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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风云 1：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的回顾
内容简介
在四十多年前，我们曾跟印尼西加同志与同胞有段风雨同舟、血肉相连的风云月，本书主要的内是介绍当年在边容界的战斗事迹，也介绍西加的抗日斗华拡族的处境以、及回顾印尼“九·三0”事件及其对我们的重大影响。还有多位朋友写下了或者讲述了自己当年难忘的风雨战斗历程，引发我们去追寻那逐渐久远的历史痕迹。
战斗的历史不能被湮灭，也不许任人诋毁与篡改，我们要将那逐渐被人淡忘、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捕抓回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留给后代子孙。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的回顾
（一）成立火焰山部队
-向民
1965年印尼“9.30”事变后，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篡夺政权，对印共及其同情和支持者进行血腥镇压，使印共的力量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一事件后，印共中央发表《自我批评》声明：检讨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从严重的流血经验中吸取教训，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纠正错误，决心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印共西加省委在新年期间发表了文告，表示从1967年开始，要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要找北加同志。他们在昔邦找到在那里搞后方地下工作的北加同志蔡国志，并通过他去华莪找在那里的北加革命领导人。
1967年2月间，砂罗越人民游击队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会上决定在双空与华莪中间地带，建立个前哨站或中间站。这个据点将同一支、二支一样起着战略协同作用。平时负责华莪等地的联络工作并为三支购买与运送粮食、日用品与药品等物资。这项任务交由黄纪晓负责，刘顺胜、朱云辉、叶碧珠等负责人也加人工作。随后，他们就离开双空基地前往华莪。
1967年4月6日，印共西加省委书记苏斐安（Sofian）与副书记陈礼夫来华莪山区（Sangau Ledo）与北加共产党的林和贵和黄纪晓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讨，并做出初步的决议。随着，印共派人下到昔邦，叫陈文协和邓武吉省委级干部上去华莪进一步研究，然后再跟北加林、黄领导人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一）印共决定在火焰山成立一个部队；（二）军事方面由我方负责，帮忙他们训练军事干部，带动他们的军训：（三）政治工作互相配合，统一领导。大家也同意共同成立个宣传组，出版《不灭的火种》刊物；（四）后勤部也互相配合工作；（五）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黄纪晓任司令，以反击印尼军的反革命“围剿”（六）地方工作，由各自分头去做，西加的由他们主要负责我方给予配合与协助。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上台后，不但在全国掀起反共的浪潮，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他们也把矛头对准西加的华人，特别是65年至67年，反华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印共西加省委为了争取华侨和统一整个华侨问题，於同年4月16日发表了关于《西加华侨的决定》。这一《决定》有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具体纲领是要西加华人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与北加革命战士结合起来。
同年5月,印尼政府强逼华人在华莪地区进行修补道路这是无代价的劳动,引起华侨强烈的不满。为此当地华侨成立加强团结力量，准备了一个“西加华侨反迫害斗争委员会”进行斗争。我们以前在华莪成立的农会，也跟他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对在卡布亚斯河（Kapuas）一带、西加各地的华人进行烧、杀、抢的政策。西加的万足地、孟加影、华莪和甲板巴厘等地没有被杀被捕的华族年轻人，被迫上山进行自卫自发的斗争。那时西加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上火星，星火就到处燎原。我们同志利用这血淋淋的现实揭露反动派的野蛮政策，从中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动员了大批华人青年来参军。那些没有来参军的，也当起了民兵的角色，支援与配合我们的斗争。
当时成立联合部队的山区很冷，为了表示我军有顽强的意志与火热的斗争精神，因而命名此山地为“火焰山”。而在此山地成立的部队，等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4支队，称之为“火焰山部队”。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人，多数为印共人，负责人是黄纪晓、刘顺胜、朱云辉和印共西加省的省委正副书记。火焰山部队成立了三个月后，在华莪印尼空军机场进行了一场夺取武器的战斗。
（二）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1967年6月，有群众反映情报，即华莪空军基地有很多武器，但戒备松弛，只要进一步掌握情况，做好动员与部署，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胜利夺取武器。
刚好，4月间，马足地、孟加影和华莪一带有近百位群众在刘汉明、马云的带领下，来到华莪，寻求军训。6月间印共又收了一批新兵，我方帮忙他们做短期的训练。我们我们一边训练，一边派情报组进行侦察。通过侦察与调查，了解到他们有多少兵力，属于什么兵种，拿什么武器和怎么布兵，等等。
