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当年罢课：开展古晋学运，胜利领导“3.30”罢课斗争、
纪念“3.30”学生斗争三十周年、纪念“10.29”罢课斗争三十周年
当年事件 1：当年的连队起义
开展古晋学运胜利领导“3.30”的罢课斗争
-更生
“10.29”的古晋学生罢课斗争，是古晋也是砂拉越学运史上首次的群众斗争，其意义是重大的。但是，由于受到经验和理论水平的限制，领导者在斗争中没有能够提出正确和鲜明的斗争目标;在斗争的后期，更迷失了方向，致使斗争无限期拖延下去，而致陷于自流的状态。由于不懂得群众斗争的原理和方法，不能够使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方针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清醒地、循序渐进地进行。由于不懂得密切联系和依靠学生群众的重要性，不能充分发动和联系学生群众，反而使自己在最后完全脱离了学生群众;由于不懂得争取学生家长、教师、校董以及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使斗争在最后陷於孤立无援的境地，等等。总之，由于存在着这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终於使英殖民主义者有机可乘，所以最后终於在英殖民地当局的干预镇压下，归于失败。
罢课斗争失败的结果是，学校的行政大权，全被英殖民主义当局的教育部官员接管。在教育部官员的直接掌控下，学生们不但因此失去了各种合理的自由民主权利，而且还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重重的束缚。与此同时，一部分的学生领袖则是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去中国了；另一部分则因为看不到前途，也主动提出申请去中国寻找个人的出路。留下来的学生，有者悲观失望、消极颓丧，从此不问政事；有者，因为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恐吓，或者受到社会上落后与消极思想言论的影响，产生了恐敌和害怕斗争和逃避现实的思想。一般的学生家长，也因为受到教育部或学校当局的恐吓与压力，惟恐自己的子女会受到伤害或“不良”的影响，也开始对自己的子女们严加管制和约束。一时，整个学府内外，到处弥漫着的尽是一种安份守己、奉公守法、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以免惹事生非的消极情绪。只有极少数的人，还依然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能够继续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和斗争。
面对着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这种低潮时期的消极情况,文铭权和砂拉越解放同盟中央经过分析研究后，决定采取从学运人手，通过学生运动的发展带动社会运动发展的工作方针。于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从事古晋的学生群众工作上面。一方面展开批判逃避现实，和消极颓丧的思想斗争，和开展留下来，为祖国砂拉越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思想教育，从而为青年和学生们指明了自己的前途和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深人到学生群众中、积极进行团结、教育和组织的工作，培养干部。终于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奋斗下，使古晋学生内部起了新的变化。一批热情肯干，积极向上，响应组织的号召，决心为砂拉越的革命而奋斗终生的新干部被培养起来了。更可喜的是，在工作发展的基础上，学生们也开始觉醒起来并展开斗争了。“3.30”的罢课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1955年“3.30”的古晋学生罢课斗争，在古晋的学生运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是重大的，在推动第一省乃至全砂拉越的革命形势发展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也是重大的。
和“10.29”时的斗争不同，“3.30”的斗争因为有盟的组织和领导，所以，斗争的结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时，盟是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与目标的指引下，总结和吸取了“10.29”斗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在斗争发动之前，首先对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对斗争的进程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妥善的计划。
“3.30”斗争的对象是英殖民主义当局及其在中中的代理人，校长黄中座，斗争的直接目标和要求是解除黄中广的中中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的学籍的成命，取消学校当局压制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各种不合理的措施，答应改善教学法等等。斗争由始至终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充分注重发动和依靠学生群众的团结奋斗，注重争取家长、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所以，终於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胜利，首先是使原来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代表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恢复了学籍；也使学生关于改善教学法的合理要求，得到认同；更使殖民主义当局在中中的代理人黄中，被驱出中中，改由林郁初所取代。
这一胜利，也使到弥漫在校园内外的消极、颓丧及恐敌、害怕斗争的思想一扫而空，使大部分的学生因此都被积极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各种不同内容形式的健康进步的集体生活或活动中去。
这一胜利，更培养出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为我们继续开展学生运动，以及开展其他领域的社会运动，如工运、农运和民族工作等等，准备了干部的条件。
