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消除种族歧视，从体制与诚意开始；《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变相的紧急法令；
谴责蛮横杀害比尔加勇；还原历史的真相；实行多元开放理念，促进国民团结；坚决支持净选盟5.0运动
消除种族歧视，从体制与诚意开始
3月21日是联合国的“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然而环顾现今社会，种族歧视的阴霾依然挥之不去，各种不公现象仍时有发生。
在我国联邦宪法中，砂拉越与沙巴的原住民被统称为“土著”（Bumiputra/Native）。这一称谓不仅将国民硬生生地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更在土著内部衍生出“强势”与“弱势”的阶级之分。同被视为土著的马来人处于绝对强势，而达雅族、卡达山族等真正的一地原住民，却沦为实质上的弱势群体。在现实社会中，强势土著享有宪法明文保护的特殊地位，神圣不可质询；相反，非土著以及弱势土著则缺乏同等的庇护与尊严。这种
制度化的差异，正是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回顾历史，1963年之前，砂、沙两邦与马来亚本是地位平等的缔约伙伴；然而参组马来西亚后，两邦却逐渐沦为附庸式的从属角色，砂、沙人民也沦落为次等、甚至再次等的公民。我们源源不断地向大马半岛输送丰富的天然资源，自身却沦为被边缘化的弃儿，被硬生生地排斥在国家发展的主流之外，这何其不公？
在早前企业股权分配的规定中，虽明文规定土著须占20%，但身为原住民的砂、沙子民却鲜少从中受益。更令人心寒的是，在官方申请文件的“种族栏目”中，达雅族或卡达山族等原本应与马来人并列的土著，竟长期被粗暴地归类为“其他”（Lain-lain），其地位甚至被贬低至与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同等的边缘阶层。
所谓旨在“扶弱济贫”的新经济政策，初衷固然美好，但在行之有效的实践中，却不幸沦为权贵集团中饱私囊的通行证。时至今日，政策红利仅肥了少数当权者及其朋党、裙带利益者，而广大中下层的平民土著依然深陷贫困，处境甚至愈发艰难。
当年首相纳吉上台时高调提倡“一个马来西亚”（1 Malaysia）的政治理念，最终并未能真正贯彻落实。随着去年巫统大会后党内右倾保守势力抬头，国家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再度全面倒向以“马来人利益至上”为依归。这在事实上已经彻底宣告了“一马”理念的破产，使其沦为一个纯粹笼络人心、愚弄民众的政治口号。
我国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保障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而第8条文却又明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等保护。这两条核心条文犹如双刃互博，彼此矛盾、难以协调，成为了体制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
我们必须承认，种族主义情绪及其歧视现象，在我国依然根深蒂固，不容低估。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多管齐下消除种族歧视。
至于如何彻底铲除这一顽疾？我认为，首要之务必须从制度、政策与法令上动大手术。国会所通过的一切法令，必须回归“以民为本、以民为主”的初衷，模糊种族与宗教界线，视全体国民一律平等。其次，必须推行自上而下的严格执行力，尤其是高官显要、部长及政党社团领袖，更应以身作则，成为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表率。最后，才是总动员开展全民教育。这一
宏伟目标能否达成，全看当权者是否具备真诚的政治意愿与破釜沉舟的决心。正所谓“事在人为，实在政为”。
令人欣慰的是，砂、沙两邦虽拥有多元种族、文化与宗教，民间却能展现出更为包容、和谐的共处示范。特别是砂拉越首长阿登南近期的开明言行，无疑为消除种族歧视注入了一股清流。
若能借此契机从根本上解决积弊，砂拉越势必能脱颖而出，迈向全马民族和谐的最高典范。
2015年4
《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变相的紧急法令
2015年12月1日，国会下议院挑灯夜战，仅用短短两天便仓促通过了关系国家命脉、影响人民深远且极具争议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这是继《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及《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之后，我国法治史上的又一具恶法。
该法案建议成立一个由首相亲率的8人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包括副首相、国防部长、内政部长、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政府首席秘书、武装部队总司令及全国警察总长。上述成员清一色由巫统领袖出任，不仅将其他国阵成员党排除在外，更遑论吸纳在野党与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这种封闭的权力结构，导致体制缺乏应有的制衡与监督机制。
国安法案赋予了首相及其理事会凌驾性的极大权力，允许其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指示并协调所有政府机构的运作。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包括国家银行、证券监督委员会与反贪会等，都将屈从于该理事会，从而丧失其中立性与独立性。
尤为严重的是，法案令首相独揽大权。理事会关键成员悉数由首相任命，且必须向其汇报并负责。在巫统国阵党鞭制、官官相护及既得利益网的纵容下，首相权力将无限膨胀，逐渐走向独裁滥权。他甚至可以绕过王室，单方面宣布任何存在“安全隐患”的地区为“安全区”，并派遣安全部队、警察和士兵进驻，实施宵禁。这种“安全区”的状态还可以被无限期延长，实质上赋予了首相变相颁布“紧急状态”的特权，严重僭越了国家元首的宪法权力。
对此，大马律师公会、在野党领袖及20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已公开立论，严正指出《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严重违宪、践踏人权并破坏民主，民间亦随之发起“不要独裁者”运动。根据《联邦宪法》第150条文，唯有国家元首方有权宣布紧急状态。
