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百佳：以下所述，是我在印尼搞统战工作的经历。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一些人和事，时间地点可能有些出入，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幸好还有几位健存朋友帮我重拾记忆和过目本文。无论如何，这场革命斗争，我们是失败了，是非对错，由后人历史去评定。对不幸已牺牲的同志、队友，我们应该铭记在心。他们年青，单纯，满腔热情，为反帝反殖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青春，吃尽苦头，牺牲宝贵的生命，本文也在此向他们致以追思和敬意。
忘不了的经历
作者： 赖百佳
脱稿于 25/8/2015. 古晋
（一） 1963年5月底，上级指示我带领一批60多位地下组织干部成员越境到印尼边区小镇岜来加拉岸（Balai Karengan)，沿途得到打必录和巴达旺区的民族工作干部协助带路，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再用水路转抵上侯（Sanggau-Kapuas)县，再由领导人杨柱中安排到坤甸和山口洋等地区。
（二） 我的任务完成后再回到岜来加拉岸进行原有的民族工作。我们当初的民族工作范围是：Sekayan河流域：从Balai Karangan，Sentas，Semagit, Mangkau, Enkadok, Palapasang, Sekajang, Sidet, Senutu, Pol, Punti, Entuang等甘榜。以上十多个甘榜很接近砂拉越的打必录和巴达旺的安拔梯头（Pangkalan Ampat)，一向来双边的物物交换，生意来往很多，加上通婚,关系就更加密切。
（三） 我们的工作干部（打必录和巴达旺区）对这些甘榜的人事和地形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对展开工作很有利。当时配合我在岜来加拉岸Sentas一带工作有刘振华，Alon，强立，阿斋，田森，黄安，灭帝 亚谷等为A处。
（四） Sekayang河上游，以Sekayang 为中心进行工作，以陈伟玉，杨小阳，方明，梁亚明，刘振华，打哈和赖锦茂等为进行上游的民族工作称为B处。
（五） 1963年约7，8月间，上侯（Sanggau Kapuas)县军区司令来到岜来加拉岸访问，并接见我们，他说你们要对抗大马，应该回去砂拉越，不是在我们的领土上作乱。说后限定我们三天内要离开印尼领土。最后，我们只好向他要求一些粮食，盐和几颗手榴弹，告别了当地群众撤回砂拉越境内边区。
（六） 我们一队人数约十人，在马印边界的Entitik山停留。山腰有一个石洞，是早期我们打必录的同志经常来此打猎休息的地方。一天下午时分，我们在山洞休息停留，我们有联络上国内的负责人，我要求寄一些我要的物品及信件等。
（七） 大约我们在此山洞住了三，四天后，国内的交通员交来了我要的物品和信件。我便和一位同志通过达雅群众带路，回去Balai Karangan 见当地的军官，告知他我们的要求和情况，并带来一些礼物给他们。
（八） 接着，隔天这位军官就带我和另一位同志坐船到上侯，拜见赶我们回砂拉越的县军区司令。我向他报告砂拉越人民很感谢印尼政府支持我们的反马斗争。但我们没有武器，所以我们要求印方提供武器和配备和训练，才能粉碎马来西亚。我们交谈了一，二小时后，我有送他一份见面礼，希望他能帮助我们。
晚餐由此司令官招待，气氛融洽。隔天此县司令官用军车载我到坤甸（西加里曼丹省会），我们到达坤甸时已是黄昏时刻，我被安排在军官宿舍，膳宿有人处理。
（九） 第二天，我被带到第十二军区司令部（Kodam ）见到Ryacudu上校（1964年升为准将），他人高大雄伟，像电影明星，谈吐风趣，为苏门答腊望族，家庭富有。我们谈论整个上午，内容主要是西加马印两边的情况，我们现在的据点，砂拉越人民的愿望，我们当前的要求。这是因为第十二军区管辖整个西加里曼丹和砂拉越的边界（马印对抗时期）。
（十） 我们会会谈的结果，军区司令答应先给我们一排人（约30人）的武器配备，包括机关枪，来福枪，手榴弹，子弹，军服，背包，鞋，水壶等。
（十一） 在坤甸停留二，三天，告别了司令官后，军方用军车护送这批武器到上侯，再用船只转运到岜来加拉岸。
（十二） 武器运到岜来加拉岸后，由我分配一部分给在Sekajiang B处民族工作队时为1963年9月左右。甘榜群众看到我们有武器，对我们更有信心，更方便进行工作。
（十三） 在此我必须说明，那时我们组织没有通讯工具，联络必须通过交通员用陆陆或水路进行。A,B二处的联络就要一，二天。当时的领导人在坤甸或山口洋，联络须费时最快三，四天。当时我人在江湖，在不得已情况下，由我个人决定。
（十四） 第十二军区司令Ryacudu上校于1963年10月至11月间到Balai Karangan 访问，实地了解边区情况。两天后，他带我去坤甸，隔天带我乘军用飞机去耶加达。
（十五） 到了耶加达，Ryacudu司令安排我住进他的家。第二天，他带我到总统府隔邻的印尼最高作战司令部，当时我们见到了以下高级将领：
