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树介回忆录中的李光耀

作者/来源：伍依

新春佳节年初六，并没有感觉到新春气息，和几个朋友相约出席傅树介医生《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新书发布会，现场购得该书，于傍晚回到家，即刻翻开阅读，谁知一读就读到凌晨四点，不得已强制自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八点再继续阅读，直至中午十二点全书读完。傅医生的回忆录中的李光耀，一如京剧舞台上的生旦净丑，画尽了李光耀的一生。傅树介医生理应是高明的画家，又是杰出的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刀无情面地解剖李光耀的五脏六腑，让人们清晰地看透李光耀的内心世界。读完本书后思绪飞扬，脑海中一直在搜索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哪一个最符合李光耀的具体形象。秦始皇灭六国的雄才大略？曹操的欺诈多疑？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铁腕？希特勒的野心？东条英机的残酷？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王伦的心胸狭窄？高球的阴险毒辣？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的性格，李光耀应该兼而有之吧。《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中，贾琏的小厮兴儿对王熙凤人品形象作了概括：“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全占了。”

这几年官方学术界对李光耀的热捧，特别是李光耀归西后的吹捧再次热了起来，把否定左翼当作底线，尽管说法不同，妖魔化却是一致的。不同立场的人必然对左翼有不同的感受和说辞。民主，是知识精英们十分渴望的，也是劳动人民十分想要的，只是各自的内涵不一样。精英要的是稳固政权，是少数人的话语权，劳动人民要的是平等，是大众的话语权。从这个意思上说，把李光耀决意消灭左翼的阴谋诡计理解为一堂民主课是恰当的，这样的课堂没有老师，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然后选择自己的道路。至于说有些人要把李光耀和左翼的斗争解释为权力斗争，以为把左翼妖魔化就可以蒙蔽视听，用“颠覆分子”“暴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那一套来理解政治，不值得一驳。李光耀的杀手锏就是“内部治安法令”。

傅树介医生旁征博引，亲赴伦敦翻看解秘档案，查阅当时的一会记录、报章报道，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李光耀是“政治老鸨”，或叫做“政治皮条客”的结论。“政治老鸨”是什么，也就是政治流氓。什么叫流氓? 按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说法，“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在创建人民行动党之前，李光耀“随着”反殖运动的“时势浮沉流荡”，寻找切入点， 1954年8月通过马来亚大学刊物《华惹》编辑部的八名成员被控煽动罪案件得以崭露头角，赢得名声，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为反对国民服役法令请愿，遭警察暴力驱散，造成流血事件，有48名学生被捕，被控上法庭，李光耀为学生辩护，骗得了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群众的拥护。1954年11月21日，联合左翼领袖创建了人民行动党，之后多次强烈抗议林有福政府封闭左翼团体、逮捕左翼骨干，从此李光耀以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出现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

1956年4月，第一次林德宪制谈判在伦敦举行，李光耀和林清祥代表行动党参与代表团。这次谈判李光耀露出尖尖角了。马绍尔和林清祥坚决反对英国人坚持要管控内部安全事务，而李光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行动党的地位，同时，他又要确定不让马绍尔因争取到自治独立而成为英雄，否则李光耀认定必将影响自己的地位。”两个“认定”，画出了李光耀以一己为重的本质。

“宪制谈判失败了，林有福取代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李光耀暗中支持林有福镇压左翼”，“李光耀表现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

“他在立法议院的演说，极尽掩饰之能事，骂那些要跟英国人妥协的人是‘傀儡集团’，甚至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傅医生引用了1956年6月6日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记录中李光耀的发言。“他必须配合对付行动党助理秘书长林清祥的逮捕行动，来表明他愿意与左翼分庭抗礼。”“李光耀希望马绍尔和林清祥被排除在外，不要阻挠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为了宪制谈判能取得进展，就必须把林清祥排除在伦敦会谈之外；林有福和李光耀一唱一和，携手合作。林有福挥动小斧，步步进逼，李光耀则作态嚷嚷，虚假抗议。”

傅医生在英国档案馆发现一份报告“李光耀称赞林有福的勇气，并表明他本人和行动党内其他出名的温和派都认为，英国势力继续留在新加坡对他们来说是个保障，不过，为了保持跟行动党政策一致的公开形象，他们还需持续公开高调抨击英国人。”