“3.30”的罢课斗争，是对新成立的盟中央的第一重大的革命实践与考验，在砂盟斗争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组织和领导“3.30”的罢课斗争，砂盟第一次在学生群众，从而也在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人民群众中崭露了头角，显示了自己的正确性和生命力、战斗力，并为自己在以后的砂拉越革命斗争中取得领导权或主导权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3.30”罢课斗争的胜利，是砂盟领导砂拉越人民革命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正因为有砂盟的正确组织和领导，“3.30”的罢课斗争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盟的领导作用，对该次学生斗争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但是，盟在领导该次的罢课斗争中，主要的作用只是发挥在决策的方面，在具体和实践方面，仍得依靠作为实际斗争的学生代表们的表现。故此，当时已是盟中央委员，又是学生领袖和代表的黄纪作，就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纪作的才智、能言善辨的能力，是学生代表在同校方乃至教育部、校董部等方面的斗争中，所以能够坚强有力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黄纪作本人后来在革命人民中曾享有的威望，也正是通过历次的学生斗争，以及后来的其他斗争实践之后才得以逐步建立起来的。
纪念“3.30”学生斗争30 周年（1985年3月30日）
-求实
“3.30”学生斗争是“10.29”斗争的继续。“10.29”斗争失败之后，一部分坚持斗争的学生更怀恨反动当局，他们总结了这次的斗争，更坚定更明确斗争的方向，并决心将学生斗争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斗争的要求下，砂拉越解放同盟于1954年3月20日正式成立。它成立之后，就更有计划更有步骤的领导和推动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斗争和革命斗争。
“3.30”斗争爆发前夕的国内外形势，还是很有利于学生斗争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壮大，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处于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面和星马工农学运的斗争也仍然给我们很大的斗争启发和鼓舞。再加以学生们对英帝反动派和反动教师的压制更感到不满。香港教师，由于为人和教学问题，所以他们的威信是低落的。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掀起学生斗争是可能的。於是盟为此积极的进行了各种工作：它在学生中吸收了盟员，以盟员为骨干，组织了大量的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经常开展反英和反对反动教师的宣传，批判害怕斗争的思想;斗争爆发前几天，黄纪作还在七哩飞机场附近一个农家，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对开展斗争进行了最后的动员。这为“3.30”斗争准备了必须的盟的干部条件和思想条件，并为斗争创设了胜利的基础 。
罢课前夕，当时古晋中华中学初中二年级下乙班的学生，对几何教师蔡永棋的教学法很不满，屡次向学校当局提出改善教学法或撤换教师的要求。但都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反而下令开除该班学生代表张本仁和王祚英。于是该班全体学生被迫于1955年3月某日到学校办公厅前面广场大树下静坐抗议。消息传开后，由高中生黄纪作召集全校各班代表开会，选出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为代表，向校董会和学校当局提出学生的要求。在罢课爆发之前夕，初中二下乙的全体学生还曾列队到校董会办事处请愿。校董和学校当局，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反而宣布开除黄纪作、叶存厚、陈胜新等全校学生代表，以致一场无可避免的学生大罢课被迫于3月30日正式爆发了。全校近千名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罢课斗争。罢课期间，罢课学生坚持在同学家里上课，由高班教低班，不但讲解学校课本，也有上政治课，有的还结合开展文娱活动。罢课学生经常组织队伍下乡宣传，还组织男女篮球队参加公开篮球赛，男女的球艺都表现出色，更好的提高了罢课学生在群众中的威信。罢课期间，分两条线指导：一条是公开的，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负责联络校董会和争取社会人士；一条是秘密的，以杨柱中、陈金美、洪楚廷和蔡珠娥为成员，专门负责对各班学生的团结工作。罢课期间，教师也实行罢教，罢教后还成群结队去石角观光，更激起社会人士的不满。罢课经过了长期（约3个月）的坚持，结果校董会和学校当局被迫接受罢课学生的要求:校长黄中厂被解顾，全体学生无条件复课，斗争得到全面的胜利结束。
学生们终于兴高采烈的回到学校上课，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反动气焰被压下去。盟为了更好组织、教育罢课斗争所涌现出的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宣布成立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并把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入会，进行有计划的教育-於是掀起了学习和改造的新高潮。在这时，全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不同形式的各种学习小组，进步势力对全校是起了支配的作用。在这同时，还有各种公开组织（文艺研究组、合唱团、各种乐器组织）也得到自由的活动，并团结了好大的一部份学生。总之，秘密和公开活动都有力的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3.30”的斗争具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有力的打击了反动的气焰，大大的提高了学生在群众中的威信。（二）广泛动员了学生和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三）争取（四）更好到一定的公开活动自由，主要是文娱的活动自由。
地维护了华文教育。（五）推动了砂拉越各主要华文中学的学生斗争。(六)大大的促进了革命的巩固和发展。（七）为以后的工农学、政党、民族工作和武装斗争准备了干部条件。斗争的成绩的确是辉煌的。
没有吸收“10.29”斗争的失败经验，就没有“3.30”斗争的大胜利。此外，“3.30”斗争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主要原因是：（一）有利的国内外斗争形势，使到广大学生们敢于起来斗争，也容易得到校董、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支持；（2）盟的正确领导，主要的表现是盟的政策能符合学生的要求和注重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纪念“10.29”罢课斗争三十周年
(1981年10月29日)
-求实
