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回忆录 2：风雨战斗历程
风雨战斗历程
-我的片段回忆录
老温
参与罢课斗争和进行学运工作
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在初期的革命斗争中起着先锋和带头作用，在砂拉越和第一省的早期革命斗争中，他们就曾经扮演和发挥着这样的角色和作用。当年在第一省的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斗争中，青年学生先后开展过1951年的“10.29”罢课斗争和 1955年的“3.30”罢课斗争。我就曾经参加了后者的斗争。
当年英殖民者从台湾、香港聘请来的教师，有些具有双重身份，名义上是教师，又是英帝的代理人。这些教师有的学识低，有的根本不是来教书的。像几何教师何永祺，只是在黑板上照搬照抄，没有讲解，学生不得其解，不了其义，根本学不到东西。当年的中中是古晋唯一中学，许多学生受到中国革命的熏陶，受到青年社的影响，早有酝酿着革命的思想。而当时的校长黄中厂是个坏蛋，他是英帝的代理人，他限制与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与正义斗争。学生提出撤换教师和改善教学法的正当要求，学生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实现，学校当局反而下令开除初中二下乙班的代表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学校当局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全体同学团结一致，奋起斗争，一场不可避免的罢课斗争终于爆发了。
罢课斗争从初中二下乙班开始，得到别班和高班的支持，得到全校近千名学生的绝大部分的支持。罢课期间，同学们坚持在家里上课，由高班教低班，也上政治课。学生还组织旅行，几百人到海口区去，渡2、3天的露营生活，举行政治座谈会和开展文娱活动。经过3个月的斗争，学校当局不得不让步，接受学生的要求：解除黄中摩的中中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张、王和庄三位学籍的成命；取消对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各种不合理的措施。“3·30”罢课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3·30”罢课斗争是吸取与总结了“10.29”斗争之后，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也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在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同时，也充分注意发动与依靠80%以上学生的支持与参与斗争，也充分注意争取董事部、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而取得斗争的胜利。
1956年新校长林郁初博士走马上任。我们乘着有利的局面和利用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气氛，扩大对学生的发动，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和开展各种的进步活动。当时，高班联系低班，我是负责初中一的一班的工作。我在学生中进行识别与挑选，把好的和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小组学习。如当时蔡家布（纪平队长），蔡少祥（益利）等是我联系的。
1957年，我加人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在学校里我更积极开展学运工作。在假期，我下乡到农村中去，到西连、石隆门、晋连路17哩和海口区等地。白天劳动，晚上组织同学和农村青年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英雄故事，学习人生观，讨论国内外形势等。我们把学运的斗争扩展到农村中去。
1959年，我高中毕业。1960年，我在晋连路32哩的夜校教一年书。
参与第二省的民族工作
盟组织重视民族工作，1957年开始调些身体好，思想品质好，尤其是有技术与民族语言能力的同志，到民族区去开展工作。组织上也成立了专门负责民族工作的小组，出版美于民族工作的刊物。
1958年开始，我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准备去开展民族工作。我学习组织有关民族政策，学习外国开展民族工作（如中国开展藏族工作）的经验，学习理论，也学习生活技能（如向黄兴汉学）修手表、修收音机，理发，民族语言等等。
当时我们秘密的开展民族工作，必须遵循16个字“避开敌人，深入群众，积蓄力量，待机而动”。我们快：这些外来的革命青年，就是所谓“白皮红心”，以公开职业局公开政党为掩护，跟土著群众在一起，进行长期耐心的宣传教育。
