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去年11月，我和勇鹏老师还有几位学者访问了印度，和印度的智库、媒体、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我们抵达新德里那天，正好赶上了严重的雾霾，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在500上下，新德里的学校全面停课。

 

第二天我打开电视看到报道，印度议会召集空气污染问题的专题会议，要求29位议员和相关官员参加，但居然有25位不出席。由于到不了法定出席人数，会议只能取消。他们给出的不出席会议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说是已经安排了活动，有的说是生病了，有的说跟自己领域没有任何关系。

 

但印度的新闻评论员认为主要是党派之争，因为这个会议是反对党发动的，要借机“审判”执政党。所以印度“雾霾治理”的困境，实际上集中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困境。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政客互相指责，导致许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我们这次出访是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广泛接触了印度的智库和官员，约见印度的媒体，举行记者会。我自己去过印度很多次，知道印度的媒体总体上是西方话语主导的，有时候喜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

 

看到印度都敢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采用了《这就是中国》的风格，先做一个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讲座、演讲，然后在谈中国崛起的同时，点出西方政治模式的困境和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说西方民主发源地希腊的破产，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经历了脱欧危机，美国特朗普上台等等，我们想明确地指出西方模式一路走衰的事实。

 

当然我们给印度面子，没有直接批评印度的政治制度，但我想他们感受到了我们这些观点带来的震撼。果真这一路下来，没有碰到任何印度记者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不少印度人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表示了浓厚和强烈的兴趣。

 

中印关系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一位印度媒体人说，中国好像总是在印度周边的国家制造一些麻烦。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和所有南亚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实际上走访过印度和印度所有的邻国，从巴基斯坦到孟加拉国，从尼泊尔到斯里兰卡、不丹，我有个感觉——几乎所有印度的邻国都对印度有不少疑虑和抱怨。所以我说希望你们印度自己能够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疑虑和抱怨？

 

在我们访印期间正好赶上了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发表了一个蛮有影响的演说，这个演说涉及的内容很广。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印度要反思自己的问题。他说虽然印度与自己过去相比，这些年成就不小，但与中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甚至越来越大。

 

资料图：印度外长苏杰生

 

他这番话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同时又提出印度要像美国那样搞“印度优先”，包括印度不应该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我觉得这些是不明智的。

 

 

我自己上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年，应该说印度这期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比方说德里有了新的飞机场，街上的出租车换了车型，更加像样一点了，新的建筑也比过去多了一些。但总体上印度贫困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特别是老城区大片的棚户区几乎没有改观。拥挤不堪的肮脏街道，暗天无日、延绵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窝棚等等。

 

在世界大国中，中印比较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也比较相近，中国有14亿人口，印度是13亿。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都选择计划经济，后来又都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上印度在70年前的起点略微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的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年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冲突，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和很多混乱。

 

40年代末的时候，印度人均收入是高于中国的，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和中国比较接近。后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结果也大不相同。

 

今天的中国远远领先印度，这种差距可以概括为“2、5、10和不可比”：

 

2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

 

5是中国的贸易总额是印度的5.2倍，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近印度的5倍，确切地讲是印度的4.78倍；

 

10是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高10岁左右；

 

不可比就是两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铁不可比，妇女的地位也不可比，奥运会获奖牌的人数不可比等等。总之这方面中国情况比印度要好很多很多倍。

 

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走过的路，大概可以这样概括，政治方面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经济方面，从1947年到1990年，印度实行一种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我称之为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但印度始终没有放弃过私营经济，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号的私营企业，有些已经做得很大。

 

总体来看，在这段时间里，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印度从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这之后印度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快了不少，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制药等领域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有不少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远远不如制造业，所以印度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失业问题。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相信在印度这么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不少印度学者说，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制度，印度国家统一都无法维持，这个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区、社团等等，在政治上或多或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对自己的利益做某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印度政治制度取得的成功。

 

但这种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它最大的弱点在于虽然各方表述了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却不能有效地整合，包括利益的整合、观点的整合，结果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影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印度政治制度问题还在于它无法真正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这几种大种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成百上千个亚种姓。

 

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生出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印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在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种姓制度及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改革的阻挠和抵制。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度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通过自己诚实的奋斗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而在印度就很难，低种姓者大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印度独立都70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可以坐在小木凳上，有个课本。而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

 

现代化首先就要消除贫困，印度在这方面虽然有进步，但总体成绩与中国相差还是非常大。主要原因就是高种姓的官员不热心解决低种姓人面临的疾苦和歧视。高种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员，从不与低种姓的人握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低种姓的人的利益去努力奋斗呢？低种姓的人自己往往也非常认命，认为自己的贫困就是因为祖上积德不够，所以也没有社会进步所需要那种进取的动力和意识。这是我第一点，种姓制度的问题。

 

第二是印度的政治体制无法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无法真正地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70多年了，但印度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地位远远低于男子。

 

从中国去印度访问就会发现，妇女可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中国都是妇女做的比较多，在印度都是男人在做。虽然在大城市里，白领阶层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绝大多数的酒店、旅馆、餐厅、商店、银行里，女职员的人数都大大低于男职员，女企业家、女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远远低于男人。

 

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高昂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甘地

 

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迪拉·甘地、索尼娅·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夫人一样，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是说明这些国家的民主质量有问题，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和后代有某种盲目的崇拜，南亚地区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家族政治。这我讲的第二点，妇女解放问题。

 

第三是它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改，但他所依赖的国大党代表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至少在当时那个阶段，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所以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任务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

 

但在邦一级这些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掌控的，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南亚不少国家情况都是类似的，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都很难获得通过。另外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一个包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这也使得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印度的无地农民约占印度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比方说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那些农民，但是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家庭成员过多，分到的土地面积非常小，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就把土地转卖。按照印度的习俗，土地是转给儿子或兄弟的，但男人往往喜欢到城里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无力耕作，最后就把土地给卖了，卖地的收入用来做嫁妆，这也是印度农民失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不解决土地问题，不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的富裕就不大可能。在印度只要你随意看看当地的农田和庄稼，你就知道印度的田间管理水平、水利建设水平都远远低于中国，印度的粮食产量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实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腐败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一位印度学生曾这样对我描述——那是10年前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他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的神庙里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往往要经过十来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民主”是可以操纵的。

 

印度民主质量是相当之低的，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五点，劣质民主的问题。在印度，政客用钱直接或者间接地买选票，比方说收买黑社会来控制票源，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如果你去孟买看过贫民窟，你就会知道到处都是黑社会，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招牌，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印度劣质民主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谈，但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谈印度的民主制度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印度的崛起还面临很多深层次的挑战，特别是我刚才讲的五大问题，种姓制度、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腐败问题、劣质民主等等。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是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而且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个人衷心希望印度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探索，最终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走向成功的道路。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