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第十章 坚持下来的对“斯里阿曼行动的态度
第十章
坚持下来的对“斯里阿曼行动的态度
一，对路线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
1973年北加里曼丹革命武装斗争之所以会犯路线错误，在拉让江地区来讲，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的马列水平、毛泽东思想水平不够，不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确错误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缺乏历史知识。
在对路线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二年，我们开展了学习运动，特别是开展对马列主义的弁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学习运动。我们把学习与路线斗争、实际斗争结合起来。通过这一运动我们认识与体会到：
(一)一个革命者单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单有单纯的工作经验，单有革命的主观愿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中，要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掌握这个革命批评的武器，去识别正确领导和错误领导，去识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特别是去识别披着各种伪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革命者，保证革命斗争能沿着正确路线继续发展前进。
我们通过学习，就是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北加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说明，而且能够进一步地从北加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合北加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作为党的领袖更需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革命斗争中的路线问题，正确地指引革命航船驶向胜利的目的地。
总之，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正确，就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弁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政治路线要以思想路线为基础，思想路线的端正是党的一切路线、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先导。所谓思想路线，就要应该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凡不符革命人民利益的思想与行为要改正。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要有忠心与公心，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困难的紧要关头都能站稳立场，坚持不懈的斗争。实践证明，有没有抓自己思想意识与思想方法的改造，有没有忠心与公心，其考虑问题、制定政策和处理工作的出发点和相应产生的效果大有不同，甚至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个不自觉、不彻底的领导人，怕死怕苦怕难、自私自利、投机取巧、主观唯心严重，他不能时时处处为人民、为革命考虑问题，难以制定正确的政策与工作方法，也难以有效很好地做好工作。既使有正确的路线、政策，他也未必能有效贯彻执行。
(三)当时对国内外形势有相对缓和的估计问题。在国际上，当时美苏两霸都装出一付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搞了许多这样的会谈和谈判，签订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协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妥协，造成一定程度的缓和。从中国来看，为了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为了适应世界革命的需要，中国制定和执行了新的外交路线与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先后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贸易和建交，也造成相对缓和。
从东南亚来看，美帝被迫做一定的妥协，从东南亚地区暂时撤退或减少驻军，而东南亚各国统治集团也随其主子在国内做某种“改良”和“让步”，东南亚产生一定程度的缓和。从马来西亚国内来看，他们对外政策上作某些调整，高唱“中立”、“不结盟”的调子，在国内也采取了“怀柔”政策和经济发展计划，等等。由于强调“着眼于形势的相对缓和的趋势是重要的”，“形势变了，政策与策略也要跟着改变”，再加上对武装斗争的困难一时找不出较好解决办法，又对缓和和中马建交可能带来的和平议会斗争条件估计得过高。因而苟同了“毁枪出人”和“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公开合法斗争”其实，世界两霸的“缓和”只是权宜的，争夺才是实质性的。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缓和，其缓和却孕育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东南亚，美军的撤退，在某些方面搞些缓和，`以应付它的种种困境和对付苏霸激烈争夺，并进一步为将来搞紧张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没有估计到，三年后印支三国都获得解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国告诉我们：“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在国内，虽然当权者作了某些缓和改良措施，但正如文铭权所指出的那样：“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推行对外讨好，对内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由此看来，从实质上说，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
后来，文铭权又说：“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纲拎是不能改变的。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这次，把革命原则做为“谈判”交易条件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革命路线。由此看来，1973年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主动和当局“谈判”，硬要去谈，那结局只能是“出人毁枪”，使革命蒙受惨重的损失。
通过学习、探讨和研究，我们认识到1973年的“和谈”是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是犯上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自1974年3月9日文铭权主席公开发表声明后，拉让江地区只出了最后一批，就停止再安排人员出去，从根本上就抵制了这一错误路线。黄纪作否定与放弃武装斗争，是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拉让江以洪楚廷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执行的是保留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和多数放弃武装出去开展公开合法斗争的政策，有对也有错。对的是留下了精干，保存了革命火种与武装骨干，以利“保存革命力量，以待时机”。错的是执行了主动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显然有坚持武装斗争，毕竟还是犯路线的错误。主动放弃武装斗争实际上是配合错误路线犯了变相的投降。要精简部队要采取自然淘汰法，一般不要主动送出去。