1961年，我响应组织的号召，向第二省的民族区进军。我没有向朋友及家人告别，深夜我从古晋码头下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抵达成邦江，和在那里等候的郑春喜会会，然后再步行一天上到丰洛一带的Batu Lintang。郑春真与我负责丰洛一带的民族工作。〔注：S.Undop（丰洛间）是鲁巴河在成邦江以上右支流，丰洛是一区总称，包括Bntu Lintang，巴始（Baku），三暖（Sumark），总共几十座长屋和丹多户华族〕当时其他地区的工作分配：英吉里利对面是海洋（郑万灵）同志负责；卢勃安都是郑小风同惠负责；马鹿是鲁洪（刘德庆）同志负责；马纳是刘队长（李日晴）负责、龙芽是郭楚然负责。
从学校到农村，从舒适的环境到艰苦复杂的环境，要深人到偏远落后的土著群众中去，组织上几个月才有一次的联系，组织上出版的刊物许久才能收到，自个面对的一切和遇到的问题，全靠自己去解决。特别是从一开始，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从生活、工作到安全等方面，都得靠自己去摸索、学习和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在生活上组织没给经济，而我们又不能暴露，根本无法从家人和外界取得支援，一段时间的生活全由春喜家人承担。新的工作岗位，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与锻炼。
丰洛的华族群众大部分都和伊班族在婚姻上或经济上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方便工作，我们也积极去联系华族群众，特别是年青群众。向他们宣传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斗争；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制度；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人联党的活动等等。李日晴、郑春权、徐锦木与李汉文等就是我们经常联系的积极份子。
这里的华族群众与印尼边界的伊班群众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都把农产品（如胡椒、树胶、米、生猪）卖到这里换回日常用品，每逢节日有斗鸡时，这里的群众都去印尼边界参与。为了更深入开展工作的需要，我随斗鸡队伍越过边界到印尼长屋，争取熟悉地理和那儿群众。这方面的努力更在1962年汶莱起义后为第二省同志越界参军起了积极作用。
在Batu Lintang活动一段时间后，政府加紧对我们注意。我决定春喜留在Batu Lintang而我转入更深入丰洛河尾Baku一带。这里距离英吉里利较近,并和马鹿的范子香保持联络。当时我住在一个有华伊血统的群众家，距长屋不到一百米远。这家的妇女是达雅人，丈夫是华人，在这里做小生意。一次她丈夫在背东西回的途中，遭到不好的达雅人谋财害命。她有几个小孩子，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两岁左右。由于失去了家庭支柱，12岁的大儿子傅金贵（部队名明光），挑起了家庭重担，砍芭种稻，造小农舍（朗高）有时还去附近长屋做小生意全靠他。他们生活很贫苦，弟妹们无法上学，平时以木薯和竹笋为主粮，小妹妹到河里捉小螃蟹，采野菇当菜。而我因处深入地区又不敢暴露，修理钟表及收音机的零件无法取到，没有经济来源，也无法资助他们，和他们一样过着一段难于忘记的生活。
这里有二、三座长屋，居民贫困，文化水平极低，又少和外界接触，不懂得清洁卫生，由于缺碘，好多都患大颈泡。为了能跟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信任，就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就要入乡随俗。我要求自己，他们做什么，我就跟他们做什么，捉水鸡、捉鱼、打猎跟着他们去。他们小蝙蝠打了，没拔毛破肚，烧得焦黑的，想起来会呕心反胃，但为了使他们看到我不嫌弃，没有跟他们保持距离，我还得硬着头皮半吃半吞下去。再说，达雅人装的捕捉小动物的陷阱，按风俗他们第一天是不去检查的。等两天过后才去收时，有的动物已腐烂了。他们没有丢掉，放些盐做成肉酱类，伊班称之为“Jukut”，过后取出来放进竹简烧，又苦又涩又臭，看了令人皱眉头，但还得跟他们一起吃。看到我吃，他们就高兴。只有尊重他们，才能被他们所接受。
白天我到他们稻田和胡椒园，帮助他们劳动，晚上到长屋宣传。然而少女们以为是去Nganyap（谈情说爱的意思），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后屋或蚊帐里等。有时，在河里冲凉，一大群情窦初开的少女光着身子围过来，向我泼水调情。对年轻的小伙子来讲，这确实是个考验。那时组织上也不会去检查我这事，我要怎么做都可以。然而我头脑清醒，有道德观念，有革命纪律约束，没有陷人儿女私情的漩涡中去。
