，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追述他同泗水、玛琅等东爪哇华侨文化界知名人士，社会、政治活动家被荷印殖民当局无理逮捕，由1948年10月14日至1950年1月7日整整15个月关押在集中营，为争取自由、人权而抗争的全过程。

 

 

集中营的生活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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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8日   翁其金 遗作

 

供稿者言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然而荷兰殖民主义者仍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妄图把年轻共和国扼死在摇篮里。他们施尽阴谋诡计，连串发动政治逮捕和军事行动，进行疯狂反扑。本文作者系已故原印度尼西亚泗水服务中学校长、华侨教育家翁其金先生，就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追述他同泗水、玛琅等东爪哇华侨文化界知名人士，社会、政治活动家被荷印殖民当局无理逮捕，由1948年10月14日至1950年1月7日整整15个月关押在集中营，为争取自由、人权而抗争的全过程。

严峻的现实，使翁其金先生等人理智地思悟人生。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坚实的现实根基上。为了争取自由、平等、进步和人权，他们鼓足了勇气，坚定了信念，不怖不懈地斗争，向着光明前程走去。他用直白的语言形式，渲露真情，让我们读后引起心灵的共振。文章跌宕有致，自然流畅，轻重环节安排合理，写得恰到好处，绝无肤浅和蛇足。由于是作者亲身经历，因此具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本文对研究泗水（东爪畦）华侨历史深具史料价值，并且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翁其金先生及文中谈及的数十位侨界仁人志士，虽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学养毅力、人格品德之高尚；他们为自由、进步、平等、人权和光明之信念；他们为中印两族人民团结友爱之真诚；他们热爱祖国和印度尼西亚故乡之赤心，永远是我们后辈的楷模。其精神将与世长存。

苏允岱

2013年3月8日 于香港

（一） 大搜捕

这是发生在40年前的往事，但它并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1948年10月14日的清晨，一群全副武装的荷印军警，包围了我们在“西曼街”的住宅，如临大敌。两个军警进入寝室，检查我们夫妇的外侨居留证（王字）。核对后，就把它们塞进一个绿色的军用袋里。那个懂得中文的华裔军警，就坐在我们写字台旁，翻阅案头所有的书籍、笔记、信件等；他认为他需要的，都把它们装进两个大军用袋里。甚至在我的一本文学参考书中，发现的一张高尔基的木刻画像，他以为是斯大林像，也把它放进袋里去。我告诉他，那是俄国伟大的文豪马克辛姆•高尔基（MAXIM GORKY），他却用闽南语无限感慨重复地说：“踏车，踏车”（读书，读书）。他也许认为，我们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去干“匪徒”工作，因此，为我们感到不胜惋惜吧！

那个曹长模样的高个子荷兰兵，也挥动手中挚着的冲锋枪，示意我把衣橱门打开。当我打开衣橱门时，他一眼瞥见，橱里堆放着几万盾荷印纸币，就以惊奇的眼光瞪着我。我深恐他误会，以为是我才领到的“卢布津贴”，便用印度尼西亚语跟他解释，“那是我的岳父寄放在这里做生意的钱”。未知他是否听懂。又挥动一下握枪的手，示意我把橱门关上。俗语说“贼过如蓖，兵过如洗”。这位荷兰兵曹长见钱无动于衷，连动也不动它一下，这一点，也许是西方民族令人可敬之处吧！也许是因为橱里的这一堆钱吧！这位荷兰曹长的情绪已没有先前的紧张，也许他相信我们不是深恶痛绝的“匪徒”，因此，就在卧房随便搜索一遍，就命令我们夫妇更衣跟着他们走！

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们早已意识到即将面对的问题。只是临走时，我们俩的目光都不约而同的依依不舍地凝视着仍在酣睡的14个月的骅儿。这时，我们已育有一女一男，苹儿已三岁，同我的双亲住在“义里巷”。为了“卷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广阔的地方去”，我俩遂毅然决然地跨上了停放在大门口的美制军用大卡车。

军车开动时，天色已大白，它径直地向泗水南区疾驰。“泗水”，这印度尼西亚第二大都市，已从昨夜沉睡中苏醒。道路上的行人，车辆熙熙攘攘。但这时，我们并没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一带街市的风光。不久，军车遽而在加利亚新街第二警务署的一栋古老小洋房前刹住，两个军警引领我们走进面积不大的办公室，把我们交给值班的警官。这个警官命令我们把身边所携带的东西都掏出放在办公桌上，甚至裤带鞋带都不准用，然后把我们安置在后面的拘留所里。