1.国防部长纳苏顿上将，
2.陆军总司令阿默耶尼中将，
3.加里曼丹区域总司令彭加免准将，
4.多位参谋将领。
司令向他们介绍我，以及报告砂印边区的情况。在耶加达期间，Ryacudu带我去当地超级市场买些用品。
（十六）因为任务在身，司令和我在耶加达停留3，4天后，乘飞机回坤甸。军区司令叫我先回Balai Karangan。
（十七）1963年底，Ryacudu带来一批人马约10多位，来到Balai Karangan和我商量成立KOPS(Komando Perjuangan Sarawak) 即砂拉越战斗司令部，以便更好推行抗马军事行动。
（十八）KOPS 的负责人：
1.司令：赖百佳，
2.参谋长：Major Mustapah,
3.其他包括：情报，行动，交通，财务，医药等。
接下来，由苏门答腊来到志愿军，本地的正规军和本地志愿军加上我们的同志一百多人，分别驻在Balai Karangan和Kg Sentas 一带附近地区。
（十九）1964年中，印尼中央政府军方决定派一位将级军官来马印边区，专司军事对抗的指挥任务。第一位边区司令为准将级军官，他的指挥部设在山口洋县的孟加影。
（二十）1964年下半年，边区作战司令部由苏巴佐准将接替，此将军是苏哈托蒂直属下级。1965年印尼930事变后，苏哈托变成印尼总统，苏巴佐被指控政变委员会副主席。
（二十一）当时，中央增派中爪哇尼波尼格罗军团，一连的官兵到达我们边区据点，以便展开军事行动。他们带来重型武器，迫击炮，火箭炮，爆破筒（炸桥，建筑物的钢筋水泥柱等）炸药，地雷等。每天都巡逻，有时到边界进行伏击行动。
（二十二）3个月后，部队调防由西爪哇诗里瓦仪军团约一连官兵接访。接下来，由东爪哇诗里为查也军团驻防。
（二十三）印尼特种部队（RPKD)俗称红帽兵的司令官沙禾艾里上校带一队约50-60人，进驻Balai Karangan.
(二十四）这么多军团，人员上上下下，交通（水陆路）都很繁忙。这些军队到达后，要我们同志配合他们带队巡逻，了解情况。他们教导我们使用各种武器（如炸药，地雷，重型武器等），还有训练我们森林行军战术等。
（二十五）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加强心理战，Ryacudu司令协助我们向印尼政府中央当局申请小型电台。我们革命组织领导上派张立华，杨思珍，苏琳和宋小芳等参加电台工作。当时，我们每天只做简短的广播，号召鼓励同志及人民群众团结抗敌。据了解，当时国内一些地区能清晰收听到广播，加强革命的信心。可惜当时人事及资料不足，无法完成工作使命，加上地点太接近砂边区，暴露了地点。1965年930事变后就结束广播。
（二十六）1964年中，地下组织有另一批同志约30人，由山口洋来到Balai Karangan加入KOPS，当时是负责人叶存厚等安排他们到来驻地。
（二十七）从1963---1966年间，我们从印尼第十二军区司令，各军团，调防部队留下和进行物物交换得到各种类型枪支，包括迫击炮，重型机关枪，史登枪，来福枪，手枪，卡宾枪等约300枝，其他包括炸药，地雷，爆破筒，大量的子弹，军用配备，军粮等和一台小型电台。据后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的运输员说，有一百多件武器运到第三支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
（二十八）在印尼搞统战工作时，我们面对三股势力：
1.苏加诺的民族主义‘
2.宗教集团（回教）及
3.印共。
所以我接触到将领，军团，志愿军，公务员及人民群众，关系非常复杂，有些会帮助我们，有些不理不睬，有些会破坏更为难我们。
（二十九）所以当时我在KOPS期间（1963年底---1965年）面对第十二军区（西加里曼丹）不只是军区司令一个人，接下来的还有参谋长、情报、行动、物流、军备、医药、电信、财务、公共关系等部门。
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是校级军官，因为有些事情，司令官叫我直接去见有关部门解决，例如医药，交通等。
（三十）1964年---1965年底，印尼中央派来的军团有
1.尼波尼格罗军团（中爪哇），
2.诗里瓦仪军团（西爪哇），
3.诗里为查也军团（东爪哇），
4.特种部队（红帽兵），
5.中央情报组及
6.第十二军区，地方军团。
上述军团在马印边区有进行军事行动，如晋连路十八哩事件是由特种部队进行。
（三十一）从1963年底---到1966年初，到访KOPS (Komando Perjuangan Sarawak 即砂拉越战斗司令部）我们Balai Karangan马印边区的重要人物如下：
1.苏哈多（当时是陆军战略后备司令，后成为印尼总统），
2.彭加免准将（加里曼丹总司令），
3.沙禾艾里上校（特种部队司令官），
4.Ryacudu准将（第十二军区司令），
5.第一任边区司令官，
6.苏巴佐准将（第二任边区司令官）。
（三十二）1965年9月30日，印尼政局发生巨大变化，苏加诺总统被推翻被迫下台，由右派军人苏哈托上台。据说930事件造成百万人死亡。