“12.8”事件后，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政府有关方面更加紧注意我们，民族工作呈现更多的困难。在新的形势下，革命组织提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当时由范子香召集在第二省活动的主要干部，都集中到英吉里利的马鹿开了一个会议，与会人数十几人，由当地积极份子范国强（部队名吴铁）负责站岗。会议进行不久，政治部主任王文发带领一队人员来围捕，国强放响鞭炮作暗号而被捉去。我们的会议便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方。
回来后情况更加紧张，雇佣军（古加兵）经常巡逻和包围长屋。为了保存自己，我不能再住金贵的家，除了一把手电外，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躲到与英吉里利交界海拔3000尺高的一个群众“兰高”（小茅屋）。在“兰高”除了有一点盐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每天得去采奶汁果树的叶和竹笋塞进竹简烧了吃。晚上睡的“枕头”黑得发亮,睡觉用的被是“加隆”（Tekalong）树皮去掉粗皮后，再打制成的。有一个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又把盖屋顶的树叶吹走，本已寒冷的夜晚，再淋得全身湿透，实在冷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再一片片把树叶盖回。整星期的时间内，就这样吃一点野菜，每个时刻都在忍饥挨饿中渡过,我饿得酸软无力，眼睛变黄，张眼都吃力。
1963年初，我已很难继续在这里躲，决定先转过印尼边界。由于许多地段经常有兵，所以由我工作地区的一个群众带路。由于长时间跟他相处，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把我当做他自己人一样。当遇上敌人包围追捕时，他同情我、帮助我。他主动地跟我讲：“Tukan（对我的称号），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若遇上人，我会大声讲话，你就躲闪一边。”就这样沿着连接边界的大森林开路去印尼到了印尼那一边长屋，他就跟印尼那边群众讲：“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他噢！”正因为有这些群众的帮助，所以几次都成功避过敌人的追捕。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第二支队成立后在这里活动，有一次明光与蒂玛同志在那一带群众的稻芭跟敌兵驳火，蒂玛同志受伤，躲进“如基”（有一种又硬又易脆裂的长茎的蕨）丛里。马来西亚兵还驻在长屋，屋长看到了她受伤，却大胆地向印尼兵要消毒药水和纱布，说他自己儿子的手割伤了要用。这位可敬的屋长，约有50多岁，有一对长长的耳朵，上身赤裸，下体用Sirat（缠腰布）围着。他拿着煮好的饭和药给蒂玛，最后还把她背到同志们的地方去。
在印尼长屋住不久，从英吉里利转来范国强和叶贤钦（鲁恩），紧接着范子香、丘振芳（赖福）、蔡义清、志伟（成邝江来）、春华、郑春喜以及我们在丰洛联系的李汉文、李佑晴（部队名刘亚胜），徐锦木，Dalu（伊班族）等也相继到达。到此在丰洛开展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就告一段落，我们以更激荡的心情踏上武装斗争的征途。
两年多的民族工作并不算长，然而给我许多感触。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幻想、幼稚、软弱与温情，经过实践使我变得较务实与坚强，独立与粗俗；在比较艰难困苦与组织不能及时监督和指导的偏僻落后地区生活，是检验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可靠的最好的地方。在现实中考验下，大部分同志失败了。面对困难，我曾出现过许多思想斗争，想家、想往日在校的同学、想过去较安逸的物质生活和安全方面的斗争，等等。可是那时我想更多的是我来的目的、组织的教导与革命组织的纪律，不时勉励自己前进。在短暂初期的民族工作过程中，我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中我学到伊班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也学到生存和生活本领……这些在往后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六年后（1968年），再以武工队的形式开展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工作（主要还是民族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民族工作点滴体会
根据1962年“12·8”汶莱武装起义前的两年和1968年后，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前后10多年搞民族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有以下的点滴体会：