这个拘留所一排有5个小室，我和妻子被分配在两端的第一与第五小室。这里原来都住满了拘留犯，当我们进来时，那个警官把他们都集中在第三小室。片刻，老苏、老周、小林也相继被押进来，分别扣留在第二、第四与第五小室。我和老苏都独居一室，只有小林和我的妻子合住在第五小室。

警察出去了，我们彼此都急着探询被搜捕的情况。我们推断今晨的搜捕面一定很广。

这座拘留所的墙壁全是漆黑色的，每个小室都装置铁闸门。小室的面积约三平方米，内有一张泥砖砌成的斜床，犹如中国北方的炕。室内既无窗户，也无灯光，阴森可怖。

中午有人送饭来，每人分到一小撮，我们五人拒绝进食，抗议饭量太少，警署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因为，在荷军占领区的拘留犯，谁敢绝食。起初，一个荷兰老警官还在冷嘲热讽，但到了下午三点钟吧，警署终于让步，一个警官向我们宣布：“从今开始每个拘留犯的伙食量每餐增至一盎司（饭的重量）”。我们还不大乐意接受，但关在第三小室的一群拘留犯，却感激涕零。他们都是被监禁了十多天，没有一餐吃饱饭还经常遭到拷打审问。

晚上，我们的睡眠受到严重的干扰，每隔两小时便有人来查房一次，而且还很大声吆喝，这是对我们施行恫吓，亦是变相的疲劳轰炸？！两天后，泗水东爪哇总警署华人政治部派韩王燕（译音）来查对每人的身份，难道他们也担心抓错了人？他走后不久，警察进来带着我的妻子和小林出去，我以为他们获释了，心中落下一块大石。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移押到第三警署。 

10月31日晚，一个警察好心的向我们泄露“机密”。我们3人明天将在军部受审。夜里，我左思右想，搜索枯肠，他们到底要盘问些什么？直到天亮了，还没有合眼。

翌晨荷兰警官来通知我们收拾行装，准备移禁其它地方。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昨夜的消息，原来是迁移之误。

11月1日，我们离开第二警署，跳上一辆军车，车上站着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老陈、老何和老林也已经站在车上。车开往第三警署接了我的妻子和小林，就直驶“达尔摩”军营，在俱乐部大厅门前停下。厅内已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是在10月14日与我们同时遭到逮捕的同侨难友。荷兰军禁止我们相互交谈，大厅周围布满岗哨，戒备森严。大厅内共41人：（一）曹德崇（大众社主席）、（二）梁淼清（华侨服务团主席、服务中学校长）、（三）张德修（华侨救济祖国文化人协会主席）、（四）孙乐铭（生活会主席）、（五）林文盛（华侨服务团执委）、（六）陈联彬（华侨服务团执委）、（七）陈振思（华侨服务团执委）、（八）吴序良（华侨服务团执委）、（九）张植南（华侨服务团执委）、（十）陈志商（华侨服务团执委）、（十一）陈荣华（华侨服务团执委）、（十二）周招坤（大众社执委、大众学校校长）、（十三）翁其金（大众社执委、服务中学教师）、（十四）江祖清（女、服务中学教务主任）、（十五）黄复明（服务中学教导主任）、（十六）吴德疆（服务中学教师）、（十七）何欣羡（服务中学教师）、（十八）黄浩明（服务中学教师）、（十九）李泽让（大众学校教师）、（二十）李倩侬（女、大众学校教师）、（二十一）陈炙腾（大众学校教师）、（二十二）周有熊（生活会夜校教师）、（二十三）荘德缅（启蒙学校教师）、（二十四）倪秉中（融侨青年会执委）、（二十五）唐占福（群力体育会执委）、（二十六）吴序增（笔名唐克、写作者）、（二十七）刘坤玉（大公商报通讯收录员）、（二十八）杨兰秀（女、泗水华侨妇女会执委）、（二十九）林玉萌（女、泗水华侨妇女会执委）、（三十）朱立英（女、泗水华侨妇女会执委）、（三十一）周雪寿（新华周刊代理）、（三十二）黄金钟（雅加达生活报代理）、（三十三）陈衍说（服务中学学生）、（三十四）吴式着（服务中学学生）、（三十五）黄麟书（服务中学学生）、（三十六）吴良守（服务中学学生）、（三十七）荘德隆（服务中学学生）、（三十八）吴常华（服务中学学生）、（三十九）吴兆奎（服务中学学生）、（四十）苏少华（华侨商人）、（四十一）林友乐（不祥）。

