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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拉让江反帝反殖斗争的简述
《友谊丛书》出版说明
砂拉越百五十多年的反帝、反殖斗争。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最为广泛、深入和持久。从斗争的形式来说,1950-1962年以地下和宪制斗争为主,1963-1990则以武装斗争为主。
1950年开始,砂拉越的革命者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终形威庞沛的赤道雨,打醒近于沉睡的大地,掀起波澜壮阔的反穭镎眷帝唧、反殖斗争。
1963 年英帝关用宪制斗争的途还,迫使革命者转入地下,到农村和边区进行暴烈的武装斗争。
有诗为证:大地惊蛰赤道雨;山林咆哮暴到风
“赤道雨”和“暴烈风”涵盖了砂拉越全部的反帝、反殖斗争;“风雨”也表示了革命斗争的困难和险阻。
在风雨中凝成的友谊历久弥坚,浇沃了《友谊丛书》使之开花结果。这套丛书正是以多种体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这场斗争。
(4-9-2000)
拉让江反帝反殖斗争的简述
(初稿)
一、非武装斗争的开展
拉让江的反帝反殖斗争,是在古晋中华中学学生斗争的带动下,以及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而开展的。
1951年10月29日古晋中华中学爆发了砂拉越史无前例的反对英帝在学校的代理人的罢课斗争。斗争由於过左而终告失败了,但它仍能带动诗巫和泗里街的华文中学生奋起而斗争。
「一0·二九」罢课斗争失败后,学生青年有的去中国,有的消极下来,有的更坚定地为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而奋斗。於是他们大约於1952年创建了砂拉越解放同盟,继续领导和推动砂拉越的革命斗争。
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之后,不但在古晋积极吸收成员也同时在诗巫和泗里街的华文中学生中吸收成员,并领导和推动他们去开展学校的革命活动。诗巫的中华中学、卫理中学、圣心中学,泗里街的华侨中学等,都曾出现了革命的活动。到了1957年年底,诗巫和泗里街的砂拉越解放同盟成员已有十几位,有的还留在学校,有的到了社会,但多数处於消极状态。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又爆发了类似「一0·二九」性质的「三·三0」罢课斗争。在这次胜利罢课斗争的鼓舞下,涌现了大批的革命积极份子。解盟捉紧了这个大好的时机,大力对新涌现的积极分子进行思想和理论教育,快速的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并把学校里多出的干部立即派往工农运及社会的其他领域。在短短的两三年里,把古晋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蓬蓬勃勃的搞起来。这是一种很成功很典型的工作样板。
1958年一开始,就把古晋好的工作办法,在拉让江的华文中学加以推广。在各个华文中学中发掘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努力的培养成为干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学运还能派出干部去掌握工运和广泛的开展了农运。到了1959年年初,古晋更派来一批民族于部,分派去泗里街河、民丹河、如河、达河、牛麻河和卡地巴斯等等河去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当1959年6月4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之时,当时的地下组织已为它准备了必须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可以说,砂拉越解放同盟为砂拉越人联党准备了必须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并推动了它的成立。而人联党的成立,也很大的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从1951年10月29日至1962年12月8日,砂拉越的反帝反殖和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能够顺利和迅速的发展。首要靠的是当时国内外人民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要求。其次靠的是当时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所说的正确领导,是表现在三大政策即:第一项,通过大力搞好学运、培养和运输送干部到社,会各方去。第二项,是大力搞好伊班民族工作。第三项,是通过组织公开政党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总之,有了革命的形势,也需要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能有革命的胜利发展。
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道路
1962年12月8日汶莱爆发武装起义。随着11日英帝殖民地政府又在砂拉越实行大逮捕,这彻底粉碎了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对和平宪制斗争的美梦。多数的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已确认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才会有前途。
1963年初,解盟提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这个任务得到拉让江地区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紧接就积极进行实际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广泛的宣传武装斗争思想,献捐武装斗争基金,学习军事理论,掌握军事技术,参加军事训练者多达1、2千人,储藏军事物资等。到了1964年初,有很大部分的革命者由於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展,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相继纷纷离开了革命组织,不革命了。能够留下坚持斗争的革命者,继续潜伏华族农村和城镇之中。起初隐藏群众家,受到军警追杀之后,有的挖地洞住,有的住群众的后芭坚持斗争。住进了后芭,不时受到可疑士著的干扰和军警的围捕,需刀枪自卫就油然而生。没有枪,就自己造。拿起了枪,双方遭遇时,就被逼开火还击,武装斗争就是这样的爆发了。