一，革命斗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他们白己起来了，坚决为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团结斗争，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在北加，特别要广泛动员与依靠占人口最多的、占据战略要地的达雅族，离开了他们的广泛参与坚决斗争，要坚持长期的斗争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
二，要想得到土著群众的尊重与信任，首先就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要以我们的诚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我们要入乡随俗，深入到他们中间，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我们讲话，他们才愿意听，也才能听得进，需要他们动时，才能动起来。
三，以少数人秘密的形式搞民族工作难度很大，也更容易损失。要把秘密与公开以及武装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特别是武装的形式，更具有威力与号召力，敌对者也较难对付我们。通过广泛的武装突击宣传后，从中找出典型，然后进行长期耐心的深耕细作。
四，当年搞民族工作还比较简单与急躁。试想，把一个青年人一下子放进偏僻落后的土著区，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帮助，全靠自立、自理。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素质与工作能力，很快被淘汰掉是不奇怪的。当时，我是凭着一股热情、怀着理想、和对组织的信任，并对为之奋斗事业的忠诚，我才坚持下来的。
如果是以华区为基地，利用和依靠先进的华族，利用华族与土著的良好关系，逐步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进而再逐步深入民族区。总之，如能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要进可进，要退可退，会更有回旋的余地，更为妥当。
五、预防、避免和处理好群众被镇压、收买，也是一个要解决的大课题。当年在马罗河搞民族工作，老吴、小燕、安西、李三等同志搞的长屋群众都不错，但随着敌我斗争日益火锐，群众被镇压、被收买，群众的革命态度就会起变化。特别是有些地区的革命内部出现叛徒，出卖群众，致使群众被捕，有些还被吊着拷打，以致被活活的残酷折磨至死。这样，土著群众就会感到畏惧，以致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密报我军活动，陷害我同志。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当群众被迫害时，有些地方的整座长屋群众避到山里，要求跟着我们一起，但由于我们主观能力有限，容纳不了他们，不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结果让他们返家。他们在家里经受不了敌人的压力，结果被迫和敌兵一起对付我们。
我们的主要群众工作，说到底就是民族工作。我感觉到，民族工作开展起来不很难，但要巩固好，就难了。在拉让江中游时，敏战、丹莉、南章、亚福、亚厚，后来珍娜、德兴等与我一起开辟牛麻（S.Ngumah）的支流加牙河（S.Kajah）约整十座的长屋。初时，群众感到害怕，但我们以实际行动与表现，通过突破个别“兰高”、带动长屋，群众很快就消除了恐惧，向我们靠拢，被我们动员起来。我们更进一步，通过搞福利、医药服务、文演出和不断宣传教育，公开的把整座长屋群众集中起来开会，群众就被鼓动起来了。拉让江中游的卡地巴斯河、Poi河、牛麻河和加拿逸河等几条大河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搞起来。群众中的积极分了，例如Impah和Sinal（富春太太），Arok（Dap长屋）还投入我们部队的行列。但当敌人的镇压超过他们的觉悟水平和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又不能争取与捍卫他们的利益时，加上当时的阶级矛盾不够激烈和政府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欺骗性，群众就会被分化淘汰，有的甚至反而站到敌人阵营方面反对我们。
参与印尼的连队
大约在1963年的三月大家集合后，就设法和在坤甸的领导联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联系上，因此就住在印尼边界群众稻芭的小屋。一方面继续和组织上联络，一方面自已搞军训。白天拿着木棍在草丛里摸爬打滚，跑步练体力，晚上学习军事知识。粮食除部分自己买外，好多米粮是当地伊班群众给的。春华同志还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生了病，发高烧又呕吐，那时没有药，锦木就到周围采些草药煮给他喝，结果服了几次就好了。
