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国内篇 8:逾六十年的"紧急状态''时代;
诗巫中央医院扩建不能再拖,病房卫生间问题亟需紧急特别拨款;两种语言合约版本的陷阱
历史回顾:
逾六十年的“紧急状态”时代
(余清祿 08-03-2026)
1952年8月5日的晚间11时,五名自称是“印尼人民解放军”的华裔武装人员,借用群众的车,突然出现在巴都吉丹巴刹,并开口向当地的店主们“商借”一万元现款,店主们在凑集了八百元予他们后,这批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在镇上逗留至凌晨二时许,方乘坐一部车子离去,继程朝西连的方向前行。
他们在途经设立在晋连路27哩警察局前边的路障,被站岗的警员喝令停车接受检查时,突然向趋前的警员开火,当场枪杀了一位名叫纳都的伍长,和重伤另一位警察伍长布让,过后飞车突围而逃。
此宗“勒索”和“袭警”案,究竟是何方神圣所干,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尚是个谜,但英殖民地政府却“ 逮住这个良机”,藉此大肆镇压国内日渐活跃的左派政治运动。
紧急状态的开始
1952年8月8日,即是在三天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便宣布砂拉越的第一省(现在的古晋和三马拉汉省)进入“紧急状态”,并在第二天将马来半岛实施五年的“紧急法令”延伸至砂拉越,同时调派大批军警驻防。一时间古晋弥漫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1952年8月9日,紧急法令伸延进砂拉越的第二天,警方迅速逮捕28名华小校长、教员与左派社团领袖(包括新尧湾中华公学校长陈士民、何和珉、古晋中华中学学生蔡思忠、乌梭中华公学校长李树芬和奴诺农民黄华等),其中17人被驱逐至英属马来亚、新加坡,最终抵达中国。同年11月、12月,强制驱逐出境的共计38人。
紧急状态的制度延续
从1950年代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砂拉越逐渐纳入以紧急状态为核心的安全治理体系。虽然不同阶段的法律名称与形式不断变化,但这种以紧急状态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与安全制度,在不同名义下持续存在,直到2011年马来西亚国会正式撤销长期存在的紧急状态。
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以应对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持续至1960年。
在砂拉越,这些措施主要表现为:
- 扩大警察与安全机构权力
- 严格监管政治组织与社团
- 审查新闻出版与公共言论
- 必要时实施预防性拘留
1960年,英国宣布马来亚紧急状态正式结束,但紧急时期形成的制度并未消失,而是被1960年*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取代。该法允许政府在未经司法审讯的情况下拘留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士。
对抗时期与新的紧急状态
1964年,印尼“对抗政策”(Konfrontasi)爆发,马来西亚宣布新的紧急状态,砂拉越成为边境重要地区,军事行动和安全检查显著增加。
1966年,砂拉越宪政危机爆发,首席部长Stephen Kalong *Ningkan与联邦政府发生政治冲突,联邦政府立即宣布紧急状态,通过紧急法律修改砂拉越宪法,导致砂政府领导层被强行更替* 。这标志着联邦政府可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紧急状态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大事。
1969年5月13日,马来亚半岛爆发严重种族冲突,政府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并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暂停国会运作。大量紧急法令颁布,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并形成1971年新经济政策(NEP)的政治基础。1969年宣布的紧急状态在法律上长期存在,直到2011年才撤销,单从这项紧急状态来看,持续时间达42年。
石油发展法与资源集中
