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历史回顾 2：北加人民军游击队最后十二年的斗争
北加人民游击队最后十二年的斗争
—曾佩雄—
一，“斯里阿曼”事件影响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1973年底，“斯里阿曼”事件的消息传到正被政府军队“追剿”的马当山区的领导中心和第二中队时，引起上下全体同志的震动和混乱。
当时的领导人提出根据个人自愿选择，要参加“斯里阿曼”或坚持斗争。经过数月，反复开了大小无数次会议，由各自决定，最终剩下五十一人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五十一人中男的占29人，女的占22人。属北加的29人；属西加的22人，数年后在印尼后方联络一位属西加的地方工作者，这样总数算是五十二人。
五十一人的队伍，从总体讲是弱小的队伍，不精干的队伍，更加严重的是不够稳定，还处在波动中的队伍，只有极少数干部和战士坚决坚持武装斗争，就算这少数人是坚定的，但对“斯里阿曼”事件后的形势和武装斗争的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是很不足的。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队伍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危险且困难重重的，稍微处理不妥当，随时都有可能散掉。
当时我们本来打算再要求政府方面能够延长“斯里阿曼”结束的时间，好把那些还想回返家园的成员安排出去参加“斯里阿曼”行动。谁知杨祖国战友等返回联络我们时，政府的军队就随尾追到。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再犹疑不决了，及时撤离险地，转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危急!形势迫人，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继续坚持战斗下去。
二，主要在国内活动（1974年中至1980年中）
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下去，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领导核心，领导这一支部队。
1， 核心领导组成员：曾佩雄、潘瑞清、杨祖国、黄元兴、官木荣。
职务分配：总负责曾佩雄、副潘瑞清。
军事工作：正杨祖国、副黄元兴。
后勤工作：正潘瑞清、副官木荣。
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财政工作，由曾佩雄兼任。
马当、石角、十哩的二支小队由杨祖国负责。
2，分成四支小队：
十哩地区 ——小队 8人。
马当石角地区 ——小队13人。
马当山区 ——小队16人。
伦乐印尼边界 ——小队15人。
3，为了继续坚持斗争，我们领导组提出“保存自己，争取群众，坚持武斗”的目标，实践的结果我们办不到，也坚持不了。
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巩固部队，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是首要任务。当时我们要求和安排所有的干部和战士们，通过集体与个人反复学习文铭权发表的《声明》，还编写了有关毛泽东对共产党、武装斗争、战争与和平、群众问题、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论述和语录，供大家学习，同时还出版《革命》刊物和《战斗》小报供大家阅读。规定时间让大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希望通过这些学习，能稳定内部情绪以达到巩固队伍，坚持斗争。
4， 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对我们的压力是强大的，也算是前所少见的，他们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剩下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掉。
一、首先随杨祖国战友返程就发动追击行动，想在我们未能稳定立足之前消灭掉。第一招不能得逞，接下去的军事行动是频繁和反复的，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除了出动正规的军队之外，还特地组织了由边防队、民防队和叛徒等所组成的所谓“反共突击队”，甚至把军人伪装成普通群众对付我们，还使用了所谓反游击战术。
在群众中还布置了暗害分子，还使用了“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一有情报、密告，一发现有蛛丝马迹，就马上发动军事行动。
在马当区除了设炮台，白天夜间打大炮进行心理战外，还动用直升机，一个小小的马当区就有六十个以上的直升机场（壮观的）大小山垄，大小河流，甚至小山沟都有政府军队搜索过的痕迹，有些地方是反复搜索的。