此外，宪法明文保障公民在逮捕、搜查和财产扣押时的基本权利。然而，进驻“保安区”的部队却被赋予特权，可禁止人员出入、勒令拆屋搬迁，甚至在无逮捕令的情况下任意搜捕人犯、搜查住宅及没收财产。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执法人员一旦在行动中犯错或涉嫌违规，可免受法律追究。这种免责权极易引发暴力执法与滥杀无辜，且执法者有恃无恐。人们不禁质疑：难道保安部队在“保安区”内可以凌驾于法律与宪法之上？这无疑是在纵容国家机器合法施暴，从而彻底绑架国家法治与民主体制，让这尊变相的“紧急法令”将国家与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
值得警惕的是，在此法案的阴影下，砂拉越与沙巴的自主权也将面临更严重的剥夺与蚕食。
再者，法案中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含糊其辞，缺乏明确界定。不同的立场与视角皆可衍生出不同的解读，当权者极易采取双重标准，将其化为滥用职权的政治工具。回顾过去的施政轨迹，老百姓早已看清，当权者以往一再保证的“绝无政治目的”、“绝不用于对付异见人士”等承诺，最终悉数沦为言而无信的空话。人们难免担忧，新法案不过是借“国家安全”之名，行打压在野党与政治异己之实，其真实意图昭然若揭——即为了巩固并延续其既得政权。
我国现有的法律条文已多如牛毛，完全足以应对当前的社会局势，根本无需多此一举地通过《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为此，我们强烈敦促国会上议院恪守职责，予以坚决否决；同时全力响应在野党与公民团体的呼声，要求政府俯顺民意，立即撤回这一违反民主、侵犯人权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
2015年12月16日
谴责蛮横杀害比尔加勇
2016年6月21日，砂拉越Miri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Bill Kayong Nyipol（比尔加勇）不幸遭枪手射杀，英年早逝。这起冷血谋杀不仅夺走了一条宝贵的生命，也深深刺痛了社会的良知，激起各界强烈谴责与哀悼。
比尔加勇生前积极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是人民公正党的地方领袖之一。他长期关注并参与原住民权益议题，尤其致力于捍卫习俗土地（NCR）权益，多次站在前线，与侵占土地的伐木与种植企业抗争。同时，他也活跃于反对峇南水坝工程等社会运动，为弱势群体发声，展现出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精神。他的离去，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更是人民权益斗争的一大打击。
近年来，砂拉越社会治安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各类暴力与犯罪事件时有发生。这起光天化日下的枪杀案，更是为公共安全敲响警钟。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理应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社会普遍期盼政府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民生与治安，而非将资源用于打压异见或为难社运人士。
所幸，当局随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并最终由大马高庭(High Court of Malaysia) 依法审理此案，将涉案者绳之以法。这不仅是对亡者的基本交代，也体现了司法公义的重要性。然而，这起事件所留下的伤痕与反思，仍然值得社会长久铭记。
逝者已矣，但精神长存。比尔加勇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为民请命、无惧强权的价值。他的牺牲，应当唤醒更多人对公义与权益的关注与坚持。唯有将悲痛化为力量，继续为公平与正义发声，社会才能真正迈向更安全、更公正的未来。
6-7-2016
还原历史的真相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结束了英国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这一天被定为“国庆日”，并沿用至今。
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将8月31日视为“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在概念上存在混淆。事实上，砂拉越于1963年7月22日实现自治，沙巴则于1963年8月31日获得自治地位；而真正标志马来西亚成立的，是1963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成立。
因此，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而言，9月16日更接近“马来西亚国庆日”的历史意义，而8月31日应理解为“马来亚独立纪念日”。这一历史区分，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国家的形成过程。
基于此，有观点建议：砂拉越应更加重视7月22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通过悬挂州旗、强化公共认知等方式，提升社会对本土历史的了解与认同。
历史从来不是完全中立的叙述，而往往受到主导权力与政治结构的影响。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由巫统主导的执政体系，倾向以马来亚历史为主轴建构国家叙事，使历史重心集中于半岛地区。这种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砂拉越与沙巴在国家形成中的地位与贡献。
此外，教育体系中的历史教材，也往往延续这一叙述框架，使年轻一代对国家历史的理解较为单一。这种情况值得社会各界关注与反思。
根据1963年的马来西亚协议，砂拉越与沙巴原本是以伙伴关系参与组建马来西亚，并拥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与权利。然而，随着后续的宪制演变，这种原有定位逐渐发生变化，其历史背景与现实影响，仍然是公共讨论的重要议题。
因此，在推动地方权益与国家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关键在于回归历史事实，深化公众对历史的理解。通过更全面、多元的历史教育，有助于提升社会对国家结构与区域关系的认知，也有助于促进理性讨论与制度完善。
还原历史，不只是为了追溯过去，更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当下与未来。