10时半，全体难友41人，分乘六辆军车（车上都有五六名荷兰军监视），在一辆吉普车（通讯兵、）一辆救护车和两辆宪兵大型摩托车的开路下，浩浩荡荡向玛琅洛瓦鲁集中营进发。

【回忆录】集中营的生活追忆（二）

2013年4月9日

（二）在洛瓦鲁集中营

洛瓦鲁（LOWOK WARU）集中营，坐落在东爪哇山城——玛琅（MALANG）的郊区，在玛泗公路旁，是具有西欧建筑的牢房。外廊有高大的围墙，在围墙的各个角落，建有瞭望台。上面架着重机枪和探照灯，日夜轮番有哨兵看守；建筑群的正中全部是大门，内有营长和职员的办公室。两侧是看守兵的住房，墙壁上挂着各种轻型武器。在大门与第一区院之间，有开阔的空旷地带。如有囚犯企图逃跑，很难不被发觉，即使能跑出大门，也不能幸免瞭望台上的看守兵的重型机器扫射和追击。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中，积累了镇压人民的丰富经验，在牢狱的建筑学上也增添了不少有效的构想。

第一区院（BLOCK I）是全集中营最大的一个集体牢房。它是牢狱中的牢狱；它的建筑模式就是洛瓦鲁的缩影。它有自己高大的院墙，墙上另设看守台，日夜有哨兵监视着囚徒的一切活动；在院门内也有一个小空地，后面就是一排黑洞洞的牢房。

我们从泗水警署移来的难友，就是监禁在这第一区院与玛琅、岩望（PASURUAN）、庞越（PROBOLINGGO）等华裔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与社会、政治活动家荟萃在这里。而华人遭逮捕最多的泗水，占41人；其次是玛琅共11人，他们是：（一）黄丹季（东爪哇集美校友会执委，陈嘉庚爱国老人在日本占领时期的掩护人之一）、（二）黄海春（译音、社会活动家）、（三）萧玉美（译音、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之弟）、（四）曾瑞星（大众学校教师）、（五）傅子仼（新力学校教师）、（六）罗奕天（南桥学校校长）、（七）郑正仁（玛琅中华中学教师）、（八）陈辉杰（译音、印度尼西亚文报刊写作者）、（九）陈成发（译音、印度尼西亚文报刊写作者）、（十）高山长（村长）、（十一）许斟荣（不祥）。岩望有华人两人：（一）林良安（华总执委）、（二）林鸿彬（中华会馆执委）。

这里的牢房相当宽敞、高大、通风。前面铁栅门两旁有两个大窗，装有铁栏杆。后墙有三个百叶窗，但窗叶是一厘米来厚的钢板制的，以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吊在上面，也纹丝不动。因此，我们对牢不可破这个词，又有更深层的理解。至于屋顶，不要说都是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靠墙砌着两排泥砖床，可睡几十个人。中间是通道。前面靠窗处，建有一个厕坑，四周毫无遮盖，晚间如有人拉肚，这个牢房就“臭气熏天”。

我们在这个大杂院住了49天。作息时间：上午8时到10时牢房放风，让大家出去洗漱、走动，10时正饭后上锁；下午2时至4时又放风，让我们洗澡洗衣等；4时正晚饭后又要进牢房；晚9时须准时就寝。

第一区院区长是玛琅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伯达曼萨”（DARMAN SYAH）；房长是吴德疆。他们都是由难友协商推荐的。

12月3日。营房通过区长向我们宣读集中营规则：（一）被集中者每星期可与家人通信一次，但需经过军情报处检查，以印度尼西亚文为限，也可发电报（我在集中营期间所寄出的信件，家属从未收到）；（二）被集中者，必须从事各种由营房所安排的工作；工作时必须遵守纪律，进出要列队；（三）在集中营里不得发生欺凌事件，若有，有关者将监禁在小室接受处分，每日只能吃白饭与喝冷水；（四）被集中者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但不可涉及政治，所阅读的书籍必须经过军情报处检查，但因情报处缺乏懂中文的人，因此，阅读书籍以英文与印度尼西亚文两种为限；（五）被集中者可每月会见家属一次，日期是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洛瓦鲁集中营，是荷印政府在爪哇建立的一个最大的集中营，内有19个区院，各个区院面积大小不同，建筑布局宛如一个小城镇。集中营里囚禁着几千名不同身份的囚徒，人数最多的是K、G（战俘），他们穿黄色军制服，然后在衣领盖上一个很大的“K”字。其次是“I”（政治犯），他们穿绿色军制服，衣领上也盖了一个很大“I”字。这两种人在集中营中，要按照规则从事各种工作，如当厨夫、杂役、耕种等。我们这一组不到200人，在营中的编号是“C”字开头，不必穿制服，也不需从事各项劳役，是营里的特殊人物。但我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连饮食也是由“K、G”扛来分发，还有看守在旁监视。他们深怕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散布思想“毒素”。但荷兰殖民主义者做梦也未料及共和国游击指挥者运筹于集中营之中，作战于数里之外。这个指挥部由荷军严密防卫，不怕飞机轰炸，也不惧大枪轰击，十分安全。

