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心路篇 1：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心路篇
“祖國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這就是理、抉擇，
生命的價值。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明知革命艱險 艱險越向前。
露宿深山雨淋，
糧食斷炊吃穀殼，
絲芒笋扎腳步難行，
過險灘激流沉水底，
再苦再累再險心也甘。
黑牢受盡折磨迫害，
淬煉的意志更堅強。
憶昔日往事，
風雨瀟灑走一趟，
哼著“山泉呀，山泉”
翻看《笑傲人生》。
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呼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革命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舞蹈。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命令华总、校总、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押进监狱里，党负责人以及和我在一起的山口洋华裔支部书记文被捕了，他们一部分被押到坤甸监狱，可是我们还未被捕的年轻的一群并不感到害怕，我们秘密地自动地转入地下活动。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溜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溜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同志，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好在他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抓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搬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又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还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叫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好的洞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拎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离开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发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當時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三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在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叫他承认藏枪支，逼他找枪支，根本没有的事情强加于他，当然一无所有。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成了替罪羔羊。
上了黑名单的不合法的同志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不打不相识，赢来永久的和平。但愿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国泰民安，大家团结在班查西拉五项原则下，直到永远！永远！
和平
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兆昌
1962年，我常到张伯家做客，他老人家爱聊天，经常开导我说：“我们印尼的华人跟祖籍国即中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美国已在巴基斯坦、印度、泰国、越南、菲律宾、台湾、南韩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目的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圈，我们必须帮助印尼成为中国的朋友，不让美国也在印尼建立军事基地。”
我出生在印尼，我爱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但我也爱我的祖籍国“中国”。因此觉得张伯的话很有道理。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苏哈多军事集团对正义人士进行大逮捕，不经审判就投进监狱，进行虐待和杀害。欣起排华事件，封闭华校和中华公会，殴打和辱骂华人，破坏华人财产，有的地区还进行烧杀抢三光政策。许多华人被迫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难民集中营不少华人病死、饿死，甚至被杀死。
看到这种不人道的反华、排华事件，我们年轻人沸腾的热血怎不奋起进行反政治迫害？因为进行反抗，有不少年轻的华人被投进牢房、集中营、警察局受到毫无人道的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些女性遭强奸。大家敢怒不敢言。
这是我们印尼华人的遭遇，也因为苏哈多政权对华人不平等待遇，以及华人败类L和Z充当苏哈多马前卒来陷害我，我被迫离乡背井走他乡。我非常渴望印尼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政府，不是排华和迫害华人的社会，于是我跟大家一样，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1968年火焰山部队全体工作者、部队人员开始向沿海区撤退，1969年在格兰坪召开第一次总结会议，开始以群众工作为主，继续发展群众，巩固群众。
梭菲安在靠近市镇的一家群众掩护下，在那里作为总站进行领导工作，我也参与了当地的工作。为了使领导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梭菲安叫老牛和如海找山场，必须在一个秘密地点，人们很难去或人不愿去的地方。米仓一个港尾有一丛山，是泥浆地，人们只能经树根跨过，掉下去那就会没顶，而且这地点经常会使人迷路走不出山场，非常危险，所以没人敢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我们取名为“移公山”，其意思是搞革命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不怕困难和艰苦的意志。
最初到那儿的有我、世民、学平、椰壳、老牛、如海、木清、永才等建立了警卫队，以后增加德兴、景木、达哈（达雅人）、青勇、丘林、黄健等。警卫队排长老兴，副排长阿周，班长世民，红英为警卫队支部书记，医务组长学平。青勇和老兴是外围防卫者。军事学习由哈山负责；政治学习由梭菲安负责。
警卫班的任务是：1、保护领导人梭菲安及所有来此的学习、开会、或有任务者的安全。2、学习政治问题和思想教育。3、学习印尼文。（A组由哈山负责，B组由我负责教）
1970年在移公山召开党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组织，拟定十二党章。会议中制定革命对象和人民民主斗争的方向，并总结群众工作经验，还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推广到卡江上游，大量培养群众工作干部。
移公山会议后我离开警卫班，被派到一个地方工作。部队又转移到瓜拉坤东（Kuala kuntung），1972年组织调派沿海和卡江一带干部共四十多位，进行学习和讨论一些问题，这是最后一次干部学习研讨会，我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警卫班顺利地完成了保护干部安全的任务。
这次研讨会后，沿海组织发动张贴标语运动，因此许多同志被捕，部队地点暴露了，警卫部队只好再次化整为零。梭菲安只安排两个警卫员即老兴和丘林。他们转移到瓜拉坤东再上一条河内做朗篙（茅草屋）隐蔽，由丘林守卫梭菲安，老兴经常到老二家联系，探情况和买食物。因为叛徒出卖，他们知道老兴的联系人后便抓老二施行毒刑拷打，他闭口不讲，后来他们威胁他要向他家人下手，老二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被迫服从军方计划。
老兴来联系的那天军人伪装平民，躲在房间里，老兴时刻佩戴一把刀，他们知道老兴的工夫厉害，伪装的军人先假装借看他的刀，刀被骗了马上抓人。
老兴在审讯中闭口不言，逼到最后，他说叫领导人Z和G来！当时Z和G已先被捕，老兴对这两位领导人说：“我这一下手，什么都完了，你们是领导人，就看你们的决定了！”在领导人的承诺下，于是老兴便带军人到梭菲安隐蔽地点，刚好梭菲安和丘林正在吃饭。军人知道梭菲安有短枪，他绝不屈服于就擒，一声枪响刚好射中梭菲安的头马上倒下，壮烈牺牲了。丘林顺势倒下并爬走，逃离现场。
1972年末，在K区因坏人的出卖，我被捕了。1974年转移到S区红帽军处，在多天的逼供过程中，我才醒悟到原来我上级领导人G，已将我的一切活动画蛇添足地写了下来向军警报告。后来我又被转移到P区政治集中营，我隔壁单人房的陈武侠在放风时碰到我小声地告诉我说：“G为赢得军方的信任已全盘托出，把整个组织系统全暴露给当政者。”最后革命斗争彻底瓦解和失败了。
1966年，苏哈多胜利了，他以反面手法，变成笑面虎，向善良的印尼人民反扑过来，苏加诺总统成了砧上的肉，一个为祖国独立，作出宏伟贡献的国家之父，竟被控为叛国者？还要把它揪上军事法庭，奇不奇，怪不怪？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