二、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也是少有的，特别是心理战，强迫家属，亲友等上电台呼吁，还印刷大量的传单《新生活》《新闻简报》等等在群众区，在马当山区和伦乐印尼边界等地散发。
5， 群众的大变化。“斯里阿曼”事件给群众极深极大的影响，政治部的压力也是极大的，特别是使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在这种情况能坚定积极支持我们的群众少得可怜，多数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还有少数或同政府合作并与我们对立。
因此，我们在群众区活动，想争取教育他们，有不少的群众却是反而劝我们出去，不要浪费时间和生命，可见要争取群众不是容易的事。群众之间相互不信任也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本身又没有一个熟悉群众，搞地方工作的干部。
6， 面对上述情况，队伍的经济和粮食来源就成了大难题。在马当山区活动的小队，时有缺粮的危险，特别是后期，玉米成了主粮。在干部战士心里，出去解决粮食一次，就是准备打一场仗！出去同群众区活动的小队联络也是要准备打仗！
7， 在国内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可说没有什么成绩。队伍损失过半，仅仅剩下21人。
① 1974年到1976年初，在十哩、马当、石角地区的二支小队全垮了，6人牺牲，13人脱离队伍。
② 马当山区（1976-1979）有七位牺牲（二位在群众区石角），2位脱离队伍。
③ 伦乐边界（1975-1976）有2位牺牲，1979年1人失踪。
8，六年来，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和危险的，我们完全是处于动荡和被动中，我们靠自己坚持斗争，有如茫茫大海中失去灯塔照明的一叶扁舟。在危急困难的时刻，谁不想得到领导上的指示。六年来，我们也想尽办法，尽了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同领导上联系，但都得不到回音。
三，印尼境内活动：（1980年中-1986年中）
为了摆脱被动、被消灭的危险，我们决定转移到印尼境内去立足。
当我们还在马当山区活动时，我们就曾安排一些战士同他们一起寻找地点，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并做了一些准备转移去的必要布置工作。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的侦察、了解、熟悉和比较，我们就决定选“沙龙芭”为立足点，建营地。从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没有事先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安全，和不仓促地把队伍转移到这陌生的新地点。
1，基地选择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沙龙芭”做基地呢？
一、它是中间地带，这里到国内，去印尼后方，去伦乐边界的丹绒拉督，算是较中间的地方，对工作上较为方便些；
二、它是沼泽地带中的小山丘，几乎是无人活动的地方，利以隐蔽；
三、它离砂印边界线约一天路程，平常马印军队极少会搜索和巡逻到这些地方；
四、普通的达雅人几乎不会到这里来打猎，只要我们不暴露，注意清除痕迹，这样的点比较安全。
2， 粮食的解决
来到印尼境内，军情不紧，面对最大的实际困难是解决粮食问题。粮食能得到解决，印尼边界境内活动和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就根本无法生存和立足。自古军事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转移到此，每个人除了随身的背包之外，能够负重背的粮食也不多，就算极其省吃，也顶不了二个月。面对着这生疏的茫茫的原始森林如何长期立足，坚持斗争下去，摆在每一个干部战士面前，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大难题。幸好上下团结一致，发扬敢于奋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天地。中国的工农红军能吃树皮、草根取得长征的胜利；陕北延安，能丰衣足食，靠的是南泥湾的开荒，发展大生产。中国红军能，我们同样是革命的军人，为什么不能！有了这样的信念，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就是主要靠着一支枪，一把刀和坚韧的意志力而艰苦的奋斗下去！
谈起解决粮食，就是向森林要粮食，向自然开战。
要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靠打猎、捉鱼、采集森林中一切人所能吃的东西，更主要是要砍芭进行生产。要生产出粮食，最快要数个月或整年的时间。但在眼前这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很难渡过。