1967年4月,泗里街的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被逼武装起来开展锄奸反特斗争。这次斗争的顺利开展,有效的恢复了大家的斗志和斗争热情,也初步的证明,我们是能够逐步的开展游击斗争的。
1967年年底,印尼边区革命武装力量已经跟我们接上了关系,传来了对武装斗争的有力鼓舞,我们也随即掀起支援边区武装斗争的热潮。
1968年8、9月间,在印尼边区武装力量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到边区去,大约60多位。到了就接受短暂和简单的军事训练。到了没多久,北加里曼丹人民军设在印尼马罗河的总部就受到印军轰炸,随后北加人民军总部(总部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副政委贝文对,副主任洪楚庭,委员蔡瑞庆)决定留下一部分继续坚持边区基地斗争,其余大部分人员回到国内第二、三省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被派往拉让江开展武装斗争的人员,大部分是才到边区的新战士,小部分是边区的老战士,及带回少许的几把现代化武器,其余一切武器装备和军用物品皆要回国后,自行解决。
1968年年尾开进拉让江的武装力量,在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相续成立了三支武工队。
中游武工队,成立时由邱亚陶(铁军)任宣委,陈天来任队长,队员约30多位,活动卡地巴斯、牛麻、南溪达、杯、加那逸等等河流。
下游武工队,成立时由黄理生任宣委,沈耀彬任队长,队员约8、90位,活动於泗里街、民那丹及诗巫的大部分地区。
OMT武工队,成立时由王连贵任宣委,纪平任队长队员约4、50位,活动于拉让江、伊于江和达岛河之间形成的广泛地区。
每支武工队成立的时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宣传组织伊班群众,及适当的开展杀敌夺武的斗争。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还要肩负宣传组织华族群众、大力开展拥军运动和吸收新兵的任务。
在武工队的大力推动下,华区迅速呈现武装斗争的高潮在民族区也出现了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新高潮。
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认为武装斗争主要须靠边区和民族区,所以每个武工队都把动员伊班群众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每个队员也以勇敢、热诚、不怕苦不怕死的决心和行动面对这个任务的严峻挑战。但由於队员的民族语言差,山地活动力不强,民情地情都不熟,武器装备很简陋,也很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又加上民族区群众基础弱,民族群众觉悟底,对我们很不了解,有些甚至有误解和成见,非但得不到必须的支持,反而经常受到坏群众的陷害和民防队的伏击,屡遭流血牺牲同时还要经常吃不饱、吃不好,背重和长途跋涉的煎熬。因A此,每个队员如不是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是任谁也不易经得起考验的。
为了开展伊班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我们也蒙受了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
各个武工队在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过程中,面对的难度大,遭受的人力物力的损失也不小,除了主客观种种原因之外在主观领导上不够自觉,盲目和冒进也是重要的因素。
在1973年年底和平谈判的前夕,拉让江三支武工队已有4百队员,并已经组织起一支约30人的战斗队。武工队已广泛活动和战斗於拉让江两岸,经受过许多大小的军事围剿,打了几场较大的仗,也缴获了几把现代化武器;还组织了武装特工队活动於诗巫市和郊区,斗争还处於高涨之中。所以当大家获知已通过谈判并签订了く谅解备忘录》时,都感到突然和难於适从。
在和平谈判的霹撼之下,武装斗争低潮已提早到来。但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还是认为有必要坚持武装斗争和保留革命的火种,并同时加强非武装斗争;还有利用《谅解备忘录》重返家园的同志,也认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有保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坚持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艰险性,所以只有留下精于才能胜任。
在过去,拉让江地区为什么会掀起一个武装斗争的小高潮?首要的是跟当时革命组织所提出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和开展武装斗争能够得到华伊,特别是广泛华族的同情支持分不开的。其次是跟领导这次武装斗争的革命组织和军队,具有坚定正确的服务对象、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一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由於领导这次武装斗争的革命组织,理论水平不够和缺乏斗争经验,所以不够自觉的领导斗争,致使盲目冒进还是突出的,以致减弱了斗争的成果,付出了过多的损失和牺牲代价。
三、怎样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低潮
1974年之初,和平行动结束之后,拉让江地区留下的130多名武装人员,在北加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廷、副书记王连贵、委员温贤定)和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兼政委洪楚廷,副政委王连贵,副司令Ubong,委员温贤定)的领导和带领下坚持斗争。
从1974年至1977年9月19日,我们把留下的武装力量分成三股,一股活动於拉让江中游地区,一股活动於OMT地区,一股活动於拉让江下游地区。主要的任务是整顿和重组,搞清路线问题,探讨坚持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以坚定武装斗争的立场。在这期间,主要的武装力量集中於华区,但群众越来越多到外地找生活,许多留下的也表现消极,甚至更多向政府军警提供情报,军事上的威胁和心理战的打击都更大,队员动摇离队或驳火牺牲也不断的发生,斗争环境是更艰苦了。虽还有坚持斗争的条件,但没有灵活的应变,势必要付出更大的牺牲代价。
1974年3月9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公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并号召重回武装斗争1977年9月19日决定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大家都把重建基地当作巩固发展武装斗争的主要依托和希望所以都以很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战斗。