1956年10月25日，林有福政府派军警用暴力驱散集中在学校的学生，警察跟聚集在校门外的群众发生冲突，引发暴乱。次日林清祥等70人被捕。当时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医院上谴责林清祥在美世界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号召群众“打警察”。2014年，“历史学者覃炳鑫在英国档案馆发现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一福建话演说的新加坡警方的英文遗稿”，林清祥并没有号召群众大警察，而是说“我们很高兴地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来，我们就越强大。许多人不要喊‘默迪卡’！他们要汗‘pah mata ’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李光耀、杜进才和蒂凡那等人都在台上”。对“周瑞麒在立法医院上撒谎时，李光耀没有当场揭穿他。显然，他不打算阻止林清祥因虚构的罪状而坐牢。”号称仗义执言、维护正义的律师李光耀，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更让傅医生“压抑不住激动的情绪，感到愤怒”的是，30年后在翻阅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所谓“反颠覆条款”就是政治犯不准参加竞选。而李光耀却一再表明“拒绝第30 条”！这就是表里不一做贼喊捉贼的李光耀！“李光耀还耍弄‘密招’来对付自己的党员。……这简直就是背信弃义，就是背叛。”历史就是历史，离它越远，人们注意它的越是那些最基础的线条，越是那些被掩盖真相的东西。

1957年8月8日的总督笔记中，这样记述，“林有福于行动党中委会选举的4天后向总督汇报，李光耀没有明确要求他协助‘帮他火中取栗’，即，清除他在行动党内面对的敌对派。”于是，一场阴谋出现了。蒂凡那通过TT拉惹“传达信息，要工会分子在行动党中委会争取6席”，然后“李光耀就跟他们摊牌，跟志同道合的中委一起，拒绝担任第四届中委会要职。这样一来，李光耀设立的政治陷阱，让林有福政府乘机在1957年8月和9月间展开行动，大肆逮捕行动党的左翼份子。随后，李光耀重组行动党，把它变成一个反共团体。”（英国档案编号FCO141-14766英殖民部《新加坡的政局和展望》）“很明显，他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跟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维系在一起。”

为了“牢牢控制党的领导权”，在获得马共地下党方壮璧保证后，李光耀修改行动党党章，实行干部党员制，即只有干部党员才有资格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干部党员须由中委会遴选决定。经这样一修改，连创党人傅树介和林福寿都没有获得党员资格。这应该是全世界政党没有的笑话。

在夺取中央领导权后，“李光耀尽其所能，设法通过跟林有福串谋，让林清祥坐牢，来博取英国人的信任。”同时利用林清祥在群众中的威望，保证上台执政后，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圆了当总理的梦，实现了第一步计划，李光耀大展拳脚的时候来了，他首次违背诺言，只释放“跟行动党领导有亲密关系的所有人”。然后“‘为了限制共产党人的影响’，当务之急是整顿职工运动”，“抑制共产党人的发展”。机关算尽太聪明, 李光耀的确聪明，但他的聪明不是用在为国为民上，而是绞尽脑汁清除妨碍他稳固自己权威的事项上。

从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和左翼共同创立人民行动党起，磕磕碰碰，1961年9月17日终于闹掰了，源于在合并问题的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古人的话有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理念的差异可以让多年的朋友分道扬镳。

1961年9月17日社会主义阵线成立。1962年9月21 日，举行全民投票，决定以何种方式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李光耀的电台广播《十二讲》从1961年9月13日开始广播到10月9日，这个被李显龙赞誉的“壮举”，目的是“把马共和抗英同盟混为一谈，指林清祥在工会的同僚和下属是共产党，意思就是善于玩弄手段的邪恶之徒，要实现共产党国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在他的叙述中，反殖民主义的纲领被悄悄弃置了，反殖运动消失了，于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现实仿佛不曾存在殖民统治。”“李光耀的重头戏是把马共描绘成组织严密组织的势力，指挥着左翼运动，包括工会、华校中学生、南大学生、乡村组织以及行动党支部的负责人。”以此来威胁恐吓人民。在广播中，他把方壮璧赐封为“马共全权代表”，暗中和方壮璧见面4次。他和马共人员见面，按李廷辉所著《联合公开阵线：共产党在新加坡的斗争， 1954-1966》中透露，“政治部清楚知道方壮璧跟李光耀有所接触的事情。”1909年9月出版的《白衣人》，2014年10月的争取合并的斗争》即李光耀的电台十二讲再版收录的李光耀的新序文与张志贤再版推介里上的讲话，把谣言编织得更为细致，把错综复杂，纷纭复杂，巧妙地以假乱真，真真假假，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

