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跳动的心 3：清明节、《秋夜》依然肃杀、慨然回首话当年
墙内 1：回忆当年的狱中斗争
清明节
杜芬
清明节是子孙们纪念先人的日子。即使是早逝的生命，也有其弟妹侄辈到其坟上扫墓，这是华人长期来血浓于水的亲情。
有一群年青的生命，在过去为反殖反帝斗争而出生人死，热血酒在祖国的土地上，身躯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中。如今，那年青的生命究竟是埋葬在何处，却是一个谜。这是家人胸口永远的痛，这是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永远的怀念。
在拉让江畔，一座座墓山的山脚下，歪歪斜斜地立着几根柱子，没有姓名，杂草从生。那就是在白色恐怖时期，战友们在深夜里匆匆埋下的青年战友的屍体。如今，也许那葬人自己也已献出了生命，不能出来指认那长埋地下者的姓名；也许那葬屍人已忘了当年的战友，忘了过去的岁月；也许……已经没有也许。
却有一批有心人，每年的清明节，备了鲜花，到那草从中，拨开野草，扶正歪斜的无字墓碑，献上一束花。让那长埋草从中的年青生命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还有人肯定他们的贡献，还有人在为他们的早逝默默哀悼。
人家说，这里理葬的都是最优秀的生命。我们坚信这个说法没错，在国难当头，在最危险的时刻，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是走在最前头的，才是敢于牺牲的。
让我们向那优秀的不知名爱国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愿明年的清明节有更多虔诚的心投入这向无名英雄致敬的行列，以慰死者在天之灵！
(16-6-1998)
让我们向无名英雄致敬
《秋夜》依然肃杀
何苦
第一次是从初中的课本读到《秋夜》。那时我的家在胶林，靠割胶为生。我必须于每天天亮之前帮父母割完一部份胶树，天亮后才去上学。放学后是要帮忙干活的，温习功课的时间只能落在天黑以后。又不能太迟去睡，怕是第二天不能早起去割树胶。
我是点着一盏小油灯，在饭桌上读《秋，黑暗笼罩着的胶林真有些像《秋夜》。晚夜上，鬼眨眼的天空覆盖着凋零的红毛丹树；不知名的小花缩在乱草丛中，显出怯懦的样子；夜出的猫头鹰的叫声，使人毛骨耸然…清晨，我掌着温习功课时用的小油灯，出没在胶园里高出我的头的长草间，露水湿透我的衣，我冷得瑟缩着。
我知道父母做过枣树的梦：割得更多胶汁，卖得多一点钱。我自己也有梦，我的梦很简单，离开胶林。也许我的梦跟小粉红花的一样，盼望春的到来。只是，我看不到胶林会有春，我是要到胶林之外寻找春天。
我真的离开了胶林，一来胶林败落了，二来我要到城市去求学。在城市，我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我记起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我也没有忘记枣树的梦，春后还有秋。我汇人了时代的洪
重读《秋夜》，已是历经劫难之后。回首过流中。去虽无遗憾，但也没有欢愉。我从走出胶林，又再回到胶林，是我的人生的一次飞跃，是要实现小粉红花的梦。我是以虔诚的心境走向圣坛，而不是以愉悦的心境走向乐坛。我只是讨厌秋的肃杀，憧憬春的繁花似锦。我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没有豪情壮志的胸怀，发不出在那肃杀的秋夜里吃吃的笑声。
在前进的道路上，受了伤的枣树们和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的小粉红花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后。竟也产生如许强大的力量。他们像小青虫一样追求光明，前扑后继撞进火去，而这火是真的。我尊敬他们，我怀念那些凋落了的小粉红花和那些早逝了的枣树，我的心总抹不掉那一缕哀思。
现在，我的胶林仍然荒芜，但一条柏油马路已从中间穿过，高压电线也在它的上空架起。马路上奔驰着漂亮的汽车，和运货的卡车，高压电线爆着耀眼的火花。那不过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不是为了我的胶园。
细小的小粉红花，受伤的枣树，你们曾以你们的血和汗浇沃了这片繁忙的景象，我怀念你们。
(18-9-1997)
慨然回首话当年
许保由
从汤越英来访谈起