我们初来时，每人都分到一个有边的锌盆，称为“奥布冷”，雅加达语。（意为分配口粮的饭盒）它不但用来装饭也用来盛菜。饭量比泗水第二警署的多，菜汤也每餐都有。不过这菜汤是几种蔬菜混杂起来煮的，没有油，也没有调料。其它的“佳肴”有咸鱼、咸鸭蛋、豆饼香蕉等，分量都不多。这份菜单，也许是经荷兰营养学家精心计算维持一个人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卡路里，不许你饿死，也不让你舒服。

西方人是宗教信仰的狂热者，这里的长官也不例外。外间团体唯一被允许进来活动的是玛琅布道团。11月28日（星期天），他们一行人进到第一区院施与“主恩”。我们之间大多是无神论者，但布道团在这里却是一件“新鲜” 事。本来我们每日都是百无聊赖，现在有机会坐在厅里，聆听抑扬顿挫的赞歌，未尝不是美的享受。12月25日，虔诚的看守还带领一批K、G在我们厅里布置圣诞节；26日在这里举行圣诞早祷，还分发饼干礼物等。“神恩”浩荡，惠及无罪的囚徒。

12月9日，泗水华侨难友开始秘密受审。最先被传问的是周雪畴、荘德缅。审讯处设在前部的办公室。翌日受审的是五名女难友：江祖清、李倩侬、杨兰秀、。林玉萌、和朱立英。她们都是经过几小时的疲劳审讯后，由看守押赴第十九区院的单人小室拘禁。所以我们不能打听审讯的情况，而我们也无法与妻子取得联系。

轮到传问我时，已是第11天，即12月19日，我踏进审讯室，觉得气氛颇为轻松。山城气候凉爽，审讯室又一片宁静。今天又是星期日，负责审问的官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土生荷兰人，他是主审官又是录事。他可能是军情报处的代表；另一个是担任翻译的华政部李良风（译音）。他们先问我的学历、履历、和我目前担任的职务。在我的履历中，如我没有提及的，李就为我补充。可见，他们已掌握有关我们的资料。这也许就是当做逮捕我们的罪证。主审官问我在教学中是否进行政治宣传，我坚决否认。中午12时休息。

12月20日我继续受审，因李回泗水，翻译由泗水总警署华政部主任邓思华亲自担任。我对他提高警惕，因为他向来忠于荷兰主子，与泗水华侨右派党团领导人，又有很亲密的关系。这次大搜捕他是重要决策人物。他精通中文，熟悉华侨社会情况。他是客家人，同时又能讲好几种地方的方言，又是负责检查东爪哇中文出版物；他提问简短，但打字机却不停的滴答滴答响。我深信这次审讯，只是掩蔽舆论，遮人耳目，怎样处置，他是早已成竹在胸。

上午10时许，李良风与土生荷兰人从泗水回来，对我的审讯再由他们俩人完成。

12月22日，泗水华侨难友已全体受审完毕。

12月19日傍晚，正当我受审时，劳纳（LANE）看守长到十九区院来通知：已受审者全部搬到第五区院（BLOCKⅤ）。原监禁在第一区院中的印度尼西亚难友，也搬来分住三个牢房。我与泗玛中印尼难友共25人住在第一牢房。5位女难友仍搬回原来的第三区院（BLOCKⅢ）。她们在洛瓦鲁集中营，是最突出而受人瞩目的政治犯。因为在几千名囚徒中，她们是绝无仅有的5个华侨女性。所以当她们从泗水迁来时，营房特雇一名女看守监视她们。这个第三区院有三个小牢房；江祖清因有身孕，独居一室，她睡的是铁床，有褥子，算对她的人道待遇。其他4人，则分住两间小室。第三区院的铁栏杆用竹片钉密，使外界不易窥见她们的活动。

