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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民族工作历史 6 ：回忆第二支队民族工作点滴
回忆第二支队民族工作点滴
忆林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二支队，是在1965年12月12日成立。它的据点（营地）是建立在干督河支流的森林地区叫做“马兰交”。
第二支队营地离干督河村镇大概要整天的步行路程，村镇有极少数华族商人在做小生意，镇附近有警察和印尼兵驻扎，也有好几座伊班长屋。第二支队在成立前后好久一段时间，都好常在该村镇出入来往。初期，我军还常派一些较精干的同志到干督河村镇搞群众工作，搞粮食，也和印尼军搞统战工作，搞一些我军需要的军备，粮食、子弹等。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二支队的组织系统是以总部和指挥部领导各属下展开工作。由总部直接领导下的有一大队人员，这批同志是精干，任务特别艰巨，因为他们是在国内前方靠近国内边区地带，进行武装教育、组织动员群众工作。
支队的各小队都分配在不同的地区与范围内开展民族工作。初期在营地生活时，这些小队是以小组出去跟群众搞福利与搞粮食，及宣传工作等，工作了三、五天又回到大营地。
部队刚成立那年，同志们较多时间花在营地搞生产，如种菜、番薯、木薯、瓜类等，部分同志到长屋除了宣传教育群众外，也是注重搞粮食。因为米粮是我军生存的重要条件，储备军粮和搞群众工作，是我军当时的重要任务。
1966 年底，整个局势已转变，印尼政府已和马来西亚政府从对抗走向媾和。印军也陆续到边界驻扎，到森林和长屋巡逻，准备围剿我军。从此之后，二支领导人就逐步把大营地的同志分散，以游击队的形式，分散到各个地区搞民族工作。
以下简述第一小队搞民族工作的点滴。指挥部杨平（杨传兴）指导员，分配两座长屋给第一小队搞，一座叫“哥郎密”，另一座叫“吉当”，这两座长屋较接近鲁勃安都地区，从长屋到鲁勃安都大约步行四、五个钟头而已，这两座长屋的伊班群众很常背一些土产到鲁勃安都去卖，然后又在当地购买一些需要的日用品回来。
“哥郎密”这座长屋，大概有30户。这座的伊班群众生活会比“吉当”的一座长屋较好一些，长屋也比较新，他们也比较勤劳，每个住家都有种稻，每年收成都不错。也许他们生活较好些，所以他们比较积极热情和开朗。“哥郎密”这座长屋，大部分的群众都很积极支持我们。群众之中有少数不管事，明哲保身。屋长较严肃，但他只管好他属下长屋的群众，其他事他就不很热衷。但有好几家和我们小队关系特别好，尤其是Apai一家和苏帮西母女一家。我们小队的同志，每到“哥郎密”长屋Apai一家一定要留我们在他们家吃饭，要不然就是到苏帮母女家吃。
这两家是“哥郎密”长屋的积极分子，也是我军的保干群众，长屋发生什么问题，或到鲁勃安都边境购物时有看见或听到什么，她们都会先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有时也叫她们了解敌情及购物等。
我们小队住在长屋附近的森林，白天有时帮群众砍芭、种稻。稻熟了去帮他们采稻，中午在“郎高”一起吃饭，晚上到长屋帮群众针灸治病，伊班语文较会的同志就逐家去拜访与宣传群众。有部队同志向他们学习语言，及叫他们教导我们伊班族的传统舞蹈，如狩猎舞、丰收舞、英雄剑舞、老鹰抓小鸡等。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和伊班群众生活在一起，和他们打好关系，从而团结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促使他们更了解我军的宗旨，使他们感受到我军是为人民与爱人民的人民军(Paraku)。
自1966年底，分散开展民族工作以来，各小队也开始自力更生了，我们的伊班群众都积极支持和协助我们，给整大片森林让我们去开辟种稻、种木薯与菜类等。经过小队同志们的努力艰苦奋斗，终于开辟了整片森林，烧芭后种下稻和菜类。辛勤劳动几个月后，终于有成果，收成稻米，能辅助小队的米粮。
伊班群众自己的稻芭收割完后，也让我们去种木薯，他们先前种的木薯及稻芭所有种的东西，如黄瓜，玉米、伊班菜等，都叫我们可以自由去采来吃。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卖一些米给我们，还会帮我们到鲁勃安都附近买一些我们需要的物品等。
我们负责下的第二座长屋“吉当”距离“哥郎窑”长屋大约要走两个钟的路程。“吉当”长屋的群众在经济上比较不好，年老的群众较多，长屋也很陈旧，一上到长屋走廊感觉有点阴暗。该座长屋的群众生活虽然比较穷苦，然而他们还是会支持与帮助我军，如帮助了解敌情，买粮食及卖一些杂粮给我们。
我们这一小队每个月都会到吉当长屋两三次，除了处理粮食和宣传之外，也注意福利工作。白天我们帮他们种稻、采稻等农活，晚上帮他们针灸、按摩，也配一些药物给他们。我们的战士都很真诚关心与帮助他们，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感谢我们Paraku，他们都会给一些木薯、金瓜、黄瓜、恩沙比等来答谢我们。