1970年代初,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剧烈,1973年石油危机凸显石油战略价值。马来西亚政府于1974年通过石油发展法(Petroleum Development Act 1974),规定全国石油资源由国营石油公司Petronas统一管理。
州政府通过协议,将石油管理权交予Petronas,并获得5%石油税(royalty)。这一制度对婆罗洲两州长期影响深远,研究者认为,这与紧急状态下中央权力结构的强化密切相关。
六六空难与政治转折
1976年6月6日,沙巴发生六六空难(Double Six Tragedy),一架政府包机在接近亚庇机场时坠毁,机上包括沙巴首席部长Tun Fuad Stephens及多位州部长。事故后,新沙巴政府与联邦政府签署石油协议,确认州政府接受5%石油税制度。这一事件成为婆罗洲政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六十年的”紧急状态”治理
从1950年代殖民政府在砂拉越实施紧急状态开始,到2011年正式撤销,前后超过六十年。在世界政治史上,这样长期存在的紧急状态治理,除了以色列,几乎无他国可比拟:
- 叙利亚紧急状态:1963—2011(48年)
- 埃及紧急状态:1981—2012(31年)
对于年轻一代,紧急状态可能只是历史课本的概念,但对于经历过的人而言,它是一段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经历。2011年紧急状态的撤销,象征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也为理解砂拉越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关键背景。
詩巫中央醫院擴建不能再拖
——病房卫生间問題亟需紧急特別撥款
(余清祿 09-03-2026)
近日因身體亮起紅燈,我在詩巫中央醫院住院多日迄今。這是我在醫院停留時間最長的一次。身歷其境、目睹實情,作為一名受醫者,我深深感受到:詩巫中央醫院的擴建,已經不能再拖延。
因此,我整理了一些資料寫下這篇評述,希望無論是昌明中央政府或砂拉越GPS政府,都能一致支持,并儘快批准和落實擴建計劃。 這不僅是詩巫人民的期望,更是拉讓江流域廣大居民的共同福祉。
一、回顧歷史:從劉欽侯醫院到中央醫院
詩巫中央醫院的誕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舊院區不堪重負的問題。
• 前身(1936年):拉者時代建立的劉欽侯醫院,最初僅有55張病床,服務當時約1萬至1.5萬人口的詩巫,實則涵蓋整個拉讓江流域。
• 舊院困境(1980年代):病床增至400多張,但設施老舊、空間嚴重不足,無法承擔區域醫療重任。
• 新院建設(1994年):位於烏也路5哩半的現址醫院於1991年動工,1994年8月建成運作,並於同年9月1日由時任砂副首長兼公共衛生部長拿督巴丁宜黃順開主持開幕。他是推動這所新醫院建設的關鍵人物。當年工程總造價約1億零495萬令吉。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醫療建設必須走在需求之前。
二、審視當下:不堪重負的區域醫療樞紐
目前詩巫中央醫院的規模大致為:
• 床位:約642至662張
• 員工:約2012人
平均約1張病床配備3名醫護人員,在政府醫院體系中屬於中等偏緊水平。作為砂拉越中區的主要轉診醫院,它長期承受著巨大壓力:
• 門診擁擠
• 床位緊張
• 專科醫生不足
• 停車位嚴重短缺
這些早已是詩巫市民長期反映的現實困境。
三、對比鄰市:詩巫擴建為何遙遙無期?
根據政府過去的規劃,詩巫中央醫院將興建新大樓,預計增加約340張新床位,使總規模接近1000張床位等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項擴建計劃至今仍停留在規劃階段。
對比砂拉越其他城市醫院的發展進度,更能凸顯詩巫的迫切性:
• 美里醫院(已落實):
• 興建B棟擴建大樓,新增328張床位,總床位達677床。
• 擴建內容包括急診設施、兒科、婦產科、創傷醫療服務及更大的急診中心。
• 新增停車位:900個汽車位、300個摩托車位。
• 總投資約2億8920萬令吉,並已於2024年開始逐步投入運作。
• 古晉砂拉越中央醫院(持續擴建):
• 目前規模:約1005張病床、5000名員工。
• 近年進行多項大型工程,包括門診與日間手術中心、新增ICU病房、醫療旅館和多層停車場。
• 新增7間手術室、內窺鏡中心、集中化實驗室等。
• 停車位總數達約1789個。
• 整體擴建投資約3億5100萬令吉。
美里、古晉的擴建相繼落實或進行中,承擔中區醫療重任的詩巫,為何只能原地踏步?