第五区院原称为妇女区院（VROOEEN BLOCK），其建筑特点是封闭式的，在牢房前有一个大厅，可作课堂，也可作排球场。院子四周的空地种植各种花草，芳香扑鼻，景色怡人。这样的环境应该适合5个女难友居住，但由于她们人数太少，而最近玛琅山区共和游击队活跃, 荷军不断在“巴刹”（PASAR市集）进行突击检查，如发现未带居民证者都遭逮捕，所以这里大有人满之患。 1949年1月28日晨，营长在看守长的陪同下，到第五区院向我们宣读泗水难友释放名单，男性10个：陈荣华、唐占福、何欣羡、荘德隆、倪秉中、苏少华、林友乐、吴序良、陈联彬、吴兆奎。女难友全数释放。

2月4日，泗水华侨难友26人被判无限期拘禁于集中营，理由是“危害治安” ！

1月28日是星期五，2月4日也是星期五，在欧洲人的眼中，星期五是不祥的日子，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星期五。但对于我们，这个星期五却有“吉”也有“凶”。

玛的属华侨难友，2月15日开始审讯，18日就告结束。主审官是泗水总警署华政部主任邓思华。4月8日，玛琅华侨难友被释放9人：萧玉美、曾瑞星、傅子仼、罗奕天、郑正仁、许斟荣、林良安、林鸿彬、陈辉杰。营长特别关照陈辉杰，在荷军情报处未批准前，不得随意离开玛琅市。

4月9日，玛琅4位华侨难友被判无限期拘禁于集中营，他们是：黄丹季、黄海春、陈战发、高山长。

我们的命运，已由华政部通过东爪哇最高司令裁决了。在思想上也决心把这牢底坐穿。但最近集中营里的政治气温反而炙热起来。

雅加达华文新报的消息愈来愈振奋人心：5月27日讯，共军已进占上海，汤恩伯部向吴淞口退却；……“东江“剿匪”李洁芝哗变，粤东七县宣告解放……

5月28日讯，武汉南昌、九江、亦宣告解放……

K•G方面也许已获得上头的命令，第一批150人，在6月4日出发开赴加拉加（KLAKAH），在庞越附近，接受新任务；第二批200人，这几天也在足球场加紧进行队形操练。高昂的斗志和威武的气概使我们深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6月23日，营长通知曹德崇、周招坤、和我做好准备，不久将迁回泗水再度审讯。

【回忆录】集中营的生活追忆（三）

2013年4月10日

（三）在加里梭索监狱 

1949年7月的傍晚，两名荷兰宪兵带领我们到玛琅宪兵部歇宿一夜。翌晨又坐宪兵部吉普车到车站广场，等候其它赴泗军车和民用汽车一起动身。据说，近来玛泗公路交通常遭印度尼西亚游击队骚扰袭击，甚至公路上还埋有地雷。今早出发的汽车队约有几十辆，以我们乘坐的宪兵吉普车担任尖兵，一支冲锋枪架在车的前头，做好战斗准备。一路上，我们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万一吉普车触雷，我们就要做无辜的牺牲品。幸而，吉人天相，我们终于在上午9时平安抵“达尔摩”军营，然后由泗水宪兵押送我们到加里梭索监狱。

加里梭索（KALI SOSOK）监狱，坐落在泗水市北部热闹的商业区，名闻遐迩的泗水“红桥”就在它的附近。前面是“鹿特丹洋行”，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泗水之战”，就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凭借“红桥”、“天险”向驻扎在“鹿特丹洋行”的英军开火而展开序幕的。

这座监狱原是以囚禁刑事犯为主，所以这里的囚徒成分复杂，气氛也显得杂乱无章，缺少人性！那些VM（由罪犯担任狱中治安人员）更是凶神恶煞，对囚犯敲诈、殴打、欺凌那是司空见惯。幸好我们的地位“特殊”，狱方把我们安插在K•K区房，邻居多是K•G之类，但他们每房都住上几十个人，拥挤不堪。

监狱的建筑模式，不如洛瓦鲁集中营那么优雅别致，严整有序。它的结构倒是像一座大动物园，每个区房的前院，都像一个四方形的铁笼。区别不但是在面积的大小，还有设备上也有很大程度上的等级差别。白种人监狱在“欧罗巴区院”（EUROPA BLOCK）。据说他们睡的是铁床还有褥子挂着蚊帐，房里还有桌椅，宛如山顶的疗养院；吃的是面包、牛油……我们住的是K•K区院（K•KBLOCK）属于 第二级，与洛瓦鲁集中营相似；吃的，早上是一块5立方厘米的番薯糕（把煮熟的番薯压成方块状），中餐和晚餐是碎玉米加一点糙米做的饭。每天分一次白开水。除了分饭分糕要出去排队外，其它的时间，牢房都是上锁的。

