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砂盟发动武装斗争是否正确？
- 王连贵
人类历史完全证实了，任何统治阶级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统治权利的，尤其是人民要真正当家做主，更非经历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不可。殖民主义者也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殖民地的，殖民地人民非要经过激烈仍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脱离殖民地统治。
1962年，汶莱人民党在55席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54席胜利的情况下，英国殖民主义者还不放权，直到1984年才被迫让汶莱独立。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当年发动武装斗争是错的。
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我们后来进行武装斗争是被迫的。英帝要实行新殖民主义，实行大马计划，对反大马进行镇压是我们根本不能左右的。汶莱人民举行反大马、争独立的武装起义，事先虽经文铭权的表态也根本不能制止。印尼苏卡诺政府反大马，并支持北加里曼丹合众国的武装斗争，成立了反大马志愿军并于1964年4月 12 日攻打印尼边界砂拉越的打必禄镇。砂拉越以黄增安为首的婆罗州共产党反对议会斗争主张武装斗争，因此汶莱武装斗争后，就转入地下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同时派人越界到印尼参加反马武装斗争。这些事实说明了即使砂盟不进行武装斗争，其他组织也会进行反大马的武装斗争。因此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汶莱武装起义时，砂拉越的林梦和实务地被汶人民军占领，其他砂拉越地区，也有少许的响应。紧接着英帝便大肆向我们组织疯狂进攻，一时我们组织就有大批同志被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害怕而放弃革命，或是束手就擒，还是拒绝被捕，隐藏起来，或是流亡国外，或干脆屈膝投降，还是坚决反抗，继续革命？
以下简要谈一点我的感受和看法。
第三省由于受地理的限制，所以当年不能像第一省那样较容易越界进入印尼，因而只能在省内准备武装斗争。
汶莱武装起义后，省内同志有部分被捕，也有的害怕而放弃革命，有的在城郊隐藏，有的转入农村。
我於1963年1月， 从城市转入农村，由革命群众掩护，住在偏僻的群众家。头一年多，由于号召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参加军训的人很多，革命情绪还热烈，后来没上边界，武装斗争没发动起来，同志和群众的情绪冷了。与此同时，不断有干部（包括省委级干部）被捕，有的同志消极，有的逃走。多年来负责联系我，工人出身可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志，也不辞而别。接下来联系我的领导，不久又被捕。我直接负责联系下的十几个同志，有的还有一定理论水平， 而表现积极吃苦的干部， 随着低潮持续的磨难， 到1968年，此时除了我的爱人外，仅剩下三几位同志，除有个别被捕，大多消极不干。
我从最初的住群众家，后来被迫转移到离群众家约百来尺的后芭，再后来因为有敌特搜索，所以经常“搬家”。为了自卫，在“兰高”总备有一把巴冷刀，出外也带着它。对着敌情，可谓老鼠怕猫似的东躲西藏，有时还被坏蛋追赶。我也曾挖个地洞，准备应急之用。
群众方面，过去绝大部分都支持革命的局面没了，后来一个坡只能或者只敢联系一两家，最多联系几家群众。群众捐的收入几乎断了，我的物质生活，有时还得叫群众到我哥哥的店拿。我想，如果不是1969年开始武装斗争，而低潮持续下去，我可能也会消极或者不干了。
当时第三省虽然还有些单位，情况比我的单位还好些，但也有的单位比我的更糟。如果不是1969年开始武装斗争，情况有可能转好吗？事实是，大部分同志已经消极，或者已经放弃革命。由于开展武装斗争，有的重新振作起来，有的重回革命队伍，并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做出可贵的贡献。
同时第三省地区的伊班工作也几乎被瓦解，仅剩下混合区的个别阵地在苦苦地坚持。
1969年，第三省开始武装斗争，到1973年和谈时，仅短短的5年时间，革命形势可谓完全改观，不但城市地下工作得到了恢复，广大华族农村群众重新活跃起来，普遍支持武装斗争，伊班民族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武工队员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人。
设想第一省在汶莱武装起义后，如果没有过印尼搞武装，也同样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第一省省内1963年后坚持非武装斗争的力量，遭到敌人和内奸的严重破坏，濒于瓦解。至到1968年，在省内开展武装斗争后，情形才完全改观。到了1973年和谈时，武装人员已经发展到约四百人。
第四省革命，在汶莱武装起义后也遭到严重破坏，到1965年，省委级干部消极的消极，被捕的被捕，可以说被瓦解了。除了许多同志被捕，许多消极外，少数十几个转入隐藏的同志，在古春辉同志带领下，顽强的苦苦坚持，其中个别同志英勇牺牲外，有的逃跑，有的被捕，最后剩下七位同志。
到1970年4月30日，古春辉等7位同志在实务地的一个树林中，被敌兵包围，突围中古春辉同志壮烈牺牲，其余六位同志被捕，至此第四省革命斗争就结束了。
从以上实际情况看，当年砂盟不发动武装斗争，砂盟更早互解革命只有提前结束，因而发动武装斗争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