31-8-2016
实行多元开放理念，促进国民团结
近日，砂拉越首席部长阿德南在提出维护砂拉越教育自主权的同时，发表了一项值得深思的观点：在语文课题上，“统一并不代表团结，反之，多元化更能促进国民团结”。这一论述不仅切中要害，也值得社会各界认真思考与积极提倡。
反观以巫统为首的国阵及部分政客，却长期宣扬“多元源流破坏国民团结”的论调，并据此推动单元文化政策。自1955年《拉萨报告书》以来，相关政策与法令不断强化这一方向，包括2013年至2025年的《教育大蓝图》，基本上围绕着“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思路展开。在这种框架下，国民教育体系以马来文为主导，非马来文源流学校若未获政府资助，往往需自筹经费维持运作。
那么，多元化教育真的会破坏国民团结吗？
语言与文化本质上是沟通与认同的工具，并没有任何确凿的研究或统计数据证明它们是民族分裂的根源。相反，各类源流教育在马来西亚早已存在，并长期发挥积极作用。以华文教育为例，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已清楚显示，它不仅没有削弱团结，反而在丰富人文素养、提升教育水平、增强经济实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果有目共睹。
此外，近年来非华裔学生就读华小的比例约达14%，明显淡化了华小“种族单一化”的标签。尤其在砂拉越，华小中的土著学生人数在全国占比最高，约达两万人。以民都鲁为例，当地六所华小中，伊班族等非华裔学生比例超过30%，且仍在逐年上升。这些现实情况充分说明，华小并非所谓的“单一族群学校”。
事实上，学校的族群结构并不必然影响国民团结。真正破坏团结的，往往是极端种族主义，以及在政治、宗教与教育领域中人为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
根据国家宪法，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与保障；同时，各族人民也享有自由选择母语教育的权利。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维护与发展自身文化不仅合理，更是理所当然。因此，政府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族群，而各族之间也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学习与包容的基础上，而非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种族霸权思维去排斥、贬低甚至打压他族文化。
从国际视角来看，《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均倡导在母语基础上推动教育发展，并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这进一步说明，单一语文的教育体系不仅不利于多元社会的发展，反而可能排斥甚至削弱其他族群的文化与教育权益，既不利于团结，也有悖时代潮流。
因此，我们呼吁联邦政府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推行多元开放的理念，制定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国民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并推动国家持续繁荣与进步。
最后，我们也呼吁砂拉越政府坚定争取教育自主权，逐步建立符合本地多元文化特色的教育体系，包括编写适合砂拉越社会的教材，以全面保障各族群的母语教育权利。
12-9-2016
坚决支持净选盟5.0运动
日前，净选盟宣布，将于11月19日再次举行“净选盟5.0”大集会。从10月1日起，展开为期7周、覆盖全国246个地点的造势活动，包括在马来亚四州以及沙巴、砂拉越展开巡回车队、火炬接力、派发传单、举办演说与座谈会，并与民众深入交流。
本次集会主题为“集合力量——新马来西亚”，并提出五大诉求：干净选举、廉洁政府、强化议会民主、保障异议权利，以及强化沙巴与砂拉越的自主权。其核心目的，在于提升人民对自身权益的认知，加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并唤起社会对国家重大贪腐问题的警觉。
净选盟是一个非政府、非政党的公民运动组织，不分种族、宗教、文化与政治立场，凝聚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公民力量。它长期致力于推动选举公平与制度改革，是制衡腐败、争取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因此，获得各族正直人民的广泛支持，绝非偶然。
然而，在净选盟发出号召之际，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例如“历次集会未见成效”、“集会无助解决问题，应以对话取代”等，甚至有人以“制造混乱”为由加以反对，更有极端分子扬言以暴力相对。
这些说法值得理性审视。首先，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从2007年的净选盟1.0仅有数万人参与，到净选盟4.0动员逾50万人，规模持续扩大，正说明其诉求深入民心。同时，持续的社会压力也确实促使当局在部分制度上作出调整，影响不容否认。
其次，和平集会本就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也是国际人权原则的一部分。只要秉持和平、自律的原则，集会本身并不会导致混乱。历届净选盟活动大致井然有序，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至于“只需通过选票改变现状”的观点，在现实中也面临挑战。当选举制度本身存在不公，例如选区划分争议加剧、制度被操控时，人民对选举的信心自然动摇。在此情况下，走上街头表达诉求，正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补充力量。
当前，选区重新划分的问题引发更大的不公平与族群失衡风险，形势比以往更加严峻。因此，净选盟5.0的出现，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诉求中纳入“强化沙巴与砂拉越自主权”，对此深感欣慰。这不仅关乎区域权益，也关系到联邦体制的公平与平衡。
这次巡回车队将于10月1日从美里出发，南下途经各主要市镇，最终于11月19日抵达古晋达闽再也。沿途将举办选民登记服务、讲座与交流活动，为大集会凝聚民意。
衷心祝愿净选盟5.0运动顺利举行，推动国家迈向更加公正、民主与廉洁的未来。
2016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