刑事犯的牢房我们无法参观也不知分几种等级，但条件一定很差。他（她）们服刑期间，必须从事劳动。所以监狱里建有几个大的小的工厂，如铁器厂、锯木厂等，每日机器轰鸣隆隆作响，震耳欲聋。

刑事犯穿的制服，是白粗布背心和短裤，当然没有洛瓦鲁集中营里K•G和I穿军制服那么神气。而且由于工作，汗水和尘土都把制服染成了棕黑色的。

“钱可使鬼推磨”，钱的威力在监狱里显得特别强烈，我在这里邂逅一个同乡，他是“走私大王”，在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海域的船上睡了3年。但终于被荷兰海军缉私船捕获，被判刑一年，还罚了一笔巨款。他在狱中“荣任”采购员，每晨他随采购车出去，但却先送他回家，等他的手下采购完毕，又再到他家里接他返回加里梭索监狱。

我们3人在加里梭索的监禁时，却也沾了他的光。首先那些为非作歹的VM，对我们刮目相看，不但不敢欺凌、敲诈，而且还时常受命提开水来给我们泡咖啡；其次，在早上分番薯糕时，如逢他值班，他会很慷慨的随手抓一大把放在我们的“奥布冷”里；第三，他时常带华文新报给我们（狱中是不准阅读书报），使我们了解国内外形势，这一点使我们深表感激！！

泗水是一个缺水的城市，牢房虽建有水箱，但却涓滴不流，连水龙头都被过去的“房客”拔掉。每日我们3人只获得一木桶的水，我们用来洗漱、洗澡、洗衣……每个人洗澡只能用一个饼干锌盒的水。其它区房监禁着几十个人，也是这么一木箱的水。我看他们用来漱口都不够！  

我们在这个刑事监狱里，可以阅读书籍的权利都被剥夺。牢房又整日上锁，除了吃饭、睡觉，无所事事，无聊极了。但人是万物之灵，我们“发明”了一种有趣的消遣方法；我们3人分头在牢房里寻找苍蝇，捉到了把它的小翅膀拔掉；然后又去寻蚂蚁，就把这个不能飞翔的活苍蝇，放在蚂蚁旁，让它们相互搏斗。蚂蚁见到苍蝇就死啃着苍蝇的脚，而苍蝇也拼命的摔掉蚂蚁，这样挣扎了许久，蚂蚁无计可施，只得回洞调兵遣将，于是三三两两的蚂蚁来与它们的食饵混战，久而久之，苍蝇终于处下风。偌大的躯体就让比它小几十倍的蚂蚁拉进洞里去。

从这个玩意儿可以领悟到一个道理：劲敌不足畏，只要弱小者能够团结一致，坚忍不拔，顽强抵抗，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只可惜我们大好青春的时光，却消磨在这些不断创新的无聊玩意儿之中！

我们盼望已久的重新审查，终于在7月20日开始了。上午9时许，两个华政部的华探来带老周出去。21日上午，老曹也被带走。中午12时我也被带到华政部办公室，由邓思华主任亲自审问和记录。原来我们3人被调到泗水来，是为了大众社在1946年翻印《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著作的事。

当时，我们是出版部主任之一，另一个是已返回香港达德学院求学的黄立。老曹是该社的主席，老周是总务主任。邓想从我们3人口里得到有关这方面更多的资料。我对他说明：大众社翻印这两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侨胞认识当时中共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看法和主张。因为，中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海外华侨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当然赞同祖国人民的呼声。这两部著作不是谈共产主义，而我们翻印这两部著作，也不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 ！

我的上述声明他是否同意，他是否如实的翻译记录起来却不得而知。他只晓得向上级邀功，向泗水右派党团领导人送秋波！

下午2时审问完毕，但并不立刻押我回加里梭索监狱，却把我拘押在总警署后部的小室。这一带不是牢房，倒像旧的储藏室，室内空空如也，没有水泥床也没有席子。我只得和衣坐在地下。

【回忆录】集中营的生活追忆

2013年4月11日

老曹、老周在哪里？

我在这个储藏室“储藏”了5天，生活过的很狼狈，洗澡就在附近的井边，没有毛巾也没有内衣可换。有时深更半夜会捉来一个小偷和我同睡，明天又放走了。我被监禁至今，有九个多月，这一次却是第一次离开集体。人离开集体是多么可怕啊！寂寞、空虚、无聊。日子仿佛蜗牛般在爬行。这也许是老邓故意安排我在这里受精神上的折磨！