5月份左右，印尼志愿军通知我们转下到Sintang（第12军分区）。在那里接受了由地方军教导的基本军训，过后就编入北加国民军（TNKU）第二连队。这连华族有30多位，个连队总共120人左右，设有正、副连长和连部(迫击炮手、交通员、电讯、连长随从)，连下分三个排（每排皆设有排部），每排设三个小队（每队10人）。连队是北加和印尼军方联合组成的，但是一切领导权都由印尼方面掌握，连长、排长和小队长全由他们担任，我们全是普通士兵，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行政由他们决定，我们除了服从和执行外，完全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参加志愿军的人也很复杂，有的是地方军和退役的军人，有的是边界走私的，有的无业流氓以及普通群众，他们在连里占多数。当时组成的连队有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和第四连。在这几支连队中，除第三连的华族较多外，其余的仅占少数。他们不但品质差而且纪律性也很差。绝大多数参加志愿军，目的不是真正和我们共同解放北加，而是想控制北加或垂涎北加的物资。我们北加的革命战士还受到他们无理的欺负、刁难，我们只能忍辱负重，只能从长计议，从大局着眼，为将来累积经验，加强武器装备和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为建立自己的部队创设先决的条件。
简单的军训后，除原有二连人员外,我们后来加人的同志中，部分同志配有来福枪，有的只配给两颗手榴弹，每人一套军服、背包、雨衣、食格和水壶，但有好多人都没有。领了装备后,二连就迅速开往砂印边界（即第二省板督到成邦江这段），随后连长命令第一排进国内攻打距成邦江约14哩的Engua长屋英马军事哨站。但出师不利，在队伍刚越过边界就受到伏击,二连里的革命组织负责人郭楚然不幸牺牲，无功折返。
我在第二排，当时是在Selupong距Engua长屋不远，附近的西成公路埋伏，准备打来往的英马军队。下午四点左右，驶来一辆砂拉越运输公司的巴士，印尼志愿军用中型机枪向巴士扫射，还好只打几发子弹，机枪就发生故障，巴士被打停，他们就冲上巴士用轻机枪打死身穿浅黄色制服的售票员（印尼警察是穿浅黄衣的），抢走车票和钱袋。我们当时已来不及和无法阻止这一错误行动，内心深感难过。
这次行动后，部队驻扎在印尼边境的长屋进行休整，暂时没有新的行动。不久，我、春喜、吴铁、鲁恩、李汉文、温尤远、温尤金、徐锦木、李恩端等被转到第三连。
第三连驻扎在Badau（大约在国内鲁勃安都一带）全连中华族有60多人，是全部连队中华族最多的一连。沈智威（罗平）、沈耀彬、沈钦龙（沈坚平）都在这个连队。我们到后就参加军训。这次军训是由印尼空降兵（二等兵）328营负责，训练内容较充实，要求也比较严格，时间为期一个月，是一次比较有成绩的训练。武器装备方面也作些补充，同时每人发给马币100元（数目有些模糊）。三连也进行整编，我和罗平参加连部，我负责电讯 [ 其实自始至终连队都没有电讯配备，只是正规军（328营）有无线电话机 ] 。
1963年尾，为了乘“柯勃德调查团”来砂拉越调查之际，向调查团表示砂、印人民的坚决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共有 160多人（包括一排的印尼二等兵）的队伍，从Badau（在鲁勃安都边界过去不远处）驻地出发,准备攻打加拿逸，在两位伊班人带路下，开进国内。那时几乎天天下雨，每个人的衣服都淋得湿湿的，晚上睡觉时也没换，就这样用年轻人的热血把它烘干。可是第二天行军又是淋得湿湿的，晚上扎营，雨布又不够只盖顶，地上就砍树叶铺。有一次我们在深谷扎营，原始森林的树木都长着苔藓又整夜下雨，第二天早晨不懂如何炊事，个个都站着发呆。有的人索性将布鞋的的胶片撕来生火，有的将一包牛油丢到水淋淋的材堆中，一把島涕一把眼泪的吹，就这样一双鞋煮一顿饭，往后只能赤脚上阵了。当同志们不知如何生火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正规军，参加解放西伊利安战斗过的老兵，拿着一把老虎刀在林中转，选择易烧的生树用刀削下一小片一小片的，将它叠整齐，很快的烧成熊熊烈火。以后我们向他学习经验，解决生火的问题。出发前，各自只带有十天的粮食，结果迷路在大森林里乱转，挨饿了20多天，什么能吃的都拿来吃。一天来到群众稻芭，他们砍生香蕉、采金瓜、砍割稻谷来炒，连壳也吃进去。吃的结果几天大便不出，异常痛苦。但我们砂拉越的革命战士，宁饿也不违反群众纪律，没有一个同志去采群众的农作物。最后，我们经过Batang Ai 河尾长屋，抓了两个民防队员和缴到两把猎枪。这次行动中我们有一位志愿军因掉队饿死在森林中。场看来颇具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的连队主要任务就是进入国内开展战斗。由于各队内部情况和所处地理位置关系，二连要比三连战斗多些。我自1963年尾离开二连后的两年多时间的战斗最频繁。他们几次结合印尼正规军进入第二省的Batu Lintang小镇，屡次遭到埋伏，继郭楚然同志之后李玛耀负责同志又牺牲；在第二省Karingan（边界山）山扎营时，受英军轰炸造成社光同志等牺牲；二连曾主动攻击英军在“共邦朗尔”（靠近鲁勃安都）据点，双方用机枪、迫击炮，英军甚至动用火焰发射器，交火几小时。