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回忆篇 4：文多罗历史回忆录 4
二十三．我被捕了
那天晚上我吃了南姜心以后就开始下山，下山很容易，难走就滚下去，到了山下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看到有人烧山，我就在附近找吃的，还好我找到被烧死的吃香蕉叶的螺，烧得很香，我吃了两只，比较有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怕，向着大路走，走出大路向着城市的方向走。
我不知走了多远多久，忽然从大路对面来了一群达雅青年，我也不躲他们低着头往前走，他们看到我就包围起来，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见连长，有两个青年马上抓住我两只手，拉着我走，我说不要拉我，我脚痛，其中一位把拖鞋脱了给我穿，谁知道我们走了不远又来一群达雅青年，他们走近就拔刀刺过来，他们的刀只擦身而过伤了一点，我穿两层青衣都穿了个洞，那两个抓我的青年不肯，与他们大吵，我听不懂，后来那群人走了，其中一位青年对我说：“连长有吩咐，现在战事平了不能杀人。”这两位抓我的人是民防队员。
阿延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出去投降了，所以连长知道还有我这个人，他下命令要抓活的，所以这两个民兵队员才敢保护我，他们一直把我带到埠头，我看到埠头很多人出来看我，当时的情况很乱，很多人拿着枪跑来跑去，忽然有枪响，他们急忙把我带进屋里，几个人看守着，其中有一个说：“等下我们处理他。”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打我，但是我不怕，我已经出到埠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怎么死已经不重要了。
过了一会儿，有一辆军车来到门前，有位军人走进来说：“这个人我要带走！”我看到他们都很怕他，我知道这一定是有官职的，他把我和两个抓我的民防队员带走。隔天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去载我的是连长Mousurun，他带我去仓库问我要什么自己拿，我看到那两个民防队员拿了一辆牛车东西，高兴地满载而归。我选了一套唐山装，一条沙龙，把我破的青色衣裤换了，其他我不要，我不相信敌人会有好心的，我心里时常想起坤甸军人对我妻的污辱，我恨死他们，虽然连长对我好，但我不相信，这位连长对我说：“在抗马时期我曾跟你们杨司令一起训练，我们很要好，可惜他牺牲了，他的妻子和余下的几位我用直升机载回坤甸。”
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好，他说：“在战场上打死人和平常打死人不一样，在战场上枪对枪，所以打死人不是我们的错。像现在你被我抓了，你没有枪我打死你是我的错。我对你们都好，我不要我们之间有仇恨，我围剿你们是上级的命令，你们投降了我就对你们好。你到山口洋是别人的事，我不要和你们结仇恨，我希望你们以后对我们子孙也要好，不要报仇，政治的事情很难讲，翻来覆去，好像以前我们一起抗马，现在我们又变成了敌人。”
这位连长很有政治头脑，他能够想得很远，当时我就不敢想得太远，我只想军人是怎样来对付我，监狱我不怕、死我也不怕，还有什么可怕呢？我逍遥自在地吃饱就睡觉，不过军人不给我太多睡觉，睡了两天以后就开始问案。
二十四．监狱生活
最先审问我的是政治部Yunus，他叫我进审案房，桌子上放了很多工具，有电鞭、铁尺等打人的工具，他叫我坐下，然后用铁尺打我两记耳光，我很生气，接着问我的名字，我没回答，问了几句我都不回答，他生气地拿起铁尺要打我，还威胁我要用电触我，我坐着不动也不回答。忽然Pak Surun走进来，，他骂Yunus说：“你审案要看对方是谁！”然后他叫审案人出去，他手里拿着收音机。他说：“今天我们不审案我们来听新闻。”新闻正广播美国十三号太空船上太空，他问我：你相信吗？我说：相信。接着他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他问：“这本书是你读的吗？”因书里有我们的订婚像，不能不承认。他说：“你能读这本书，你不是普通队员，你是坤甸人，你不能说你是难民。你不承认你是文多罗没关系，等下我叫你的部下来，我叫你先离开一星期的同志来见你。”