这初期的整年里，一，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那里有河流可以捉鱼，那里有猎好打，什么时候是果子季节，分布情形如何等等都不很清楚。想要打猎，有时几个月都打不到一只小猪，一年内只能猎获几只;捉到的鱼只也极少，要找“利蒙”也没有几棵可砍，看起来这里确实是个穷森林。二，匆忙砍得二块小芭地，在雨季时，费了很大的气力，烧不好；赶紧种下的番薯、木薯、菜类等，以为会有好收成，以便于减轻难关的渡过，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失望，番薯不结薯，苗藤向天望，我们都称它变为“望天神”；木薯却黄黄不长高，连叶都难吃，谁还敢指望它生大薯。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只得采集“海柳树叶”找“猴头”（蕨类）种达雅苋菜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多了，实在是脚软软，脸脚浮肿，有时头昏昏。
我们极其缺粮，营养不良，身体很弱，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要寻找粮食，还要砍芭生产。回想当时，我们走路脚飘浮，肚打鼓，头冒汗。我们要砍倒一棵像人头大的树都要休息几次，身上要冒出几次的大冷汗。出外打猎的战友，经常饿着肚子出，还要设法猎物回呢！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屈服倒下，我们毕竟是能够渡过最艰苦的二年。
经过约二年的努力，艰苦奋斗，我们大胆地和小心地在印尼境内的“幸地末”河的两边砍了大大小小七块芭。在这些芭地里，我们种了山稻、水稻、薏米、玉米、木薯、番薯、芋头、南瓜、达雅黄瓜（地文）、花生、赤豆、芝麻、甘蔗、黄梨等等，应有尽有。为了保障农作物有好收获，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把芭都围上篱笆；有的篱笆有意的留下缺口，布下陷井，捉野兽。
在此值得提到的是，我们不会忘记“凤凰岭”（自取）的小队，他们最先到伦乐印尼边界活动，他们也砍有几块小芭地，他们是我们的先行者，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年后，我们的生活逐渐改善，二年后我们迎来了大丰收。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3，储藏
农作物有好收成，不等于问题全部解决了，要知道我们是处于军事斗争的环境，是处于森林生活的环境。只有把大量的粮食储备好，才算是较安全可靠和有保障。
收割了稻，晒了谷。我们用自制的木磨，磨出米，除了日常的吃用之外，大多数都储藏起来，做战备之用。
木薯可以收成了，要晒成木薯干，才能收藏，没有及时做成除了老、坏变质之外，还要遭到野兽的破坏。因此我们想尽办法，尽快收成。为此我们自制了绞木薯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人力，加快速度，绞好的木薯碎，又用较重的木桐压榨它的水份，这样较快晒干。
谷磨成米，木薯干晒好，我们用已锯好的木板，钉成箱，加上塑胶袋，装好密封，运去仓库储藏。
甘蔗，除了吃之外，就自制木较，较蔗汁煮成蔗糖，便于吃用和储藏。
我们当时所储存的粮食是足够的，米、油、盐、糖、肉干、鱼干都有。一直到我们离开森林时，还存有相当的数量。
4，食盐
食盐，我们吃用不多，但又不可少。但要我们长途到群众区去解决一费时，二有危险性。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前人固然可以海水晒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海水煮成盐呢?我们活动在“凤凰岭”的战友们决心去实践，突破这一难关。结果成功了，战友们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已煮成的带有一点苦味和不够洁白的盐块。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煮出了有如市场卖的卫生盐。
回想起来，想要吃一小汤匙的盐可不容易。夜晚到大海边拿深远一点的海水，担心碰上印尼的巡逻兵，沙滩留下痕迹大，难清除，内河拿水，盐量少。加上煮盐选夜间，燃烧木材要很多。不要看小一小粒的盐，这是战友们的辛劳汗水所换取的。
5， 打猎捉鱼
最初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不懂得各种果子的季节和分布情况，也不太懂得山猪活动的规律，所以猎获不多。随着不断总结经验，熟悉各种果子成熟的季节。我们每年随便都可以打到二、三百只山猪。因此，我们在后期肉类完全不缺乏。在守猎的季节，就把山猪肉当主粮，各自能吃多少就多少，喜欢吃什么肉，由各自选。
山猪肉除了当粮食之外，我们还把猪肉炸成干肉脯。山猪脯和山猪油，除了储藏在仓库里，就用塑胶桶密封，深埋在我们活动路线上的泥土里。要吃用时，才去挖，二、三年或更久都不会坏。