4月30日中午来了一通电话，银娥同志说：“保由兄，汤越英来看你。”令我吃了一惊。汤越英这个熟悉的名字将近30多年没有联络了。今天从老远的英吉利里干里迢迢而来，突然来访，今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一阵子一辆大型的四轮驱动车驶进门口，车上坐着五位女同志，都是当年坐黑牢的同志，陪着汤越英前来的有蔡银娥，王玉明，陈保瑜，谭瑞莲。
汤越英首先下车，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洗涤，风采依然，成了成熟的少妇型，但一眼却能认得出来，握手寒喧后进人客厅就坐，会面的时间极乎短促。原来她是从英吉利里回加那逸娘家，百忙中特抽空来看我，行色匆匆，连一杯水都没有接待，就要告辞了，我感到过意不去，临别时大家拍照留影。我连她的通讯址来不及问，临走时，越英说一声：“保由兄保重!”令我感动得鼻子酸酸的说再见！
汤越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仅是一个受中等教育的极乎平凡的女孩子，竟能深明大义，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参加反殖反帝斗争行列，把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里牢内凡是反迫害斗争、集体抗议、签名运动、好几次无限期绝食斗争。她都毫不犹豫的参加，忠于理想，自始自终，绝无离队妥协的倾向，坚持坐黑牢十二年！此非人人所能为也，她都承担下来！谁能？！
慨然回首话当年。
追忆起30多年前一段历史性的故事：1963年诗巫市议会举行选举（最后一届），通常在一般情况是有关当局所举行的各级选举时，政党人士莫大争取出线，可是这一次却特殊例外。由于英殖民政权趁着汶莱事变的机会，在全砂发动大逮捕行动。首当其冲者是我人联党，以及左翼工团。许多政党、工会的精英，积极份子都被“请”往古晋对面江集中营“长期渡假”。当时我没有“资格”被“邀请”之列，才能留下来工作；大逮捕行动持续了好几个 月，白色恐怖笼罩全砂各地，人联党就如瘟神一般,令自保的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我觉诗巫支部工作几乎停顿下来；没有人敢出来提名竞选。
于是我和存堆同志认为要是不接手党目前工作如何能对得起许多身陷黑牢的同志，唯有挺身而出处理党所堆积事务，进行物色候选人上阵，可是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所找对象不是一口拒绝，就是婉言推辞。于是只好改向劳动阶级者着手，勉强完成任务，所以造成市议会这一届议员一部份不谙英语。现实社会所谓高级知识份子，在困难时期就充份表现出其自私怕事的懦弱性，能够“当仁不“见义勇为”者寥寥无几，但是“明哲保让”、“独善其身者”比比皆是。所谓“识时务者身”、为俊杰”乎?
回忆当年的狱中斗争
黄冠俊
1962年12月11日英帝当局逮捕了一大批人。从此，逮捕行动不断升级。英帝当局处心积虑把逮捕的人进行彻底的瓦解。怎样进行瓦解呢？他们知道反帝、反殖战士人虽已被捕，但思想上并未崩溃，还会无形中影响别人。因此，英帝当局就想方设法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瓦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从组织上进行瓦解。他们把捕来战友分成强、中、弱的等级，然后区别分开来监禁，企图分隔、分散我方凝聚力，进行各个击破。
初时，从四面八方捉来的战友先放在警察署，然后再集中到三角坡的中央监狱。当时，人不多时，大部份集中在楼上，楼下归女战友。到后来他们认为不恰当时，就把对面江的BUKITSIU察训练营改为临时集中营。从那时开始，就分AB、C三座，女座照旧。
一年后他们又觉得不好，因为在那里，战友们曾开展了二次有限期的绝食斗争。外边局势也很紧张，印尼军队不断地打进国内来，古晋露天巴刹也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
这样，他们又计上心头，从各座调来了五十位战友，集中到山顶一幢洋房，战友们以为这又是另设一座。谁知当晚午夜，大批军警冲上来，二话不说，用铁索把大家串着拉着去。这时，有的战友很紧张，以为这次真的要拖去枪毙了。有的当场晕倒，有的拉着战友一起拖到500码以外军车的停处。五部军车分别载了战友，驶向马当吊桥，一直向飞机场驰去。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到了飞机场，每个人给分配注射了预防针。直到凌晨三点，才获知要飞向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大家就被分批押进有几十年历史的半山芭监狱，大家蹲着排队领取一杯稀粥与一片面包。半小时后，我们又被押上军车向北马行驶，大约经六小时抵达霹雳州的华都牙也集中营。我们从砂拉越来的50名战友关进了A座，马来亚的政治拘留者则已经关在B座。在那里二年时光，我们受尽了各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林爱贤战友变成精神错乱，邱善尧因癌而告逝。
