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日军进攻 3
1945年澳洲Z特遣队在砂拉越
Bario是在砂拉越第四省靠近印尼西加边界的高原地带。主要是格拉毕（Kelabit）原住民居住的。这个少数民族为当年配合抗日联军作战，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澳洲的Z特遣队队员他们曾在1945年日寇溃败前夕进入砂拉越进行秘密的白蚁行动（Operation Semut），行动中，队员们需要带着武器和氰化物药品从高空伞降至丛林。
1945年，Z特遣队中的英澳陆军、皇家海军及澳洲皇家海军成员合影。（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Z特遣队队员杰克·特拉与他在二战中培训的婆罗洲当地游击队。（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二战期间Z特遣部队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密。（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二战中为执行秘密任务而空降至婆罗洲的Z特遣队。（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上图：1945年英澳纽联军Z部队官兵空降加拉毕高原，建立军事基地，与训练当地原住民展开游击战。
美里28名宗教与教育工作者 惨遭日寇集体屠杀
在日据时代，美里的卑尔骚海滨与罗东旧桥旁，各设立一个行刑场，并把涉嫌反日的民众，押到此两个刑场斩首示众，残酷冷血的刽子手把“犯人”并肩排列在桥边，以配刀斩下他们的首级，把尸体推落河中后，再将死者的首级悬挂在高处示众，身在暴政统治下的老百姓，堪称是在人间地狱中度过沦陷岁月。
1945年的五月间，日本宪兵部接到密报，诬指一批传教士与教师，正在密谋与英澳纽联军的Z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便展开了恐怖大逮捕，扣留能讲英语的教会神职人员与教师，当中包括了圣哥伦巴教堂的牧师林德祥、教会学校老师张恩惠等28人，并对他们进行日以继夜的严刑拷问，务求能在他们的口中盘问出联军在巴南腹地的动态，然而因为所有的指控皆是无的放矢，日寇根本得不到他们所要的口供，可怜这些神职人员与教师，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惨遭非人的虐待，最终还集体被杀害。
上图：美里的28名宗教与教育工作者，因被诬与联军有联系，而在日据后期被集体杀害 ，图为他们在圣歌伦巴教堂坟场的坟墓与纪念碑。
他们在被囚禁了一个多月后，即被押往罗冰地区的一个荒野处，廿八名烈士在敌军尖刀的淫威下，被迫挖掘了一个大坑，接着被勒令并肩排列在大坑前，敌军随即架起机关枪，密集的子弹向这群无助的文教界人士扫射过来，但见他们无一幸免的应声倒毙于巨坑内，鬼子兵在趋前查看一番后，便把泥坑填平，收队返回军营。
上图：1945年9月，在美里市区附近的圣哥伦巴教堂重新安葬，并在坟前竖起纪念碑。公墓的石碑顶端呈三角形，碑上镶有刻着：“1945年美里受难侨民公墓”字眼的铜牌，同时铜版的上边，还雕有双龙夺珠的图案，以及列出28位殉难义士的芳名，当中包括了张恩惠、赖国进、徐定芳、唐梯珊、戴锦喜、林德祥、王镇安、沈曾好、刘有存、庄天德、杨春茂、李万福、牛皮生、李锐、何元发、张运民、杨平治、杨己、徐耀祺，和另九位外籍受难义士的大名。
日寇准备在古晋大屠杀
在日本鬼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先后于诗巫与美里大开杀戒，残害他们所谓的抗日份子之同时，古晋的日本占领军，原也打算对战俘与被囚的侨领进行大屠杀，据说还分别在马当山脚，与市区田振安路附近挖掘了多个巨坑，所幸联军及时光复古晋，才使他们避过了一劫。
上图：中国南洋回教访问团在1939年抵新尧湾作抗日宣传时，与当地的侨社代表合摄于新尧湾中华公学前。
上图：联军Z部队的军官，正在巴南内陆高原训练高山民族游击队射击时摄。
砂拉越抗日领袖左翼运动先行者伍禅
1937年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伍禅离开了烽火四起的祖国，来到古晋新尧湾的父亲店里，不久后便应聘到石隆门的华侨公学担任校长重职。
当时正值年轻，怀着满腔壮志雄心的伍禅在抵达古晋时，砂劳越各个大小城镇，都已成立了各自的“抗日筹赈会”，民间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一波接一波的筹措援华义款活动，因此伍禅很快就在石隆门及新尧湾等地崛起，成了此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登高疾呼各界慷慨解囊。
伍禅在南迁之前，已是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在抵达新尧湾投入教育、文化领域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放弃政治信仰，相反的是扮演着“播种者”的角色，趁着教职人员在群众间拥有相当崇高地位之便，积极主动的参与地方社群的活动，努力去结合群众，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理念，他是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先行者”。
上图：伍禅（右）与中国近代文豪巴金，在战前曾合作编辑与发行亲共反蒋的书刊，图为两位老同志在1981年的合照。
进步青年南来砂拉越宣扬马列 积极推动抗日运动
当年在抗日战争时，和伍禅并肩耕耘，在乡区散播左派政治思想者，还有多位在廿世纪三十年代末年，从中国南来教学的知识青年，当中就包括了李树芬、陈仕民、何和珉、杨展谋和商人陈绍唐等人，这群左翼教师和商人，会师于新尧湾，继而扩展至乌梭、短廊与石隆门一带，有者藉教职人员身份，深入民间组织群众，有者则发起成立华侨青年社或外围社团组织，进而宣扬马、列主义思想，让左翼政治运动的青苗，于石隆门县内迅速的茁壮成长，使她继刘善邦的十二分公司之后，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基地。
