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罪恶滔天的刽子手苏哈托（左）在其中一个现场

黄先生说：在驱逐行动前，先做好放进大米和旗帜的大瓮，把大瓮放在驱逐的地点，如果被放瓮地方的华人不在限定时间内离开，他们可以被割下头颅，因此，许多华人被迫逃难和避免被砍杀。一部分军人也脱下制服并头绑红布，他们混在示威达雅人的队伍内。许多华人被驱逐，住屋被侵佔，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成为乞丐，没有食物...

 

上述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的暴徒对华人的暴行 注：由于其他图片过于血腥和暴力，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未附上其他图片。

 

1965年，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苏卡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当时的美国政府策动印尼军人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但为苏加诺的手下翁东(Letkol Untung)所悉破。所有政变军方领袖，除了苏哈托以外都被处决。而苏哈托组织了反动的军人，苏带了精锐的私人部队从苏门达腊迁到首都，并进入首都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在印尼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紧接着之后不到一年之内，把印尼的共产党员几乎赶尽杀绝。并导致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事件使大量华人被逼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上述文章内容来源：维基百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对华人的清洗事件，不仅发生在西加内陆，也发生在山口洋市。事件开始时，山口洋市民深深感受压力，随着一些威胁和局势不稳，造成他们也跟着逃难。

　　黄务精（BongBuTjin）就经历了事件的沧桑。他现年70岁，我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拜访他，他年近古稀，但身体看来健壮，走路轻快，大步向前。印尼话讲来不够顺利，他在马来西亚住了 40年，但除了古晋外，不曾到过别处。

　　黄务精到那里都自己驾车，问他为何能年老还身体健壮如常，他信心地回答：“从年轻就一直工作，这就是秘诀。”

　　黄务精1938年在山口洋出生，从1960年，他就在山口洋巴刹中兴路拥有一间照相馆。经营摄像馆，他时常被军方要求拍摄一些重要节目。他经常被要求当摄影员，曾经跟随军队的军事行动，进出森林拍摄军方的活动。

　　不仅如此，黄务精也在不同场合被邀请拍摄一些重要事件。当纳苏迪安将军来西加里曼丹，在山口洋烈士坟场公园签碑开幕，他成为摄影员，同样，当阿末.雅尼将军在1965年9月30日事件一星期前来访西加里曼丹或苏哈多少将到西加时，他也负责拍摄相片，因此，毫不奇怪，黄君知道一些重要议题和事件。

　　黄务精曾和苏哈多少将一起拍照，因此当他在马来西亚时，他被认为是苏哈多的人。

 

　　军人严禁华人讲华语

　　根据他说明，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最为良好，华人、达雅人和马来人亲如兄弟，到苏哈多时代就被挑拨离间，一切乱了，所有华人名字和文字被禁止；这规定由全部军人执行和监督。

　　当时，每晚都有军人在华人乡村巡逻，因山口洋成为消灭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基地，军方也设法拉拢民众成为民兵（Hansip），所有穿青色军装的人都可逮捕普通人。

　　当被发现有人讲华语，该人将被处罚，被命令当场吞砂土，除非有钱贿赂军人，因此，当时许多人接受贿赂。

　　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山口洋到处都是军人。

　　贸易就瘫痪了，有商店或杂货摊，成为了部份军方的立足点，被命令供应一切必需品，军人要求每天给予必需品，当售卖者询问付款时，军人就举起武器，并喊叫：“这是武器！”

　　这样就造成全部商人破产了。而且，有旅馆被用为军方单位上层的居留处，十个房间被征用，住了九年之久。

 

　　军人脱下制服 参与砍杀驱逐华人 山口洋居民陷入困境

      根据黄先生说明，第一次驱逐从华莪开始。在山口洋，驱逐行动前，先做好放进大米和旗帜的大瓮，把大瓮放在驱逐的地点，如果放瓮地方的华人不在限定时间内离开，他们可以被割下头颅，因此，许多华人被迫逃难和避免被砍杀。

　　一部分军人也脱下制服并头绑红布，他们混在示威达雅人的队伍内。

　　当时山口洋一片混乱，许多难民逃出山口洋，黄务精说：“到处乱成一片，许多山口洋市民被驱逐，华人的住屋被取佔。”

　　山口洋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成为乞丐，没有食物，最后，许多人被迫逃入森林。黄务精说：“死的死, 病的病，没有药品。”

 

       中国政府派来2艘客轮

　　在山口洋驱逐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2艘客轮，运载有意回中国的难民，这两艘客轮，名为“泰宝宫”和“长春”（ThaiPoKong&Chang-Cun），每艘客轮可载三千人。

　　优先运载的是老人和残障者，年青人最后才可轮到，因为被认为可自卫和自立寻食。在两艘客轮运走难民后，印尼政府就禁止中国政府再派船来，印尼政府中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