四、詩巫人口警訊:高齡化浪潮即將來襲
詩巫的醫療壓力,不僅來自於作為區域醫院的服務範圍,更與其獨特的人口結構變化密切相關。
• 人口增長停滯,勞動力外流:
• 2010年:247,995人
• 2023年:約254,000人
• 13年僅增加約6000人,顯示年輕人外流現象嚴重。
• 老齡化趨勢顯著,形成「老人城市」:
未來10年,65歲以上人口可能達到25%,也就是每4個人中就有1位老人。原因包括:
1. 青年外流:工作機會有限,薪資較低。
2. 生育率下降:詩巫華人比例約48%,而華人生育率普遍僅1.1至1.3,遠低於人口替代水平。
3. 退休人口回流:許多在外地工作的詩巫人,因生活成本低、熟悉社區環境及醫療相對便利,選擇回鄉養老。
五、床位需求:慢性病與高齡化的雙重夾擊
人口老齡化直接導致醫療需求結構性改變。老年人常見的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癌症等慢性疾病患者比例持續上升。這意味著:
• 門診更擁擠
• 住院需求更大、時間更長
• 對康復和長期護理設施的需求更迫切
在這種趨勢下,340張新床位不僅是「需要」,更是「急需」。
六、一名住院者的真實觀察:安全與尊嚴的呼聲
這些天住院,我親眼見證了醫院在應急、治療、管理與服務體系的系統化和專業性。醫生負責,護理人員忙碌而有序,讓這座超負荷的醫院仍能維持順暢運作,對此我深表敬佩。
然而,這畢竟是三十多年前建成的建築群。部分設施已明顯老舊,尤其是病房區的衛生間問題尤為突出。
許多衛生間設施存在缺陷,而住院者多為年長病人,或病情較重的患者。老舊、不便的設施不僅造成困擾,更在某些情況下存在安全隱患。
我真誠希望人民代議士能親臨醫院病房區的衛生間實地視察,了解真實情況,並向聯邦或砂拉越政府爭取優先緊急特別撥款,儘快改善這些基本設施,以保障每一位病人的基本安全與人性尊嚴。這不應是奢求,而是基本人權。
七、結語:刻不容緩的民生工程
詩巫中央醫院是砂拉越中區最重要的醫療支柱。面對人口老齡化與持續增加的醫療需求,醫院擴建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是刻不容緩的民生工程。
我衷心希望有關方面正視詩巫医院困境,拿出效率,儘快落實擴建計劃,尤其是緊急撥款改善現有病房卫生间設施,讓詩巫中央醫院能夠更有尊嚴、更有能力地服務詩巫人民以及拉讓江流域上百萬居民。
這也是我在病房中,堅持寫下這篇訴求文章的初衷。
(***说明:上述具体资料和数据如有出入,以官方讯息为准)
历史回顾:
两种语言合约版本的陷阱
(余清祿 10-03-2026)
根据历史记录,1878年苏禄苏丹出租协议到底包括多少土地?
1878年1月22日,英国北婆罗洲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的代表阿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和古斯塔夫斯•巴隆•冯•奥弗贝克(Gustavus Baron von Overbeck)与苏禄苏丹国(Sultanate of Sulu)的苏丹贾马鲁尔•阿拉姆(Sultan Jamalul Alam)签署协议。条文写得非常清楚:从 Pandassan River(西北海岸)沿整个东海岸一直到 Sibuku River(南部),以及海岸外三海里内的所有岛屿。
换成今天的地理范围,这个范围大致包括:北部的古达和邦宜岛,东部的山打根、京那巴当岸、拉卜湾,南部斗湖,东南部仙本那、西布库河,以及沿海岛屿。也就是说: 整个东海岸 + 北海岸。
1962年,菲律宾政府宣布计划收回沙巴,却因一份合约的两种语言版本引发的歧义,陷入了持续至今的主权争议。
1962年:主权声索的集中爆发
• 4月24日,菲律宾立法议会一致通过“第7号决议”,授权总统采取符合国际法与程序的必要步骤,收回“属于菲律宾人的国土”。
• 4月29日,苏禄苏丹将其统治权移交给菲律宾——这片领土从未被西班牙或美国殖民。
• 5月24日,英国政府向菲律宾方面发送备忘录,声称沙巴部分地区(西海岸)原属汶莱苏丹国。
• 6月22日,菲律宾政府向英国发出外交照会,重申对沙巴的主权立场。
• 6月24日,沙巴卡达山联合组织主席唐纳德•斯蒂芬公开表示,当地民众对菲律宾的主权声索持质疑态度。
• 7月20日,菲律宾再度向马来亚政府递交照会,阐明其主权主张。
历史上,沙巴原为汶莱苏丹国领土。 1658年,苏禄苏丹因协助汶莱平定内乱,获赠沙巴北部与东部地区。
1878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与苏禄苏丹签署协议,取得沙巴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权。