7月26日中午，3个华探带我回加里梭索监狱。老曹、老周原来都早已“回来”，大家相见，犹如老友久别重逢十分高兴。 

我们3人详细分析重审情况，一致认为不会减轻罪状。无聊而又漫长的岁月又在煎熬着我们的心！

8月24日，通过区房写字员向狱方要求取回我们3人被扣留的英文书籍遭拒绝；9月5日向区房值日员要求会见狱长不遂；9月8日我们3人联名上书要求改善待遇，并准许我们阅读英文书籍。9月9日，K•K区房写字员阿利（ALI,刑事犯）来通知：我们的联名信用英文书写狱长不接受；12日用印度尼西亚文书写的联名信再由阿利转交。13日得到通知，狱长召见我们3人其中之一，老曹去见，据他回牢房说：狱长并未见到，仅有一位职员传达狱长的批示，准许我们阅读英文书籍，但改善待遇目前还做不到！

9月13日，狱长批准我们可以阅读英文书籍，直到10月5日才从监狱库房领回我们的书籍。从8月24日开始交涉，直到书籍领到手，共费时41天。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高大的围墙里面，其严重性更加惊人！一个小小的狱官，要求见他却要经过呈文三波四折的手续，才见到一个代表狱长的职员，所谓“西方民主”如此而已矣！

10月27日下午，狱方传我们3人到办公室，通知我们准备于明天迁回洛瓦鲁集中营，并领回衣服及其被扣留在库房的物件。

我们3人办理离狱手续后，带着沉重又有复杂的心情，回到牢房，整理行装，准备“回家” ！

（四）飞出牢笼

10月28日晨，3个狱卒来开牢房，催促我们从速准备上路。少顷带我们3人到前面右边走廊稍吃些点心，即有两个印度尼西亚便衣警察引我们登上一辆警车，开往泗水市内“斯穆”大火车站，搭乘泗玛快车前赴玛琅。在玛琅火车站下车，适遇一辆洛瓦鲁集中营的货车正在装货，我们就坐那辆货车回营。

我们3个回到第五区院受到难友热烈欢迎。他们都拥前来与我们握手寒暄。

光阴如烟，我们离开这个大集体，不觉也有4个月之久。这个 东爪哇最大的集中营一切如旧，只是境况较为凄清。第五区院难友人数也很零落，一探询才知道在我们留泗期间，华侨难友也释放了两批；7月13日－－张德修、陈志商、周有熊、陈振思、林文盛、黄丹季6人已恢复自由。前4天，既10月24日－－荘德缅、吴荣华、张植南、陈炙腾、吴良守、黄麟书、高山长7人也获得释放。

这样，玛泗两地的华侨难友被宣判无限期集中的30人（泗水26人，玛琅4人），经过这两天释放13人与5月9日已出营的陈战发（玛琅），和5月13日的刘坤玉（泗水），共已获得自由的15人，现仍留在营里的也是15人（泗水14人，玛琅1人）。

1949年11月7日，第一牢房的难友在吃完夜饭后，举行简单的联欢会，除了合唱一首《华侨青年进行曲》外，余兴节目还有梁淼清的小提琴“安慰”、周雪畴的舞蹈表演等，大家情绪都很高兴。

联欢会结束后，我与几个难友畅谈别后的情况，据他们说：在我们3人留泗期间，本集中营曾发生两次不平凡的越狱暴动；第一次是7月29日凌晨2时，几位在厨房服役的K•G趁集中营看守开牢房门时把他击倒，夺走了他的枪与一串钥匙，然后打开了区房里的牢房约300人K•G冲出区院，准备向大门口挺进；但被“麻脸”和“多马夫”两个看守发觉，他们在出口处架起了重机枪向暴动者开起火来，火力非常猛，除了两个夺枪的从墙角瞭望台跳出去外，其它的都被火力压住，退回区院去。

第二次是9月30日中午，这次有更严密的组织和筹划。他们100多人列队从第一区院出来，仿佛平时出外工作一样，到了大门口，领队一声令下，大队化成几个小队，各按已分配的任务执行；一队入看守兵的武器库房取武器，在该房仅有一个荷兵看守，他们把他抓住，用皮靴踏死。另一队则冲进看守兵的住房，那些荷兰少爷兵还在午睡，他们就把事前已经准备好的辣椒粉掺咖啡沫涂抹在正在酣睡的兵士眼里，然后剥下他们的军服，穿在自己的身上。其它已夺取武器的一队，既向墙角瞭望台射击。两个看守兵应声倒下。大门口的一个看守者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只得遵命把门打开，让100多人的K·G从容从大门冲出。看守长“劳纳”在办公室里目睹这种情况，仍鼓起余勇，向他们射击。这个举动却激怒正在暴动的K·G，几个人冲上前，把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想以这枝枪来结束他的老命。但枪里的子弹却已用光，只得举起枪托向他的脑袋扎去，他即刻昏厥倒地。这几位勇士泄了恨，就紧跟着大队撤走。可是，“劳纳”的射击手，虽没有伤人，却给另一墙角瞭望台的哨兵发出信号，于是，机枪吼叫起来，向大门口暴动的队伍猛扫。但这一只富有战斗经验的队伍，一出大门就采取散兵式前进，只有落在后头的两个战俘被击毙！