他叫阿延来，他的头发剪得很整齐，衣服穿得很好，我差点认不出是他，我说：“这位不像是我的朋友。”他说：“没关系，我再叫一位。”他就叫阿山，这个小鬼，以前在山里我经常叫他去探兵的情况，他走过来我也不管他。他说：“文多罗，这位双银星人很好，他对我们很好。”我只听着不回答。双银星又说“你不承认，还有一位你不得不承认，她煮饭给你吃的。”过了一会，阿尤跑了过来，可能他还在工作，被叫过来也还不知道我被抓，他对双银星很随便，不像扣留人，他先叫Pak Surun然后看到我，马上跑过来抱着我一直哭：“文多罗，我们听到你死了，原来还活着。”我没回答他，我奇怪他们对军人怎么这种态度？好像不是扣留人。他们三人被叫出去，Pak Surun对我说：“这里扣留很多你的群众，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吃，你从这窗门看下去正在工作的都是，他们大多数没参加部队，但是全部被抓来，我又不敢放他们，我不敢负责后果，假如你承认你是领导人，你敢承担责任，我会把一部分没关系的人放掉。”
我想了很久，他也很耐心地等我想，我想我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外面，让军人知道可救我的家庭，对于我的案件轻重我不在乎，假如我死了能救人我也心甘情愿，就是怕他骗我，我想我不承认也不可能，因为很多人能证明我。结果我承认我是文多罗。双银星听到我承认他很高兴，他说：“你在山口洋要小心。”我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已把我的事情做成案件，只等我承认签名。他们根本不必审问，我承认我是文多罗，我签名。过了两天我被一小金星、两个士兵载到山口洋，一路上他们很小心，枪口没离开我，一直到Samalantan离山口洋不远才下来休息吃东西。双银星叫我尽管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监狱里很苦。到了山口洋先到宪兵部，有很多政治犯，但他们没有被锁在房里，有北加的同伴走过来看我，双银星叫他：“Batu,你的同伴脚肿你跟他针灸。”后来Batu没有和我针灸我也没要求他。我自己一个人被锁进一间房间里，一位老人走过来看到我说：“你就是文多罗，我给你们害死，我请兵喝酒你们半路打死他们。害得我的屋子被烧还被抓来禁。”我不敢回答他，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杨蒋兴，真的是给我们害苦了。
二十五．监狱里的斗争
我每天都被审问，白天宪兵部晚上侦探部，有一天，1969年8月8日，我看到宪兵部很乱，很多人来来去去，我想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想问人，出入的政治犯没有一个敢和我说话。我站在窗门一直看，有位跟我说：“监狱发生暴动，你睡觉吧。”我想监狱暴动是不是有人来救我们，我平时一直幻想有人来救我。
隔天我才知道不是暴动，原来是监狱的朋友和民事犯人打架。民事犯打关在门外的发兄，发兄和他们打架，但他们人多，发兄的头被打破，流很多血，关在房里的难友大家同心协力闯开房门救发兄，监狱的公务员就呈报宪兵部说政治犯暴动，宪兵部要求军部出兵。闹得满城风雨，难友们晚上都被绳子绑着，调查清楚以后才解开。
当天晚上宪兵部的监长和一个便服来和我谈话，他问了我的名字就说：“你们这些人很傻，在坤甸吃好、穿好、睡好，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害得这些人变成难民。中国有来帮助你们吗？有来给你们吃吗？还是政府给你们吃，你们怎么打得赢政府？”我是败兵当然没话好说，但是我还要为我们辩护。我说：“我们是被迫才进山，因为我们在坤甸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我就曾经被你们抓进监狱打得半死，我们是为了自卫才反对政府。”我顺便问他的名字，当时监狱长就要打我，我不怕我反问他：“为什么打我，他问我的名字我反问他，有什么错？”监狱长骂我：“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敢问宪兵长什么名字？”我说：“他没穿军装，我不知道他是宪兵长，谁叫他先来问我？”我被抓已经准备死，我理直气壮，我觉得我没错，我谁也不怕，结果他自己说：“我是山口洋的宪兵长，叫Harsono。”他转过头对监长说：“这个人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能动他！”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想这位宪兵长来看我，可能和监狱里的动乱有关系，他们可能认为抓我这个人会影响监狱的同志，这个监狱很坚固，是荷兰殖民时期做的，不曾给人破坏过，现在给我们的同志闯开，从监狱的历史是没有过的事。从敌人的政治头脑来想，他们不相信因为打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可能怀疑里面一定有人在领导。