我方同志爬得很靠近敌人的营地，用来福枪射击。有个同志打到忘记后撤,当同志反复叫他时,他还说：“啊!撤退了!”然后才跟大家退下来。这次攻营虽没有缴获，但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次日英军用直升机运尸将近整天。在这段期间，二连的营地也曾被敌兵攻击，都被击退。三连方面，1963年初开到边界后，就准备进国内打仗，一次部队于夜晚摸到Batang Ai河尾的长屋，由于事先行动情报泄漏，敌人当天就将长屋群众撤空。敌军事先埋伏在长屋周围的高点。当部队摸上长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志愿军开始捉群众的鸡，这时的军用机枪向长屋猛烈扫射，大家听到枪声便迅速跳下长屋撤退，在长屋外守候的五号迫击炮手也及时朝敌人背后连发二炮，瞬间敌人火力停了下来。在这次行动中石源同志牺牲，江流同志腿部受伤。
“9.30”事件前的两年，是各连队战斗最多的时期，64年我连计划再次进入国内的Batang Ai河尾。那时其中一排先出发，二排三排在长屋稍后开进。早上九点左右，一排上到边界，刚坐下来休息，一队澳洲雇佣兵从反方向沿边界巡逻过来，那时一位志愿军小队长坐在树后抽烟，敌兵发现后首先开火，不幸那位队长中弹身亡。这时我方迅速还火，双方以机枪、迫击炮等进行剧烈驳火，战斗持续将近半小时，双方才撤离。过了不久敌人还用80毫米迫击炮向我们撤退的方向进行轰炸，并配合直升机在边界盘旋。整个行动就在这样遭遇后放弃了。
这段时期边界的夜晚气氛都显得比较紧张。时刻警惕敌人来偷袭，要注意敌人打来的迫击炮，几乎每晚都在隆隆的炮声中渡过，同志们学会根据炮声判定发炮地点，落地远近和什么型号的炮，以及如何防备等等。长期在炮声中使我们老练起来。
再说那次（1963年尾）去加拿逸失败回来后，我连就在“兰惹”（Lanjak）休整。和我一起行动的328营正规军被调回爪哇,他们从前线返回中央，好多装备可以不必带回，他们回去后中央可以再发新的，所以他们主动将这些东西卖掉。我们乘此机会搞到不少物资，没有水壶的人就用钱（印尼发下的马币）买水壶；没有吊带的人就买吊带；食格、军刀、背包、军鞋、新的军服，雨布等等都买，他们有的喜欢手表，就用手表跟他们换，我们也想买他们的手枪和子弹，可是他们坚决不肯。总之有了这些装备补充，同志们才真正像一个完整的军人。连队里的砂拉越战士就是这样逐步完备自己，并为成立 - 支真正的砂拉越武装部队做贡献。
在印尼“9·30”事件前，革命组织在印尼的统战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左派力量进一步影响抗马前线工作，那时第三连队有40位同志转到中部的巴来哥兰岸（Balai Kerangan）。但由于局势很快向右转，这40位同志又转回马罗河。在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时，这40位同志成为这支队的基干。第三连队剩下20多位华族同志由我负责，一直坚持到最后起义。
在印尼“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向右转，印军对我方不信任，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们限制我们的活动。我们估计印尼“8·17”国庆后，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同志调回新丹集中，我们将被缴械和遣送给马来西亚政府，同时向我们在马罗河加拉央人民军基地展开军事攻击。为了挫败印尼右派的阴谋，为了更好的开展北加的革命武装斗争，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积极准备起义。终于我们在1966年8月17日胜利起义，坚持在第三连到最后的20多位同志终于起义回到北加人民军队第三支队。第二连在同时也有20多位同志起义返回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从而结束了约三年的寄人篱下，承受委屈的连队生活。
连队解散至今已经36年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当年的战斗生活。更没忘记许多感人的事迹和许多牺牲的同志。那时的连队并不像我们想成立的人民武装，占大多数又掌握领导权的印尼人也不是真正为北加的革命事业的国际主义者。既和他们一同战斗又要时刻警惕他们，既要团结他们又要作适当的斗争……。然而今天我还是认为在我国武装斗争史上，联合组建连队是正确的。三年付出的牺牲，也是有意义的。通过他们的训练和帮助，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掌握了战术和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得到一批武器装备，在政治和军事上有力打击反动派等等，这些宝贵财富对后来创建自己的部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参加过连队的同志成了自己部队的军事骨干，加速了部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