二，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
(一)批判几种对于路线问题的错误意见与思想
经过学习、探讨和研究路线问题二年后，於1976年8月我们开始对错误路线进行了公开批判。在这段时间在一些同志中出现了某些错误思想感情与意见，在1976年公开批评错误路线与这些错误思想感情就基本解决了。
1, 不大相信党。由于党犯了错误，有些同志就不大相信党，怀疑党能否领导好北加革命，对党提出的新政策有怀疑。这种思想如果不解决，必然随着出现对领导不大信任，对党感情削弱，结果较重的就会闹消极，纪律松解，对执行党的政策不大有劲头；更严重的有立党为私，闹派性，抵制党与正确的领导，甚至出现弃党背叛革命的罪恶结果。
我们党虽然犯错误，但毕竟还是正确的党，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领导同志在搞通路线后，毅然勇敢的毫不含糊的承认错误，领导同志们进行严肃的批判。试问：要不是真搞马列主义，那能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党不愧为马列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有啥理由不大相信呢？导师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的战斗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的不好意思的承认错误。”“只有什么事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我们看问题必须是看实质，看主流，决不能因为犯了一次错误，就抹杀了其实质和主流。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党的标志，就是党履行自己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致教育和训练群众。”
我们相信党，就要关心党的建设，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的提高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觉悟，提高策略水平。
2，不满、责怪，好像党的领导就绝对不能犯错误。我们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物质基础上，我们同志都是出身和来自於旧社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必然不同程度的要反映到党内来。同时，我们党领导同志与一般同志的出生一样，并不是脱离社会的特殊人物，犯些错误是自然的。就是伟大导师斯大林同志也犯过错误，即使毛主席这样杰出伟大的革命导师也在晚年犯错误，即“人多多少少都会犯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年轻时（从1927-1935年初）就犯过四、五次重大的路线错误。我们党今天还年轻，斗争历史还短，斗争经验还少，又是处于一个小国，是极落后的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上在早期发展的民族兄弟占人口的多数，犯了一次较大的错误，有什么奇怪呢？
有些同志对犯了错误就不满、埋怨、责怪，只能说明这些同志的思想还比较形而上学、主观主义。
再说，党的领导层问题。原来的领导层在这次革命转折前已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了。经这么长期岁月的领导层必然会出现分化淘汰，在一定的斗争时期改组领导层是必然的。我们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变化，特别是初期的十年中，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三
明等等，改变了若干次才树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班子，就是解放二十多年来，领导层的组成成分也是不断的改变。所以我党原来一部分领导人分化淘汰出去，改由在群众斗争风雨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同志来代替之是十分自然的。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在阶级斗争中成长建设的。
3，主观主义的否定一切。认为第三省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只有错误的，没有正确的余地，对于一些有关的领导者，采取一棍子打死人，而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另方面，认为革命低潮，群众情绪低沉，困难比较多，一切都是错误所造成的，如果文主席在北加，一切事情就好办了，等等。这些观点的要害在于批判错误路线缺乏分析的态度，缺乏弁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不善于思索所致。对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一切事务都具有两重性”，和列宁的“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的教导，没有较好的掌握的结果。
4，“左”倾情绪。由于右倾错误路线给革命带来了较大的破坏，必然的引起对错误路线的仇恨，这样在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就会产生了“左”倾情绪。这种“左”倾情绪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的作怪，要求革命不要走弯路，党不可以犯错误，提出“左”的意见，如：路线错了，革命受到严重的破坏，群众情绪受到打击一切困难都是错误路线造成的，等等。因此，在反右斗争中要防止“左”的情绪的出现，不然，就会由此引起对革命发生新的破坏。例如：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破坏后，在反右倾斗争中加强产生了“左”倾情绪，结果发展成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5，关于个人责任问题。在批判错误路线中，过于追究个人的责任问题，而对于犯错误的环境、社会根源、历史根源，不作认真的分析研究，或单方面只追究个人责任问题。好象说没有某某人就不会有错误路线，等等。这样的态度是达不到批判错误路线的目的。
从责任上来讲，当然领导层尤其是直接有关者的责任是最大的，但不同水平的同志也应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不然的说：“为什么许多人都跟着跑？为什么起初有顾虑（出去），被人说说一下，就无顾虑？为什么有人听到放下武器要出去，十分高兴？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给错误路线打开方便之门。因此，犯了错误，对负责任问题，要革命的同志都应多作自我检讨，不好只是责怪别人。
6，怕革命长期性。认为路线错了，革命遭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走了弯路，革命更长期了。在怕死怕苦思想指导下，就闹消极，革命信心不强等，更有者促进其早日断送政治生命。导师列宁指出：“在这样艰难、伟大和崭新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慌张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由此可见个人主义的怕苦、怕革命长期性的思想是很不行的，要很重视改造。
7，不满领导上太慢搞路线问题。我认为，事关重大的路线问题，非短时间内就能解决好的，没有深入的学习、研究商讨是办不到的。另方面，我们今天所处的斗争环境，交通又不方便，各单位来往，各主要领导的碰面是不容易的，所以，对于路线问题的统一意见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样党用了两年的时间解决了本质问题，在我们的条件下也是不易做到的。我们党是有一定水平的一这是二十年来革命实践所检验的，我们若能更快解决好路线问题，明确是非，是最好的，但这毕竟是主观希望，我们需要注意存在客观事实的。
8，“左”的小宗派倾向。当时在拉让江下游地区出现一部分同志对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领导展开斗爭，他們仿效中國文革時過“左”的斗爭方式，对领导进行突然袭击，写大字报，逼领导马上批判路线。他们怀疑领导有问题，抵制工作分配，鬧消极，以至在1977年除少数继续坚持革命外集体叛变投降。
经过学习、探讨和研究路线之后，总算搞清路线问题。