上图：占领砂劳越的日本军司令个人照，首任司令前田利为中将、
上图：占领砂拉越次任司令山胁正隆中将，
上图：占领砂拉越第三任司令马场正郎中将。
伍禅组织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早在砂劳越沦陷不久的1942年初，伍禅便与古晋和石隆门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诸如陈绍唐、李树芬、巫干铭、陈仕民、房若汉、林立信、杨展谋、何和珉、杨汉光，与杨展容等等，联合组织了“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挑起担当主席的大旗。
按照这群地下抗日领袖的原意，本来是要在古晋筹组抗日游击队，而且也有一些不甘受奴隶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加，随时准备上阵和鬼子兵打巷战，因此伍禅便联系上当年和他一起为中华商会办＜砂劳越日报＞的主编涂耐冰，除了征求他对成立游击队的意见外，还希望他能负责训练和率领这支抗日军。
鉴于涂耐冰有过带兵的实战经验，伍禅等抗日同盟会的领导人，便征求他在古晋成立游击队的意见，但却遭到涂氏的反对，他认为古晋缺乏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森林环境，况且日本在古晋驻有重兵，力量有限的武装游击队，难以跟之抗衡，而且若发动巷战，恐怕会牵连古晋民众遭受日军的屠杀报复，所以伍禅等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再综合各个客观因素后，决定暂时搁置筹组游击队的原议。
古晋人民合作收集军火抗日
就在“北婆同盟会”成立了几个月后，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和山口洋一带的各族民众，也跟着组织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并且派遣代表潜入古晋与北婆同盟会的领袖会面，商讨两个抗日同盟会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计。
两个同盟会的领袖咸认，山口洋区域的日本驻军数量较少，且西加里曼丹拥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为游击战营造了绝佳的隐藏环境，尽管依当时敌我实力还相当的悬殊，无法与敌军打正规战，不过却能进行敌后破坏，骚扰敌方运输线，以致伏袭数量较少的日军巡逻队。
双方在详细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后，决定把两个同盟会联合起来，成立“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获推选为最高领导人，按照双方的共识，西婆反日同盟会负起武装打击日寇的军事任务，而古晋这边的北婆反日同盟会，则负责提供军火、粮食和药物，于是在日据期间，以伍禅为首的北婆同盟会成员，全面投入筹募资金，与秘密采集军火的活动。
民众同心捐献拾获军火
曾参与这场地下抗日行动的无名英雄们回忆说，当年古晋的北婆同盟会，确实有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手榴弹予西加的游击队战士，而这些军火皆是在古晋沦陷前，驻防在砂劳越的英国旁遮普军团与拉者军队，在日军登陆时，仓促向印尼逃蹿之际，边逃边弃置的武器，后来部分军火落入一些匪帮的手中，成了打家劫户的凶器，其余的大多被乡区的民众暗中收藏起来，原来打算用来作自卫用途，他们在得知北婆同盟会正筹集军火，准备通过边疆山径送往山口洋打日本鬼子时，纷纷主动的把军火捐献了出来。
于民众同仇敌忾，热心捐献军火和金钱下，北婆罗洲同盟会不负重托的筹集了大批的军需品，由熟悉边疆山径的成员，好象战前在石隆门金矿公司任职的巫干铭等人，巧扮成商贩，把各类军用物资，源源不绝的潜运到西婆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
数十次运送军火赴西婆游击队
作为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伍禅不仅实际的参与指挥抗日地下活动，而且还把他从贩卖米粮所得的金钱，全捐献给了西加游击队，据负责潜运军需品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婆同盟会领袖巫干铭回忆，单在1942年到1943年，他个人就曾数十次押运军火和金钱，通过石隆门的边疆山径，成功的运交到西婆游击队手上，其中一次还包括了伍禅个人所捐赠，重逾一斤的黄金与饰品。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在1946年杪访问砂劳越期间，前往新尧湾与当地的侨领会谈后合摄于中华公学外，上图中前排右三为伍禅。
虽然北婆反日同盟会因客观因素，没有建立武装游击队，但在日据后期，倒有计划组织暗杀队，准备刺杀日本军官，然而由于不久后，日本便宣布投降，这项刺杀计划没有付诸行动。倒是西加里曼丹的游击队，在获得北婆同盟会的经济支援下，曾多次成功的偷袭击日军部队，甚至攻破日伪警察局，卤获大量的枪械弹药。
1943年 西加的中华义勇军在黄略汉等人领导下，建立两个根据地，与日军浴血作战2年。义勇军在抗击日寇时，联合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毙傷许多日寇。日寇残暴地在东万律（Mandor）坑埋三万多嫌疑者和抗日军，大部分都是华人，其中多名社会名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形式上解散，但她的旧班底，在伍禅与陈绍唐等人的领导下，却转而在各地成立了中华公会，和华侨青年社等左翼组织，广召年轻人壮大队伍，投入了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