我们二支的武装部队，能在印尼边界的民族甘榜立足与生活。这主要是靠我们各小队的每一个干部战士能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人民军的群众路线。再加上我们都有真诚、热爱群众的一颗心和他们相处，也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7年7、8月间队伍进行调整，有的同志调到二支与三支中间地区搞联络和交通工作。我和其他岗位小队同志被分配到第二省边境较靠近内地区搞民族工作。这个小队是由蔡秀明同志（杨云台）担任队长。我们这小队要搞的地区 Semalai 长屋，再过去不远还有三座长屋：RH Palok、RH Ilai以及 RH Mulubuk。这三座长屋不属于我们搞的范围，是第一支队同志们搞的。
而由蔡秀明队长带领我们搞的Semalai长屋，也是一支队未成立之前，是B.P武工队（就是横江板督武工队）已开展了的民族甘榜，已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去搞就容易的多了。一般群众都很热情支持与协助我们，我们队里的米粮都是靠他们帮助买和运送，然后我们才到长屋附近去运回点。
在这区搞民族工作，我感到很开心，同志们相处得也很好，大家都能互相关怀与照顾。我们这队只有我和贝小妹是女同志，其他都是男同志。队中有一个叫起来的同志是从二省来参军的，年纪比我小些，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但他的伊班语讲得很流利。他很风趣，也喜欢吃榴连虫，曾闹一些笑话。
可惜，我在 Semalai 地区搞民族工作，只不过半年的时间，我又要离开同志们和该区的伊班群众。
1968年3月初，蔡政委（蔡瑞庆）从第一支队带领几位同志，经过我们这个地区，我就和他们同行，一起撤回第三支队去。
以上我所写的民族工作点滴，是在1965年底-1968年初，是我在第二支各地区搞民族工作的点滴回忆。在那个时期搞民族工作的确比较顺利，也没有遭受到较大的挫折。因为那时驻扎在边界的印军较倾左，对我军的态度还好，我军还能和他们搞统战，跟他们的关系不错，我们还搞到好大批“士登枪”(Sten)子弹和粮食。
在这种较平静的形势下，第二支属下各单位的民族工作都搞出一定的成绩。凡是我们去开展过的地区，大体上的伊班群众都会欢迎我们，并支持与协助我们，这是因为敌我斗争还不是很尖锐，群众还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镇压和威胁；另一点他们也看到我们（Paraku）的成员都很有组织纪律性，不像印军那样胡做乱为，相比之下，群众认为我们是好人。再看到我军的战士每到他们的长屋，都积极热情的帮助他们，尤其是关心他们的病痛，并尽力帮他们诊疗治病，给药他们吃，减轻他们的病痛。
但从1968年中开始，印军就逐步加强在边境的军事行动，经常到长屋巡视与探听我军的行踪，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威迫伊班群众供出我军活动的情报，尤其是恐吓他们不可支持人民武装部队，知情者一定要赶快来投报，否则就要受到对付等。同时，印军也常到森林搜索与追剿我们。
之后我军在民族甘榜搞工作，就面对了许多困难：遭遇到敌军的埋伏袭击、同志被坏群众出卖而被杀害等。同志们上到长屋，群众就感到害怕不安。如1969年，330战斗队是在都劳河上游开辟新区工作，初期群众都很热情地支持他们。后来领导计划要在那些地区打伏击战，他们打了好几场战，也缴获好些枪支。在这同时却引来敌兵大肆向我军围剿，破坏与恐吓群众，放火烧他们的长屋，使他们无家可归，被迫暂时走进森林。住了几天后，因为没有粮食吃，他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跑出去向敌军屈服投降，在敌军强迫与镇压下，好些群众就和敌军同谋进山追剿我军。过后，敌军下令叫伊班群众把所有在长屋附近种的木薯砍光，目的是要切断人民军队的粮食来源。从此，3.30战斗队的民族工作组就很困难在那些地区搞工作了。
在敌我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当儿，在敌军的迫害下，群众害怕恐惧，不敢支持我们。虽然我们部队的同志是有组织、有训练、有教育、有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不断的尖锐斗争的考验下，也有部分同志（包括支队负责人）也和群众一样，动摇革命立场，走出去向敌军投降。这些叛徒被敌军利用来对付我军，一些人被组成敌军的突击队，倒回来追缴我们的同志，也和敌军一起去镇压曾支持帮助过他们的伊班群众，因为这些叛徒很清楚知道那一座长屋的那一些群众，是积极支持我军的。然后敌军就强压长屋的群众组织民防队，加入他们（敌军）一起去森林追剿我军。如果一些群众不听从、不肯加入民防队，就抓他们到河里浸水，再不然就用生命威胁他们，在敌军种种威迫利诱下大部分群众只好屈服顺从。然而群众又在敌军队伍看见有他们积极支持过的Paraku成员也穿着和敌军同样的制服，来镇压他们，一起进森林追杀我们的同志，实事上也造成一部分同志牺牲。在此种情况，伊班群众更加害怕。
总之，随着敌人对我军和群众的不断围剿和残酷镇压，敌我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也导致部分同志对武装斗争失去信心，也造成伊班群众不支持武装革命斗争，加上领导的问题，造成第二省的人民武装部队在1973年全部瓦解的局面。
写于2006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