李光耀跟英国人和东姑在一番密谋策划布局后，旨在扑灭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出炉了，明知三个合并方式都对新加坡不利，李光耀一意孤行，一场经过英国人、东姑和李光耀冗长策划，除掉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力量的所谓“冷藏行动”敲定。1963年2月2日，113名左翼骨干尽数投入黑牢。障碍清除后，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行动党获胜后，再次伸出魔掌，1963年10月8日所谓“击破行动”把刚当选的社阵国会议员在内的30人投入黑牢，接下来的逮捕行动不断，一些左翼主要领导和干部一关就是十几年，出版物被取缔，团体被封闭。一些逃过魔掌的，逃得逃，流亡的流亡，淘汰的淘汰，转向的转向，被逼疯的被逼疯，从此左翼运动逐渐衰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无法完成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公平合理统一的社会主义马来亚。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李光耀含泪宣布新加坡独立。事实证明，左翼面向未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对强行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判断非常准确，李光耀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转向自我保守。原来所谓的独立建国并不是李光耀付出精力，运用它的聪明才智，和殖民主义者殊死剥夺得来的，而是机关算尽，清除异己，精心雕琢，又有坚强的后盾和资本，联合英国人、东姑，以及长不大的某些马共负责人的配合得来的。什么“建国之父”靠一边凉快去吧。

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在政治舞台上挥洒自如，独裁专断，为所欲为，在清除主要障碍后，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继1963年大选后的逮捕行动后，1966年10月29日，又再逮捕国会议员谢太保等30余名社阵领导人和干部，谢太保失去自由32年。1970年10月起，封闭团体、逮捕、驱逐行动不断，1976年6月4日，再次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捏造”的罪名逮捕傅树介医生，历史学者孔莉莎斥为“更加厚颜无耻”（《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导言》）。1980年4月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李光耀一手把华校铲除，直至1987年5月21日的“光谱行动”，李光耀把自己想象的对手22名教会工作者、社会活动分子和专业人士逮捕为止。这些人都被荒唐地被指控是“马克思主义阴谋的共谋者，致力于使用暴力来颠覆政府，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如果李光耀虚心一点，能踏实地多学习，也不至于那么蠢了。

李光耀太累了，要与英国人、东姑密谋，要与巫统右翼斗，要与马华公会斗，要与共产党人周旋，要与左翼斗，要与教会、社工为敌，要与法律界纠缠，九十高龄还紧捉权利不放，直到失去阿裕尼集选区议席，才不得已被撤掉内阁资政职务，2015年3月23日凌晨3時18分挂着国会议员头衔归西，结束了他机关算尽的一生。

李光耀确实有非常多的过人之处，从傅树介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光耀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筛子不知筛掉多少杰出的人物、见解和文字，才留下他孤身一人，独霸新加坡。他小我扛肩上，大我扔地下，以阴谋诡计，穷理究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傅医生亲眼看到“王某被推进来，倒在地上。他们殴打他，以致不成人形。”“蔡世居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诉，从1970年4月26日被捕至1971年8月28日，他每天只许放风15分钟。他的胸部和腹部被殴打；负责审问的政治部人员穿着皮鞋踩踏他的大腿。在开着冷气的审问室，他被脱光衣服，全身浇泼冷水。……受到连续72小时日夜审问。单独监禁期间，日夜可听见隔壁牢房的2位政治犯语无伦次的哭叫声，显然地，他们以精神错乱”（《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第265页、233页）其他像戴渊、曾福华、庄明湖、冯启发、黄桂英等政治犯受到法西斯残暴的虐待罄竹难书！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 李光耀没有大炮可用，只能沿用英殖民主义者的谎言、手段、计谋、法庭、法令、镇压、警棍、催泪弹、驱逐、监禁、恐吓、诬陷、殴打等等手段摧毁社会制度，把所谓的民主人权践踏得稀巴烂涂改歪曲得面目全非，其继承人连未成年人也不放过。什么集选区、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选区划分等等措施层出不穷，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行动党永远执政，就如秦始皇等帝王妄想长生不老一样，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世世代代，“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红楼梦》第八回）时至今日，仍然一党独大，这些招数果然十分应验。一言以蔽之，“李光耀于1959年上台执政后，如何靠肃清左翼敌对派及其最得力的支持者来维持政权，行动党就是靠其创党神话吃饭，其归结干净利落：他们是共产党。”（孔莉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导言》）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人世沧桑，历史人物逐一离世，一些历史真相和细节将会被永远淹没甚至是被歪曲篡改，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是一部好书，这部书显然不是一部揭短的书，如果你看到书中文字带着强烈的激情就认为是一部报复的书，那你就错了。书中的资料非常翔实，相当多的判断都使用揭秘档案和亲身经历支撑，引用的都有正规的来源链接，把有关李光耀史料的真相和细节公之于天下。这和充满凑、拼、接和谎言、歪曲的官方历史书不在一个层次。傅树介医生被李光耀无理关押了17年，写书的目的却并不是报私怨，而是对当今社会铺天盖地颂扬李光耀的丰功伟绩的当头棒喝，书的意义在于让你梦醒。“本书是他研读新加坡历史之作，并叙述他如何以亲身经历了解其所以然。”（孔莉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导言》）孔莉莎在发布会上致辞时说，这本书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陈国防在解答听众提问时说，此书是讲清楚是非问题，不是论李光耀的功过，诚哉斯言。因此可以说，《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的出版，是当代冲破官方解构历史的呐喊，希望在歌功颂德嘈杂的时空里，划破“欺瞒年代”的阴霾，露出历史的曙光，照亮后人前进之路。