“10.29”学生罢课斗争已过去三十年了，它是北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从此北加革命就踏人了新的阶段。这是北加革命新的一个大突破。
“10.29”学生斗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尤其是在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和星马人民斗争的鼓舞下爆发的。也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爆发的北加学生反帝反殖的斗争。
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有力的冲击下，砂拉越古晋中华中学学生的反帝反殖意识呈现高涨;他们通过学生会出版刊物，开展革命文娱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但是他们的这种革命和健康的活动，却遭到当时英帝的代理人张俊校长的干涉和压制，於是导致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在无可容忍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29日，当时的一群中学生代表进人校长室，对校长反革命反进步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并和校长开展剧烈的辩论。在争辩进入剧烈紧张的时刻，校长通知英帝警察来校干涉，并用催泪弹驱散学生。于是一场反帝反殖反对不合理教育制度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罢课斗争正式爆发了。这是北加新民主革命的第一响春雷，也是北加革命新的里程 碑。
在罢课期间，学生积极参加当时校外的古晋青年社活并积极下乡宣传，走向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罢课期间，英帝提控学生代表并给予定罪，引起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关动，注和不满。判罪之后，学生代表蔡高文，为了交付反动派对他罚款的奔走中因车祸而遭受不幸。广大学生和部份左派教师，为了表示对蔡高文的敬仰与悲痛，也为了抗议不仁道的反动派，他们悲痛地参加了出殡行列。在送殡的过程中，他们组成一列长形的队伍，队伍前头高举蔡高文遗相，手拿花圈和挽联，手臂挂黑纱，肃然哀痛，正气凛然，气势非凡。
反动当局为了结束长期坚持的紧张斗争，施予种种阴谋诡计无法凑效之后，最后派出教育官徐耀东出任中中校长，实行重新入学登记的手法，造成学生分裂；有的回校重新登记而继续就读，有的拒绝重新登记因此失学或到中国去继续深造。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罢课斗争，就此宣告失败。
“10.29”学生斗争，最后失败了，但它的斗争意义仍然是不小的。它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宣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了反帝反殖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和广泛的提高了人民的革命思想觉悟，它为学生和人民树立了敢于斗争的光辉榜样，并培养和锻炼了一定量的革命干部。它还带动了砂拉越各个华文中学的学生斗争的广泛开展，更为“3.30”斗争累积了成功的经验。
“10.29”学生斗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轻敌，不够实事求是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犯了不够重视争取广大学生、家长、教师、校董和社会人士同情支持的过左错误，以致脱离群众的多数而孤立。还有，当时学生们还缺乏明确坚定的为砂拉越的独立解放斗争的思想，不少还以侨居身份帮助当地人民革命的思想参加斗争，这也会使他们在斗争上缺乏长远之计，容易犯上“左”的错误。因此，斗争遭受失败之后，又出现害怕斗争的思想，为以后斗争增加了阻力。同时斗争失败之后，造成大批先进份子纷纷到中国去和大批革命干部的流失。不能不是北加革命史上的一个大损失。
“10.29”学生斗争的反帝反殖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内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自觉为争取北加独立解放而斗争。学生们是敢于斗争的，但还不够善于斗争，不够自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它的斗争是失败了，但是它的斗争意义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和很深远的，它的历史功绩也将是永不磨灭的。
当年事件：
当年的连队起义
-老温
自1963年初越界后，我们参加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Tentera NationalKalimantan Utara）。1965 年“9.30”事件后，为了坚持统战和延缓统战的破裂，同志们都还坚持留在连队内，等待进一步指示。
随着印尼国内反共浪潮的升温，在连队内的气氛也日益紧张。为了继续革命，同志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如积极争取我们二十多位同志不被分散，尽量集中住在一起或附近；时刻注意印尼局势和连队的变化；主动将好的武器（如中型机枪，迫击炮等）掌护在我们手中，将有毛病的枪支机件偷换好；多搞弹药和装备;多和PARAKU（北加人民军）三支队联络和熟悉路程；先把一些物资运回部队等等。
“9.30”事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从某些阴险的连队印尼领导人的活动中，以及印尼国内反动政权的逐步稳固，我们分析认为，在印尼国庆之后很可能把我们调回Sintang（军分区）集中，再将我们缴械后送回给砂拉越政府，同时对我们北加部队发动进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继续斗争，当时连队的负责人（杨会强、郑春喜）决定于1966年8月17日（即印尼国庆日）夜起义。为了部队的配合和到时轻装行动，我们派当时生病的范国强（吴铁）先回部队与总部领导联系，同时又派朱利金於16日清晨去第二连队联络那里的负责人安排同时起义：返回PARAKU第二支队。
8月17日半夜，连队内的杨会强、郑春喜、江华（老班长），李汉文、赖锦明、苏利亚、吴华松（德兴）、叶厅青（鲁恩）、温尤金、刘伟雄、徐锦木、天善、温丙丁等二十多位开始行动。
起义的那个晚上，我们同住的长屋伊班群众还在叽哩呱啦的谈笑作乐，迟迟还不睡觉。我们都感焦急，后来我们表示疲倦要睡了，大家都挂起蚊帐，躲在蚊帐里，精神抖擞，耳听四方动静，兴奋又紧张地等待午夜十二点的到来。我们身上都穿了好几套衣服，军包里装着重重的军用品等，手握的枪支也……。午夜十二时，我们在较早时，被偷偷换上较好的零件了准时轻悄悄地离开连队。
据说天亮后，印军发觉我们失踪，赶紧整队追踪我们。而我们经过十多个小时急行军和绕过印尼兵营地后，于18日中午胜利抵达三支。二连全体同志也同时胜利回到二支。至此，我们和印尼的统战工作完全破裂，和印尼联合组成的连队也到此结束。起义时，所有枪支、弹药能拿的都拿走，包括迫击炮2门和MKII中型机关枪2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