1977年9月19日决定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大家都把重建基地当作巩固发展武装斗争的主要依托和希望所以都以很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战斗。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突击队,在刘小雄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负重和爬山涉水的艰苦行军之后,终於在1978年2月19日抵达印尼边区的德卡兰河。同志们就立即投人了紧张的劳动之中,有的同志就砍芭,烧芭,抢种远地运来的各种种子;有的打猎、捉鱼和采果子:有的还要赶回国内联络。每天不但吃不饱,而且还要抢早摸黑的苦干。很幸运,同志们到后,果子日益成熟,山猪和各种动物也日多,依靠山猪肉、果子和青菜,就吃得个个肥肥胖胖,令国内的同志感到羡慕和响往。
果子季节过了,我们的主粮靠青菜和少许肉类,体力就不足。抢种并收成金瓜、金豆和番薯等杂粮之后,才缓和了粮食的矛盾。杂粮只勉强满足了口粮的需求,但它不方便收藏和运输,不能当战备粮。于是又砍大芭种稻和伴种木薯。收成了稻和木薯,既大大的改善了生活又有了战备粮。
在这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没有粮向森林要,没有盛东西的器具自己做,没有船自己造,没有屋子自己建,凡需要而“运”不到的东西就动手做。
到了1982年2月6日,我们经过了4年的奋斗,已建立并坚持了德卡兰基地,还另建一个后备基地,准备与来犯的印军作广泛和长期的周旋。
在印尼的军事行动中,德卡兰基地大部份藏粮,由於地面留下痕迹而被发现和烧毁。后备基地,又有一队员被捕并暴露了所有的粮仓。在反围剿期间,战备粮的大部份被烧毁。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又不能给来犯的印军予必要的回击。
从1983年3月30日至1985年12月26日期间,我们仍然坚持边区基地,生活和战备粮主要靠生产板督粉以及结合鱼猎肉。斗争环境显然更艰苦,病痛也更多,斗志已更低落,主动离队的也日多,1985年发展到了高峰。先后离队的人数约占边区武装力量的60%,成份包括高中级干部。
经过了7年多印尼边区基地斗争之后,印尼边区和国内的斗争形势已出现了新的变化。坚持印尼边区基地斗争条件已没有那么好和意义也没有那么大,重回国内边区和民族区建立基地却已具备了新条件,即基地的粮食主要可靠木山和群众供给,也更方便联络群众。因此,1985年12月26日正式把印尼边区基地撤回国内边区和民族区。
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创设武装斗争的广泛回旋余地,1984年2月12日成立东北突击队,正队长俞诗东,副队长刘华荣,并在他们两位的带领下於2月18日踏上征途。突击队从出发到重回老区经历了整整3年。在这期间,面对各种心理战和8次大小的围剿,又要面对孤军作战和长途跋涉的种种困难,始终没有一个离队,也没有一个伤亡,还接触了一千二百多名各族群众,其中包括华、伊、巫、加央、肯雅等九个民族。他们有来自马来亚、汶菜、沙巴、砂罗越各省的不同阶层群众。所接触到的各方面人士中多数以友好,热情招待,并不同程度地给予支持和帮助。通过这次的突击活动,提高了我们长距离活动的能力,也创设了广泛回旋余地。
1987年,我们的武装力量又作了一次新的战略部署,即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份,一部份由洪楚庭带领坚持老区(即拉让江地区)的斗争,一部份由王连贵带领开展新区(主要指民都鲁和美里)的斗争。
再经过新老区3年多的奋斗,显示都能坚持下去,而且新区已活动到了林梦河,还吸收了几位本南族和普南族青年参军。实际上所面对的困难也不算大,只是少数人坚持长期斗争精神压力日益增大,斗志也日益被削弱。
1990年初,政府通过关系找我们谈判,以求和解。我方也希望通过和谈以结束斗争。通过和谈结束争的主要依据是:
(1)广大各族群众还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要求;
(2)由少数人坚持武装斗争的意义已不大,这时放弃武装斗争造成的破坏也不大;
(3)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一般也难于再承担更长期的个人牺牲。还有马共已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派人去和谈。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会谈,在不损害群众利益和武装人员个尊严与权利的情况下,终於在1990年10月17日於古晋签署和平协约,十一月三日全体五十四名成员走出森林,至此全面结束武装斗争。
四、结语
我们这场武装斗争,为什么能够坚持长达26年,有五大原因:
第一,这场斗争能够得到各族广泛同情和默许,小部分还能积极参加,是能够长期坚持的首要条件。
第二,有广阔的森林可作回旋余地,使强大的政府军难于发挥作用。
第三,领导这支军队的党,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不但以此作为团结战斗的武器,也以此作为研究和制订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思想理论指导。
第四,这支军队的指战员继承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战斗风格。
第五,这支军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上五点,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武装斗争主要根据。
这场武装斗争,为什么不能胜利也有三大原因。
其一,各民族,尤其是伊班族缺乏武装斗争的要求。
其二,缺乏国际大而持续的实际援助。
其三,领导这场武装斗争的党和军队,不够自觉和统一的进行领导。
以上三点,就是斗争不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从现在看,在过去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要实行杀敌夺武的困难就不小;要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更可以说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过去我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只能说是实行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
(完)
洪楚廷于200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