顺便一提，《生活在欺瞒的年代》2016年2月13日举行发布会，傅医生作了讲话。讲话中，傅医生透露了租借场地的遭遇。号称包容开放的年代，本书发布会的场地有再次揭穿了行动党的谎言。傅医生是医科校友会的校友，是新加坡医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秘书长，却不能租用医科校友会礼堂；傅医生是陈嘉庚先贤的外孙，为纪念陈嘉庚的“嘉庚堂”也不能租用。傅医生感慨万端，“这个社会是病了，而且是病得很厉害。”

在谈了写书的宗旨后，傅医生随带谈了南大生“在1963年的最艰难时刻，一批主要是来自南大的年轻男女，在我们被大批逮捕监禁后，奋勇挺身，填补空缺。”这一批南大生后来和李绍祖发生分歧，导致李绍祖等人退党，后来“为了左翼团结，南大生最终设法劝说李绍祖重返社阵”，但由于分歧而“产生不和，直至今日仍旧恩怨未消”，最后，傅医生呼吁“让我们消除嫌隙、携手合作，了结这一段不幸的惨痛纷争，从新燃起往日的政治热情”。这样一小段的话，《联合早报》竟然拿来大做文章，2016年2月14日以《前社阵助理秘书长傅树介出书，重提南大生和左翼工会旧恩怨》为题，记者的生花妙笔，把傅医生《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一书的主要内容全部抹去，让人以为这本书是在谈南大生和左翼工会的恩恩怨怨。其意图何其毒也。

媒体不光报道现实，媒体也“创造”现实。《联合早报》的“创造”，不仅是媒体会根据自身的取向对事实进行剪裁和歪曲，并把虚假的真实呈现给受众，也意味着媒体在设定议程，媒体召唤的东西终将成真。这些媒体持之以恒忽悠的，只能糊弄读者于一时，看了《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也就哑然失笑了。《联合早报》的报格早就被李光耀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从这个视角看媒体，媒体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究其主要原因，是李光耀通过大中小学教材，通过全面控制社会舆论，坚持官方主导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新加坡亲身经历各个事件的老一代逐渐死光了，不知历史为何物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深陷消费主义泥淖，在官方舆论的宣传灌输下，对左翼运动有错误的理解、偏见和排斥，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已经丧失了追寻历史真相，追求真理的欲望了，而当今的媒体跟权力、资本、学术之间存在着深度的共谋关系，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是必须被贬抑的，什么是必须颂扬的，什么是必须歪曲的，什么是必须断章取义的，什么是必须夸大的，记者编辑早已了然于心，倾情潇洒地依照潜规则挥写着对事态的看法。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早就被李光耀掏空。说去还没去，黑霾遮大地，李光耀精神不死！

2014年12月20日李显龙在他的脸书里警告，“我们利用英国的档案记录和马共的资料的证据，作了总结叙述，肯定李光耀先生说的是真相.。”“它说政府对新加坡历史所做的总结叙述已成定案，是个禁区，不得再做任何研究追查。”（孔莉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导言》）内政部也警告陈仁贵和费南迪斯“前政治犯不得重写历史”，人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却有两个耳朵，那是为了让我们少说多听，等人把话说完吧，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修养。孔子称赞董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当前，社会上对新加坡现代史的兴趣正在增长，出现了像孔莉莎博士、覃炳鑫博士等历史学者和“8号功能”组织的黄淑仪博士、张素兰律师、叶汉源、陈慧娴等一群热心人，他们希望从老一辈历史亲历者身上获得启迪和解决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的不公现象。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默默耕耘，考证历史资料，出版和撰写的不少著作文章，和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所揭露的历史真相已昭然若揭，任何警告、否认和掩饰都已没有丝毫意义。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