1888年,沙巴沦为英国保护领,改名北婆罗洲。
1957年7月31日,苏禄苏丹吉朗宣布,废除与北婆罗洲公司的租约,所有租用土地自1958年1月22日起重归苏禄苏丹所有。
然而, 1963年,英国在未征询苏禄苏丹意见的情况下,将北婆罗洲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此后,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因沙巴主权争执多年,直至1988年科拉松总统宣布放弃声索。然而,苏禄苏丹后裔始终未放弃主权主张。马来西亚政府为“安抚”他们,每年支付1600美元租金,并允许苏禄裔菲律宾人自由出入沙巴、轻易取得身份 。但正如苏禄苏丹基拉姆三世所言:“这些好处,远不足以弥补领土的丧失。”
争议之源:1878年协议的“一词陷阱”
历史学者研究指出,争议的根源,正是1878年合约中两种语言版本的陷阱。关键争议词为 “padjak”(或写作pajakan/padjak),源自马来语/苏禄语。
语言学上,在19世纪马来法律与贸易语境中,“padjak/pajak”意为“租税承包、租借经营权、收益租赁”,更接近 “租借”,而非“永久割让”。
争议的焦点在于,1878年文件存在两个版本:
• 马来文版本使用 “padjak/pajakan”,意为“租借”;
• 英文版本则译为“grant and cede”,即“授予并割让”,被解读为主权永久转移。
2025年:巴黎法院的裁决
2025年12月9日,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裁决:撤销此前约150亿美元的赔偿仲裁裁决,苏禄苏丹继承人败诉,并需支付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费用。这一案件源自苏禄王室后裔对1878年协议提出的赔偿要求。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该裁决是维护沙巴主权的重要法律胜利。
2025年12月11日,沙巴前首席部长Yong Teck Lee表示:随着苏禄仲裁案件结束,菲律宾应该正式结束对沙巴的主权主张,以稳定两国关系。
2026年:菲律宾重申主权,马来西亚坚决回应
2026年2月20日,菲律宾外交部在马尼拉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菲律宾政府继续维持对沙巴(北婆罗洲)的主权主张。外交部海洋事务发言人Rogelio Villanueva指出,菲律宾从未放弃对沙巴的历史主权要求——尽管沙巴目前由马来西亚管理,但菲律宾仍坚持其历史立场。这一声明是在讨论2012年菲律宾官方地图将沙巴列入领土范围时被重新提起。
2026年2月24日,马来西亚外交部再次声明:马来西亚从未承认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主张,沙巴是马来西亚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地位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马来西亚还援引1962年科博尔德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称超过三分之二沙巴人民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2026年2月25日,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砂拉越在大陆架资源问题上扩大权利主张,可能会重新引发菲律宾关于沙巴的领土争议讨论。这表明沙巴问题仍是区域政治中的潜在敏感议题。
结语:历史遗留的现实
截至目前,沙巴争议的现实格局已然清晰:菲律宾仍保留历史主权主张,马来西亚坚决拒绝并实际控制沙巴,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沙巴属于马来西亚。争议目前停留在外交与历史层面,并未演变为现实领土冲突。
然而,正是1878年那份合约中“padjak”一词的双重解读,埋下了这一切的种子。一段历史,两种语言,各执一词的诠释,成为菲马两国关系中一道隐形的裂痕。2025年的巴黎裁决未能终结历史争议,2026年的外交声明也未能弥合认知分歧。苏禄后裔仍在追索,学者仍在探究,而这一切提醒世人:
在领土与主权的协议中,语言的精确,往往比表面的和解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