我在宪兵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反复地审问，我的原则是不要害人，其他事情我都承认，然后我被关进监狱。我第一步踏进监狱，有位难友开口骂我：“文多罗你为什么不死，你来了我们监狱会“浮”起来。”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以后我才知道这位难友叫木清，以前是我们的群众，这些群众都不承认和我们有关系，假如我死了他们就能安心，他说监狱会浮起来意思是他们会感到很害怕，他们怕我作证，以前他们不承认，若我作证他们参加部队，他们会被打死。他们说坤甸人做坏蛋到处抓人，本来有几个人锦标、泽光、阿海叛变以后去抓人，我们的群众他知道的都被抓走，我进了监狱才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个叫阿武的还帮助审案打人，我想坤甸人并不是全坏，山口洋不是也有坏的吗？个别坏的一定有，但有很多朋友都为革命奉献了他们的生命，我是坤甸人，我一定要做好给他们看。我进了B房，他们不要给我地方睡，我被迫睡在尿桶旁，很脏很臭，我没办法。有一天一位难友金水半夜泻肚子，跑到尿桶边，把我喷得满身是粪，我没骂他，我擦了后再睡。全房的难友时常提这件事来嘲笑我，我也不理他们。
在房里有两位难友叫发昌兄和辉兄，他们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山里的事，他们很同情我，他们给我水斗还扛水给我用，因为他们能出去拿水。发热水的难友他们故意淋我的手，发饭时把饭用木棍削减，监狱的饭本来很少，被削减只剩不到十汤匙。发昌兄和辉兄每当他们家属寄东西他们时常给我吃，我非常感谢他们。
对我不好的难友其实都是以前最好的群众，他们对我失去信心变成恨我，我不怪他们，我希望做个榜样给他们看。
二十六．我重新得到信任
我在监狱两个月，难友们开始对我有好感，1969年10月份晚上，忽然有军车要载我出去，我觉得不妙，难友们有的说：“可能要载到长沙坝枪毙。”有的要和我装衣服，我说：“不用带衣服。”
我被带去宪兵部直接进审问厅，宪兵Suparin正在审问一个人，我看清原来是阿勇，审问官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他说：“你们坤甸是一起来山口洋的吗？”我说：“是。”他问：“你在山口洋过夜吗？”我说：“没有。”审问官生气了，他说：“你们是怎么搞得，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哪个对。”我比阿勇先抓，我的案已定，宪兵要证明这些人是否有收留我们过夜，我告诉阿勇，我不能翻案只有你翻案，同时我们不能害人。结果阿勇翻案说：“因为在警察局被打，没办法我就乱讲。”Suparin听了很生气，他拿桌子上的三角树打了我们几下。
我被关在小房里，叫被抓的男女二十多个从我房间门走过，Suparin强迫我认有没有认识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生气地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他说：“你进去再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放出来，一样没有收获。查案的对我说：“文多罗，你不帮助政府你永远不会自由。”我才不管他呢，我本来就不想自由，他可能想把我禁在小房我会怕。其实宪兵部的小房比监狱的尿桶旁睡觉好得多了，没人歧视我，打扰我，我每天除了起来吃饭就一直睡觉，以前在山里睡觉担心受怕，现在吃饭睡觉都有人看守，不必担心。
过了两天被阿勇带兵抓来两个老人，宪兵部没空房间，就把一个老人让他和我一起住，他是Luban人叫蔡礼，卖火药给山里人被抓。这位老人很好，每天他家里送两次饭，他一定给我吃，晚上我们讲故事，他谈他的家庭，他有两个女儿被Kodim抓去，不管他们怎么拷打她们都没承认，最后被释放了。他说：“你自由一定要找我，在我的家乡你说我的名字谁都知道。假如我死掉你就去找我的孩子玩也好。”我安慰他说：“我一定找你。”不久他自由了，他说：“过年出红毛丹我叫孩子送来。”我说：“你不能寄东西给我，我一定收不到。”其实我是怕连累他，因为我是政治犯。
第二次在宪兵部禁了一个多月，我又被载回监狱，这次我再进监狱情形就不同了，难友们对我很好，他们在床上让出一个位子给我睡觉，我从此不必睡在尿桶边。从这两三个月的行动，难友们已相信我不会害他们。我知道因为有几个坤甸人的错误，所以他们对我有成见，我能原谅她们，现在一切误会已云消雾散。