（二）对错误路线进行公开批判
在学习、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路线问题做了初步的总结（附录九）。76年8月22日，我们呼吁在《谅解备忘录》下出去的前同志返回森林，当时OMT单位只有回三个（欧官民、江秀琪和姚忠共)，下游单位回三个（李家铿、郑玫凤和刘爱莲）。各单位也召开了二、三天的声讨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大会，还焚烧《谅解备忘录》，同志们对这一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破坏，感到义愤填膺，表示要响应文主席的号召“坚决和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谬论作斗争！要深入开展对右倾投降路线的全面清算，彻底肃清其流毒！……”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砂罗越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在1976年还公开发表了特别声明。《声明》如下：
在北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马武装斗争，在1973年年底遭到一次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当这个错误路线一出现不久之后的1974年3月9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同志就针对此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和谴责，但由于当时坚持在国内斗争的领导还没有及时认清错误路线，所以不能及时开展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但革命发展到今天，为了革命巩固发展，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不但是很重要而且是很迫切了。
在1973年年底，祖国的上空受到右倾投降主义黑云所笼罩。当时所搞的“秘密谈判”是对武装斗争的背叛；所签的《谅解备忘录》是公开自我宣判武装斗争的死刑，是对敌的投降书和入门证；“出人毁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主义形式；公开宣布的“停止武装斗争，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和北加,里曼丹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执行的“出多留少，出人毁枪”，其中的留下精干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是正确的，也有挽救革命的重大意义一面，但从总的来说还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只是没有犯上彻底的错误。
这次的严重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它使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到大量的削弱，使革命内部遭到更早更严重的分化淘汰，使革命斗争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挫折，也使敌人更加的猖狂，等等。这不能不激起我们对错误路线的深恶痛绝，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吸取这次严重事件的历史教训。
我们犯这次的严重路线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译东思想水平还不够高，思想还不够革命化，阶级斗争经验还不够，所以不能及时识别批判和有力抵制错误路线；同时又对武装斗争即将面临的较大困难，没有及时找出好的解决办法，以致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错误的路线，破坏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深感难过和沉痛的事。
这次的错误和挫折已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已更有决心、更有办法和更有信心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为了避免重犯错误，我们将更刻苦的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更努力的改造好思想，尽最大的努力保证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的高度正确性，并下最大决心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下手中枪。
在经受了这次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是更深刻的体会到，北加的革命，只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北加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也更深刻的体会到，北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还是能够胜利坚持和发展的；我们尤其深刻的体会到反动派的反动本性是不会变，是玩弄政治欺骗的能手，是不可信的。即使我们严格的执行了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凉解备忘录”，我们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敬爱的同胞们，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要学会跑路的确必须先学会不怕跌倒、即使是在中国，在革命没有胜利前也不能免的犯过多次的严重路线错误，但他们能够认真正确的对待错误和坚持斗争，他们还是能够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所以我们能够以伟大中国人民为斗争榜样，不断的坚持斗争下去，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北加的武装斗争发展前途，是要由北加人民来决定的，在当前华族群众对革命的带头模范作用，对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更积极更无畏的行动起来。
我们的武装斗争前途还是光辉的，因为：（一）北加各邦各民族人民是反殖反马，是同情支持武装斗争的，还有部份是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武装斗争的。（二）有长期领导北加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北加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三）有一支经受一定斗争考验并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坚持战斗。（四）国内的阶级矛盾还在激化，而且还有可能更迅速走向激化。（五）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不论是世界和东南亚的新革命风暴正日益高涨，国际斗争形势空前有利，必将给我们更大的斗争支援，我们的斗争已出现了新的展望。
我们的武装斗争是随着反殖反帝反马斗争而产生的，今后必将随着日益激烈的反马斗争而发展起来。事实也证明武装斗争红旗是不倒的。现在我们又以新的斗争决心、斗争风格和斗争办法去争取新的胜利。我们的部队又有新的发展，也有同志重回部队，革命又继续向前跨进了！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壮严的重申：我们北加里曼丹的民族解放，只有主要依靠武装斗争，只有坚决走毛主席所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为了继续沿着武装斗争的金光大道更奋勇前进，在当前摆在我们全体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面前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狠批狠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坚决把它批倒批臭，更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