（三十三）印尼政局的变化，对我们北加革命运动非常不利。苏加诺的中间偏左路线到苏哈托的极右倾路线，使印尼从支持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到后来马印联合围剿我们，印尼边区本来是我们的后方，现在变成前线战场。
（三十四）1965年930事变后，到1966年底，苏哈托集团主要在各城市巩固其军事政权，马印边区之事态暂时对他们并不是显得那么迫切和重要，所以，我活动之地区相对处于平静时期，马印双方对我们的围剿仍处于部署阶段。
（三十五）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于1965年10月，第三支队（总部）在印尼边界的双空。在阿桑山活动的被编为第一支队。我所属的第二支队成立于1965年12月，司令：赖百佳，政委：张德文。第二支队的成员主要来自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的同志，即打必录和巴达旺地区，加上早期在KOPS，从廖内回来的军事干部30人。第二支队共有60人。
（三十六）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总部）的领导人：叶存厚，杨柱中，黄汉及林和贵（本来919领导层会议决定要林和贵去东部，但他没有执行）。
（三十七）约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我最后从坤甸路经上侯，得知Balai Karangan的华族群众被分批迁到上侯县区。当时，我们还顺便带回一个部队成员的婴儿回到部队。
（三十八）和印尼展开的统战工作已经没有条件再进行，所以我正式回到部队。最初先到A处（Sentas)，后到B处（Sekajang)。从1963年底到1966年底，我大部分的时间不在部队，而是出外和印尼军政人员搞好关系。当时配合我从事统战工作的有：杨志坚，拉昔，利民，苏琳和宋小芳等。
（三十九）回到部队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和学习，搞甘榜群众工作，和参加劳动生产工作，过着比较朴实的生活，且能逐步适应环境。
（四十）据张德文（沈友贵）在他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所走过的路》一书所自述，当他在1967年初到总部（第三支队）向领导叶，杨报告有关第二支队的情况，叶，杨不理睬他；过后就去见林和贵，也同样不受理会。这是说明二支领导人张德文有问题？还是总部领导人有问题？
（四十一）正当我们处在受到马印双边联合围剿的非常时期，总部领导人发生思想分歧，内部闹分裂，而酿成公开批判斗争，这对部队同志带来负面影响。
（四十二）张德文回返第二支队后，把我安排在一个据点和10多位年老病弱的同志及数位女队员在一起，没有和外界群众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二支领导没有开会商量。我对外界（包括三支队所在的总部），情况一无所知，粮食则由奇勇，青天二位同志负责运送。当时，我觉得有被利用后被抛弃的感觉，这么做是不是让我们自生自灭？
（四十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看不出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前途，心灰意冷，其他队员也很消极。在和身边几个比较亲密的队友谈商后，便毅然走出森林，向印尼军方表明我们不再进行武装斗争，要求返回砂拉越。记得1968年3月，我只带二个人即杨志坚和苏琳离开队伍（不是张德文所说的5人）。后来，我们被遣送返回砂拉越。接下来第二支队又闹分裂，加速第二支队走向失败的道路。
（四十四）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以前我们KOPS活动的地区，包括Balai Karangan 的华人，虽被印尼军方迁移到上侯县区，但他们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遭遇到不幸的事件。1980年后，这些印尼华侨经常到砂拉越来省亲或医病等，我和过去的朋友都有接待他们。我今年（2015年）4月还招待过一对夫妇和二个女儿，他们来自上侯县（过去从Balai Karangan迁移去的），我们重叙旧谊，互相勉励，面对未来。
（四十五）以上所述，是我在印尼搞统战工作的经历。由于时间相隔太久（50年），一些人和事，时间地点可能有些出入，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幸好还有几位健存朋友帮我重拾记忆和过目本文。
（四十六）无论如何，这场革命斗争，我们是失败了，是非对错，由后人历史去评定。对不幸已牺牲的同志、队友，我们应该铭记在心。他们年青，单纯，满腔热情，为反帝反殖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青春，吃尽苦头，牺牲宝贵的生命，本文也在此向他们致以追思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