7月13日，我们又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7月17日他们的头目会来。由于6月间印尼军队内有发生磨擦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枪对枪、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上面就把整连空军驻兵的武器收起来。在7月17日头目会来检阅，还会收回枪支，若没收回就不能向上头交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好机会。印共发展的新兵很缺乏武器，他们只有少数陈旧的枪，多数都打不响，正需要装备自己。经双方开会研究后，下决心打。我们从第一批训练的印尼新兵挑选出6个军事较好的队员，力0进我们队伍，人员共有30个。
7月13日，做出战斗决定后，还花二天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部署。
我们同志最后掌握到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四个守兵，换岗的时间是14日到16日他们拿什么武器都清楚。这样，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迅速控制了整个基地。这个贮存武器的仓库是当年荷兰人做的，相当牢固。当时我们准备用氢氧焰割铁条，却不意拿到钥匙行动进行得更快，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行动时要求尽量少杀伤，因为里面有些是好人，因而行动时只打死4个守兵。印共还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们不是要打你们，而是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政府。
这场战斗，夺取武器共100多支枪，其中包括50多支来福枪，和50多支冲锋枪，而我方无人伤亡。我们又即刻派2个通讯员，用一天的时间到四面八方去通知80个左右群众来帮忙运走武器。这些负责运输的群众平时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生产。当晚，就一股脑儿把武器搬完，天亮之前撤回火焰山。
（三）“7.15”夺武战的影响
这一场夺武战斗震撼印尼当局，他们派了陆军教导团特种部队（又称红帽兵）来驻守，并调查实况，以为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打的，但调查不出其实质。初时，第12军总司令DiaKud曾到处贴告示：“我们原是朋友，共同打马来西亚，为什么变成打印尼？……希望你们不要留在此地，回去”但接下又发生了2个印军去甘榜采波罗蜜被火焰更好山部队歼灭，并缴两把AK47。同时，於农历8月25日有12个印军去参加李三保、杨长新的生日会，也被火焰山部队全歼。
这一系列的攻击行动，使印尼当局极为恼火愤怒他们即刻就派了几千名兵力进行追剿。他们在华莪的宋彬港、马拉舨、上下板先、哇郎等华族农村进行四光（即杀、烧、抢与砍）政策，其中杀了几百名华族群众，约有整千名群众被迫上山，撤向巫落河港一带。上山群众跟火焰山部队在山里坚持一个月多。后来，印军来搜索，发生交战，部队同志在前面狙击，掩护群众转移。新军区司令苏玛尼走马上任，他采取怀柔政策，到处贴告示，号召群众，只要出来，就不对付。后来中老年、妇女、小孩先后出去，被遣送到山口洋、坤甸等城镇去，民兵和青年留在山上。出去的群众中出现坏分子，出卖了情况，造成几百群众被捕。
长达一年多的持续“围剿”。初期火焰山部队坚守阵地，敌军来就打。后来内部出现逃兵，有些沦为敌人的耳目帮凶，伊班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也反过来带了猎大配合印军的军事行动。逐渐困难越来越多，坚守阵地三个月后部队撤进森林，坚持斗争。面对敌人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又面对粮食的短缺，火焰山部队的领导人认为，分散战斗更有利于保存与发展。於是1968年1月后，火焰山部队北加同志与火焰山部队印共同志分开战斗。
一年多后，火焰山坚持不了，黄纪晓带领剩余的成员转向第一支队去，后来又再撤进国内。
在打华莪军用机场之前，据说火焰山部队没有通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事后获悉，攻打行动后不到一星期，印尼空军就到双空第三支队去轰炸。
（四）西加印共的最后战斗
1967年初，印共成立了以鲁斯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代主席的新中央，并继续领导印尼人民斗争。1968年6月印右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对在爪哇省勿里达县南部的印尼共中央所在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印共力量又一次遭受损失，鲁斯兰7月被捕后被判死刑。
1968年初，火焰山部队已化整为零，印共所领导的大部分成员,有的下到昔邦，跟那里的群众自发力量结合起来坚持斗争；有的分散到山口洋、坤甸、三发等沿海地带跟地方同志结合起来,开展地下工作；西加印共省委书记苏菲安则带领了一股武装力量辗转於华莪、孟加影、中公港、上侯、横平山里、松柏港农村以及米仓港上游等一带。
1971年，印共在米仓召开了一次西加印共扩大工作会会议是由苏菲安主持，还有陈文协、郭明山、老马、老议。邓武吉等10多人参加。会议提出建党和开展群众工作，以及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会议总结一条经验：要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就要作长期的准备,而且要有人民的觉悟和参与才能进行武装斗争。苏菲安强调，往后的工作重点是在卡江上游，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华族为主的在三发、华莪一带。
印共订1972年5月25日为“升旗日”，在兵营等处升旗，在沿海城镇广泛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这样做却弄巧反拙无形中告诉敌人他们还有力量，结果招致敌人从三发至坤甸沿海城镇进行大逮捕，使印共遭受严重的损失。
1972年，印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仍在昔邦、华莪和卡江等一带坚持斗争。但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在“围剿”中牺牲，有些被捕，有些离队投诚，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
苏菲安带领10多人的最后一股武装力量，是以合法的身份潜伏在Kualan自己的伐木场。1973年，印尼当局出动了特种部队——红帽兵，从山口洋和坤甸分二路合击苏菲安的部队。
在敌人不断“围剿”打击下，最后只剩下苏菲安和他的两位警卫员。当时他分配其中一个警卫员下来搞粮食，不幸在途中被捉。叛徒带着印军上去包围苏菲安。印军在包围袭击中苏菲安的头额被打中，而壮烈牺牲。另外一位警卫员逃出，后向敌人自首。至此，印尼共组织全面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