捕鱼比打山猪来得容易些，只要知道那一条河流有没有鱼？有什么鱼？加上天气就行了。鱼具多用鱼钓、网和“鱼笼”，吃不完的鱼，我们多数是烘干，储备起来。
后期，我们才真正知道，原来这里的有些河流的鱼，多到你不敢置信。有一次我们有五位战友去捉鱼，做了两个鱼笼，傍晚放在小河里，隔天早上去取鱼，谁知两个鱼笼几乎要进满鱼只。这些四、五寸长的“沙鲁旺鱼”，战友们只得把它烘干。仅仅装了四天鱼笼，烘干了数袋的鱼干。原先认为是穷山区，原来是鱼肉之乡！
6，果子季节
果子季节，是打猎的好季节，也是粮食来源的季节。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不少的果树；尖必腊、淡沛、青兰、山红毛丹、仁打安、黑橄榄等等以及不知名的果子。
尖必腊果在初期粮食不足时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曾经把它当主粮，从它小小粒没有肉直吃到它成熟掉下地。谁也数不清我们吃了多少、采了多少？我们只知道它好吃，富有维他命。
我们也曾把它的种子，煮熟烘干当粮食以及储备起来，但不耐久藏，容易变质坏掉。 烘干的尖必腊肉，确是香甜可口，另有一番滋味，不能多吃，因为它太热了。 我们把淡沛和青兰煮成果汁当饮料。
7，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不多谈，大家都熟悉这个问题。
在印尼境内六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的时间不少，我们就安排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大家都学了不少的毛泽东著作和语录。 定期开组织会议，庆祝会和谈心会等。 定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等。
8，在印尼后方建立“点”
从八一年到八四年间我们先后派出数人（多数是西加籍）到印尼后方去。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立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出现和生活，并搞到印尼的合法身份证。 由于我们部队在85年中有一位脱离队伍的成员，向政府透露，我们部队有派人到印尼后方去，引起印尼情报部的注意，并采取行动，而导致1986年我们在印方全部人员都被捕。
9，谈判走出森林
印尼的西加情报部逮捕了我们九位干部和战士后，当时他们的局长，特地找潘瑞清等商谈，要潘等同他们合作，想办法同我们联络，尽量说服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回返家园，结束西部这场武装斗争，对大家都有好处。假设我们愿意谈判走出森林，依谈判条件全部人员一样处理和对待。
潘等的意见，认为我们只剩下十人，继续坚持斗争下去，困难重重，意义不大，也不是办法，不如一起谈判出去，但主要看我的意见如何？因此潘等就同西加军事情报局长建议，用我们自己的人员回森林去联络，印军不要跟去，较为方便和妥当。印方同意，依此做法，在联络点联络上我们。
我们得知情况后，马上召集干部、战士开紧急会议讨论，讨论结果，几乎全部战友都认为，再坚持斗争下去，意义不大，同印方谈判，同意结束武装斗争。实质上大家都明白，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和本钱同印方谈判。
随后，大约是1986年6月时，我同印尼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谈判。
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明，要我们放下武器，结束西部这场对抗斗争，希望我们回返家园过和平生活，生活上和医药上他们会照顾。他欢迎我们在印尼居住，会公平合理对待我们，如同他们的人民一样。
我方提出：
1，印尼政府要保障我们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2，让我们自愿选择马来西亚籍，或印尼籍，并成为该国的公民，同时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
3，印尼政府应给予我们足够的在生活上、医疗上的经济照顾；
4，印尼政府不能逮捕和迫害部队成员家属和亲属，以及过去同我们部队有来往的群众。
最后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并按照会议商定尽力去做。只有原来属于西加出生的成员，应属于印尼公民，不能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谈判结束，我们剩下的全部10位战友都回返家园。西部的武装斗争到此就结束了。我们西部继续坚持了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是完全失败了，人们要如何看待和评估，就由他们自己去，一个人参于革命只要问心无愧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