　　此后，全部印尼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进入印尼籍，全部华校被封闭，华人子弟无法上学，许多华校老师被逮捕，最后，华人不能求学，只好找工作求生。

　　黄务精见此不稳定的局势，就决定离开山口洋，他与5个家庭共34人一起逃难。他带妻子和5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七岁，最小的才三十天。

　　经过瓜阿拉码头，他们离开山口洋，乘坐一艘小型的运木船，驶向马来西亚的三马丹（Sematan），船主也带家眷一起逃难，他们未支付费用。

(二十八)小丰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乘船逃向沙捞越

 　  经过三天两夜后，他们穿过大海走向自由路。没有带任何物品，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裤子，在行程中，只有一些面包和食水，主要是供给随行孩子充饥。大人们只得忍饥耐饿，在行程中不吃任何东西。

　　逃难时他带了曾经拍摄和印出的相片，相片是几年来的工作业绩，参与军人的一些行动。阿抹雅尼、纳苏迪安和苏哈多将军的相片也在其中。

 

      马政府禁止黄务精会见记者 害怕他揭开秘密

　　到达司马丹时，全部难民被马来西亚当局人员扣留。他们被安置在马国政府的营地。全部相片被马来西亚警察拿走和烧毁。

　　当在难民营时，马来西亚政府禁止黄务精会见记者，他们害怕他揭开秘密。黄君学马来西亚警方的话说：“不要重提旧事，现在马来西亚与印尼关系良好了。”

　　他们在难民营住了三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基金会和个别慈善家负责全部难民的生活，每天，他们每人还得到援助现金马币五角。

　　在难民营三年后，有一位拿督林炳顺出任沙捞越官员，他担保了全部来自印尼的难民，可以离开集中营，然后，林先生给予全部难民在农园工作。林先生拥有130公顷农园，他在农园建了五间住屋，分给五家人居住，一个月他们获得270元马币维持生活。

　　此后，他们一面照顾农园，一面种菜，但是，土地不够肥沃，蔬菜生长不良。黄务精说：“土地不好，要买肥料钱不够，没有肥料，蔬菜那里会鲜美。”

　　他们获得三个月援助，此后，必须自己找工作维持日常生活。黄务精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建筑工人，扛抬货物、售卖食品，尽可能有事就做以求生存，如此维持了十年。

　　在马来西亚期间，他不能去那里，因为没有证件，子女不去上学，会成为什么呢？虽然得到担保，黄务精只可住在古晋，越过该地区，他会被逮捕扣留，他也不能买屋子、土地或其他。每年，他必须延长在沙捞越的居留准字，为此每人必须支付 90元马币。

　　可以算出来，他夫妻二人和五位孩子，每年为居留准字要付多少钱（7x90元）。黄君从马来西亚移民厅官员得知讯息，当时每年约有2万人要向沙捞越政府登记延长准字。

　　在他的最大孩子和马来西亚公民结婚后，情况有所改善，他们开始可以买住屋，当然以女婿的名字购买。

　　如今，随着印尼政府颁布2006年第十二号关于新国籍公民权法令后，像黄务精一家就有机会重新获得印尼公民权。他已正式申请并积极处理。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副领事兼第三秘书 DidikZul-hadji，曾为他申请重获印尼公民权而对黄务精进行多次谈话。

　　仍旧热爱印尼

　　Didik对记者说：“因为1965年或1967年事件而搬到国外的人，不仅仅是在古晋，在其他地区也有，他们搬到沙捞越，只是因为避开当时的事件而不是因为思想意识因素。”

　　现在由于有新公民权法令，这些人都可获得公民权，他们还自认为是印尼公民，还有很多要申请获得公民权，不涉及部族或种族问题。他们都觉悟到，他们是印尼公民的一部分。

　　对年轻一代来说，可能他们没有太清楚，因为年轻一代还年青，可以自己决定公民权问题。

　　Didik说：“我们发现他们很有觉悟，他们有民族觉悟，自认为是印尼公民。”实际上，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他们并不难适应环境，这说明，他们比沙捞越公民更有政治觉悟。

　　Didik领事指出，像黄务精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他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印尼，他的身份还清清楚楚，问题只有没有文件，因此身份应保持拥有合法文件。“关于身份问题，我相信他们自己能给予说明，并跟进印尼国家的发展。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

　　Didik领事的提法是有足够的理由，在同黄务精谈话过程，他一直了解和关注印尼真实情况的发展，他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消息了解印尼。

　　在我同他几次的对话，我感受到印度尼西亚的爱国情，他非常想念印度尼西亚，他渴望重回印度尼西亚。他说：他希望逝世和埋葬在印度尼西亚。

下文第十五节：被拯救、养育和娶为妻子

(二十九)小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