这两次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是洛瓦鲁集中营有史以来从未曾发生过的大事件，也是荷殖民主义者走向没落的象征。已觉悟的被压迫人民是不能以禁锢、集中营等种种迫害来削弱他们的斗争意志。

洛瓦鲁集中营也从此走向衰亡的道路！

11月9日晨，新营长上任，也是荷兰人，笑容可掬地走近我们的区院，我们还来不及向他问好，他却先向我们全体难友说：“斯拉末巴基（SELAMAT PAGI），印度尼西亚语早安之意，我们看他兴致勃勃，就顺势问他有什么好消息。他说：12月27日，一切将改换新的。原来印荷圆桌会议已胜利结束，荷军今后每月将由印度尼西亚撤出7000名，10个月内撤退完毕。唯泗水军港仍由荷兰军使用。一切政治犯和战争俘虏，将于12月27日以前全数释放。

11月19日，集中营释放了300余人，美利达阜的余万达华侨难友亦在内，他当时被押进集中营来也是与印度尼西亚难友一伙的。12月16日获释的80余人，其中包括秦纳上校和前泗水《社会号角报》社长伯赤虹。17、18日两天又有400余人获得自由。经过最近不断地大批释放政治犯和战俘，偌大的集中营显得落寞荒凉。全营未获得自由的还不到百人。

第七区院－－长官区院（OFFICIER BLOCK）的共和军官已全数出营，返回原来的防区。于是，我们15个华侨难友，向营房要求迁到第七区院，获得批准。12月17日，我们就从第五区院搬到对面的第七区院。这里有3个小牢房，每个牢房都住5个人，房门从早6时开到傍晚7时才上锁。黄昏时分，我们吃了晚餐，在庭院里散步聊天，其闲逸之情，几乎使人忘却是在坐牢。庭院里的茉莉花盛开，芬郁的清香，随风飘来。渗入心脾，令人陶醉。

1950年元旦，是20世纪50年代的开端，该也是我们结束旧的苦难的、黑暗的岁月，走向新的幸福的、光明的路程的起点吧！上午10时，东爪哇联邦驻军司令宋哥诺（SONG KONO）上校的代表伯杜尔和伯苏虹到我们的区院来，召集中营仍剩下未释放的50名政治犯，其中华人14人，搬到第七区院时原为15人，但黄海春已于12月21日在营中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下，逃出集中营。

伯杜尔说：“我们已由荷兰军部移交给联邦军部东爪哇宋哥诺上校之手。他今天派他带公文来给玛琅州长签字，适逢该长官到泗水去，而且今日是元旦，希望我们再耐心等待几天，一定会获得自由。”语毕，全体难友高声欢呼“麦地加”（MERDEKA，独立！） 继之，防守监狱的联邦军队长（1949年12月26日洛瓦鲁集中营的防守工作已由荷兰军移交给联邦军，而且集中营也改为普通刑事犯监狱，玛琅小监狱的囚犯已移在这里）也发表讲话，他说：“他带领的弟兄驻扎在本监狱是防守刑事犯，不是如荷军一样来压迫我们，希望不要误会。”说完，“麦地加”之声充溢着这个第七区院……

伯杜尔•阿诺沃（DUL ARNOWO）是东爪哇第一任副省长兼泗水市第一任市长。当前职务是东爪哇联邦军司令宋哥诺上校的顾问。1949年，当我们3人由玛琅迁回泗水重审暂拘留在加里梭索的监狱时，他也被荷兰军监禁在K•K区院。

伯赤虹（A•DJARHUM）是在1949年12月16日才获得自由的难友，他在洛瓦鲁集中营期间，一直与我们华侨难友监禁在一起。他与外间的玛琅山区的共和军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期待已久的释放令终于在1950年1月7日到达。玛琅州驻军司令部还给我们最后一批获释的政治犯赠送慰问品。物轻情意重，这是多么温馨的崇高的战斗友情！中印两族人民唇齿相依，血肉相连。我们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啊，15个月我们失去了自由，如今，我们宛如一群雄鹰飞出牢笼，向万里碧空振翅自由翱翔！ 

（1988年3月2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