从1964年10月10日到1966年10月左右，我们又被移回砂拉越。这在于可能古晋较现代化的集中营已建成，可以更好的进行分隔。另外，可能他们看到，在马来亚，仍未使我们的思想崩溃，又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关在马来亚的意义不大了，只好移回。回来也好，大家还是形成一个团体。回来正好过华人新年。
农历新年才过，当局又在要花招了。他们把座的百名战友移到座。当时，在时卫生设备较好，夜间可以从牢内去厕所。但到了座，未围好，官员来时把塑胶尿桶塞进牢房。那时有位姓黄的战友较冲动些，他站出来表示抗议，大家也附和抗议。黄战友愤怒地一脚把尿桶踢了出去，那位官员也愤然离去了。
事情以为就这样了却，谁知，一小时后那位官员却带来了一大批人马来，把黄战友拉走。事后，我们派了二位公开代表向监狱当局要人。怎料到，二位代表也被拉去隔离房。要关上一年半，而且所有的权利，如阅读，会见家属，写家书等权利将被取消。
摆在眼前的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要么，争生存就要站出来坚决进行斗争；要么，就取消斗争，就彻底瓦解。以前我们有开展过有限期的绝食斗争，却未开展过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因为这是真正要面对死的考验。这一点牢内还未统一过意见。现在，当局压过来了，不斗肯定亡，一年半后这三位战友可能要精神错乱；坚决起来斗争，也许还能生存，甚至还可能扭转局面。这样，关键的时刻要拿出决策。于是大家坐下来开会讨论，会才开始，当局又把G座的部份战友强移向D座。这样，经过思熟虑后，D座的战友们发出誓言，要把生命拿来拼！
首先扣押的三位战友开展绝食了。D座28战友也接着绝食。G座80位战友在通家属后也紧跟上来。这是1967年2月22日，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共有百多位战友参与这场尖锐的、轰轰烈烈的斗争。
斗争一开始，我们就面对很大的压力。各个斗争座的战友，被个别分隔到隔离室去，谁也不知谁被押到那里去。被押过程，一路被拳打脚踢跟着去，还在隔离空里受尽了折磨。
我们有曾考过有关资料，一个人没有吃东西（水例外）到15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场斗争，真的是很尖锐的，真的每一刻都要面对这样的斗争:要嘛，为理想，就要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代价;要嘛，很简单，只要跟狱卒说一声，什么都可以解决，要吃什么都可以。
当局除了压你，还用尽各种诱惑，使你放弃斗争。一些人确实经受不了考验，放弃斗争了。这些人就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又在门口吃东西给你看。假如大家是关在一起时，还有一股团结的力量，可以互相照顾，彼此约束。但只剩下一个人时，这种思想斗争才真正激烈。他会想很多很多，从小时候想到现在，想到现在何苦要接受这样的煎熬磨难，也会想到好吃的东西。平常觉得不好吃的，现在想来也会觉得很好吃。这时，看到那些放弃斗争的人可以很自由，可以自由看书报、见家属，要做什么都不难。而回头看自己，这场斗争何时才能取胜，还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许多战友们都以坚韧顽强，非凡的毅力顶住了强大的压力，都以战友们具有的特殊精神，艰难困苦地战胜了过来。
到了15天左右，有的战友进入了危险期，当局也开始紧张了。我们牢内把讯息传给家属，家属又传到社会传播媒介，形成了一股公正的社会压力。当时人联还是反对党，也大力声援狱中斗争。这一开始，胜利的曙光开始展现在眼前。当局就把吉隆坡内政部的官员调进来跟我们谈判，也把有关旧的监狱官员调走，换来新的。我们谈判的条件很简单，要求也不多。重要是：把押走的战友放回来；取消一切惩罚措施；把监狱营长撤走。所有这些都实现了。
这场历时17天的攸死与共，至关重要的斗争，一场非常辛苦、考验最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