每个星期难友们家属有来接见，他们都分给我一点吃的，甚至我比有接见的难友家里寄的东西还多，我心里很受感动，我想他们为革命牺牲了很多，甚至家破人亡，现在在监狱里受苦，我实在对不起这些群众，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事，这是苏哈多政府对我们华族迫害的最残酷的历史。
1970年某个月，我忘了日期，发饭的时候我拿着盘走出去，忽然看到外面很乱，大家都不拿饭，倒了一地的空心菜、豆浆水，大家都喊不吃这些东西，要求改善伙食，带饭来的难友马上报告，监狱长带了几个士兵，叫大家排好队，监狱长问：“谁倒了菜，为什么不要吃？”有几个说：“天天吃空心菜脚会肿。”监狱长说：“是谁脚肿的站出来！”当时有几位难友站出去，谁知道监狱长一人踢一脚，难友们痛得大叫，监狱长说：“还会痛不是肿，是胖！”他又问：“豆浆为什么倒掉？”有一位难友不熟印尼语，他说：“豆浆里有蛇。”他把虫说成蛇，大家大笑。监狱长很生气，他说：“豆浆很有维他命，谁说有蛇？把他抓出来给我看，你们的菜钱只有15盾，叫我怎样处理，你们谁来处理？”我看到没有人敢应他，又一直追问，我回答他说：“假如不能处理就发钱。”监狱长说：“谁说的站出来。”我就站出去，他大骂我说：“原来是你，你没进监狱，监狱里没发生事情。你一进监狱连连发生事情，一定是你唆使的。”他立刻拿出一张15盾一张10盾和一张5盾的纸币叫我吃，他大骂：“你们在监狱能用钱吗？现在我给你钱你吃！”顺手打了我两记耳光，我接过他的纸币就吃，不过我没吞进肚子，他打了我以后就去大骂难友们，我趁他大骂难友的机会就吐掉。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难友们对我特别好，我重新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不久我得到坤甸亲人通过难友寄来的东西，我得到这些食品以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当局看到我在监狱里时常有事情发生，他们就计划把我们这些认为是捣乱分子载来坤甸。1970年6月我们50位被列为A案的政治犯被载来坤甸。
那天早上，我们难友的亲属都集中在宪兵部，很多亲属都在哭，他们和家属告别，这些家属都很穷，没可能来坤甸看望，他们都知道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谣传说我们这批A案的人被载到坤甸是没有活的机会了。难友们听了这些传说就直接问监狱长，载我们去坤甸做什么？：“监狱长说载你们去坤甸砍树锯木材，以后你们可以寄钱回家。”他也向家属们说：“不必哭，他们不是去死，是去赚钱。”我们的车出发了，最初大家心情很沉重，不知谁先开始唱歌，大家跟着唱，起初那些守卫的兵很紧张，后来看到我们没什么行动，他们才安心。
我看到从山口洋开始一路上不远处就有兵站岗，一百四十多公里路程都站满了兵。车开得很快，尤其到了新埠头码头，路两边士兵非常多。我们出了山口洋就没唱歌了，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可能只有我很激动，在山口洋我没想到家，现在载来坤甸，就想到父母弟妹们，不知她们可好？不知我的家是否还在？我在监狱里一直做梦回家，总是走不到，时常做恶梦，经常梦见我骑脚踏车去我妻青的家，但是越骑越远，总是骑不到。在我的心灵只有两个家给我的负担最重，我一直觉得我害了他们，我很对不起这两个家。
二十七、我自由了
我们50位难友被载到坤甸Sungai Raya集中营，到了大家排好队，点了名作了一定的仪式，把我们移交给坤甸集中营管理，山口洋的监狱长特别对我说：“你在Sungai Raya要特别小心，不能像山口洋一样。“我那个时候，即使去到哪里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没有希望自由了！
1970年，50位被列为A案的被载来坤甸后，其他难友到菜园工作，只有我和一位砂拉越难友两个人不能出去工作。
一年后，由于树厂很需要工人，厂方通过关系向集中营要工人做树，坤甸监狱长就把一些健康的青年，不分案件轻重，把我们老一批扣留犯分配出去砍树锯木，最先是秋平带工，难友们做得半死没得到工钱，后来有人向监狱长提议叫我带工，最初40位以后增加到80位，我们做得很有成绩，还能寄钱回家。我们做了18个月，直到换司令我们才被调回集中营。
新监狱长上任后，有人向他呈报说我的案件不平常，结果他重新查我的案件，我因案件严重，就把我关进A房，从此我就不能出去工作，一直到1979年开庭，我被判11年徒刑、王明13年、陈武侠16年，我们于1980年1月5日被载进坤甸大监狱。我除了扣留期10年4个月，在大监狱里施行徒刑8个月后，于1980年7月23日正式自由了！
写于2004年7月3日
法庭上的文多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