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民营内，许多难民因为饥饿或生病而死掉。 阿士玛威说：“每天都有难民死亡，一天约4-5人”。尸体就用三轮的推车推走。一个坟洞埋葬4或5人。有许多小孩没得到处理而在附近山口洋公共医院埋葬。死去的小孩，由于太瘦弱了，有蛔虫从鼻子跑出来。杨先生对我说：“可能是死去孩童的肚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蛔虫就钻出来了。”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三节：难民营苦难一代”
华人基金会建立一些临时居所，收留难民，也准备坟场埋葬不幸逝世者。其中一个坟场在芒吉士（Manggis）取名为芒吉士坟场，因为那里有许多芒吉士果树，而且有最古老的芒吉士树，大约有一百年了，芒吉士坟场取名为“后世公园”，大约有一千人埋葬于此。难民遗体葬于芒吉士坟场因为不收取任何费用。
坟场工匠名为萧保基，他现在已过世，当时专门负责扛运死者物品，基金会付给他薪水。
难民惨淡度日
在难民营内，所有难民为挣扎生存就什么事都去作，有些当小贩，有些当抬杠苦力，有些找烧火木料等等。
驱逐事件后果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幸的人道主义悲剧，很多人成为乞丐，一些小孩子在路上被丢弃或寄人养育。家长没有能力豢养子女，一些刚发育的女孩，被迫结婚了事。
事件发生后，许多山口洋女性和台湾男人结婚，这就开始了“订购新娘”的时代，一直维持到现代。
在难民营居留时，如果有人要较久居住或搬走，都给予方便。大部份难民久住了，觉得没有生路，都一个又一个离开难民营，他们搬到坤甸、雅加达、马来西亚、香港、中国或其他地方。
如果有亲戚，他们就先去亲戚家里寄住。一段时期后，一些先离开的难民找到工作，他们也会回来邀约其他难民出去。这样，难民住在难民营内最久只有2-3年。
难民营内留住者日益减少，随着建设启动，许多投资者进入印尼，难民们都进入新的工作场所。
那么，如今这些难民的状况如何？
阿士玛威说：“以前的难民，现在有许多都富有了，他们如果碰到我都假装看不见，怕羞。他们担心我们会讨什么，我也懒得理他们。”实际上，阿士玛威过去曾经常为难民提供食物，他们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他也无意重提往事。
他只希望，这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阿士玛威说：“我们已因此事件陷入困境。”
听取了过去的故事后，我离开了在橡胶仓库旁的小住屋，橡胶仓库已久久无人居住，只有阿士玛威还忠心耿耿地守住在那里，我心中十分感慨，仅能在内心祝愿上天保佑他，好人有好报。
（下文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二十七)小丰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三节：难民营苦难
山口洋成为来自孟加映和三发地区的难民收留中心。当时，三发县的县长努汀把全部华人赶到山口洋的Roban，而坤甸市的难民，通常是来自上侯、兰猎或坤甸县区。
达留士.伊斯干达（Dar-iusIskandar），现年 80岁，他是山口洋华社的长者，向记者说明了难民的处境。他在Pasiran和Roban有货仓和住家，都用来收留难民，他愿如此是为了帮助政府和社群。过去，他是商人和拥有Sampoerna私人公司。公司收购来自孟加映的橡胶，处理和烘干后，橡胶通过山口洋码头出口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舯舡”船出口。
在瓜阿拉的橡胶货仓，是最后收容难民地方。随着难民住进一些橡胶货仓，烘干生产橡胶的活动全部停止。全部工人如阿士玛威，就转变为处理难民的工作者。
他与其他橡胶工人一起每天守卫橡胶货仓，如果夜晚就轮流值班，因担心有偷窃行为。当时没有军警守卫难民营。附近的民众就轮流负责守卫。
阿士玛威说：“当时，难民都不愿对别人说什么有关于发生的悲剧事件。”
难民的苦难生活
难民们到达难民营时，一般都是穿简单的衣服，有许多已破烂不堪，他们逃难时来不及带值钱的东西，如黄金，钻石和首饰等。如果有值钱的东西，他们逃难时可能埋藏起来。
首饰收藏在茶杯或小罐内，然后埋藏在农园的一棵大树旁。或者设法标志以不易遗失，因此，有一些孟加映的华人在经过几十年事件后，还在他们过去的农园内找到值钱的物品。
在难民营，难民随便睡觉，没有规律。只要可睡就好，有些叠集如沙丁鱼，难民每天获得两餐食物，是粗饭或米粥，但决不像如今我们见到的米饭。
大米是粗粮，通常是养家禽用的。菜肴则是一汤匙弄碎的咸鱼头，也有粗菜如池塘的苚菜，是切一半后放在铁桶里烧煮。在难民营内，禁止人们卖糕点，很多小孩啼哭讨糕点吃，但大人们无钱购买，卖糕点者被赶走。
难民饿死或病死
在难民营内，许多难民因为饥饿或生病而死掉。在瓜阿拉一带地区的水是咸的，许多难民泻肚子，呕吐或霍乱，只有一点点的药品。
阿士玛威说：“每天都有难民死亡，一天约4-5人。”尸体就用三轮的推车推走。三轮推车在前面有二台，后面一台，这些推车本来是用于运货物，此时用来推送难民尸体在坟洞堆积埋葬。坟洞约1米X75厘米，一个坟洞埋葬4或5人。
有许多小孩没得到处理而在附近山口洋公共医院埋葬。该医院现在属于 SantoVicinis基督基金会所拥有。
死去的小孩，由于太瘦弱了，有蛔虫从鼻子跑出来。杨先生对我说：“可能是死去孩童的肚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蛔虫就钻出来了。”
发生逃难时，许多年老达雅妇女也跟着成难民，她们和华人男子结婚，华人和达雅人同化几乎到处都是，她们通常被称为混血家族（MebuyanKamalukBekatik），如果不跟随逃难，谁要照顾女儿养育她们的孙呢？
托米迪说：“许多人因为吐泻症而死亡，食物不健康，卫生恶化，真正是听天由命。”尽管条件如此，还是有人利用机会来为自己找利益。有联合国援助全体难民，食物和衣服传送下去，但医药品很少送到。
(二十六)小丰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三节：难民营苦难
一个建筑物已不完整，建在短树丛生和野草四处的土地上。建筑物有二层楼，全部由木板做成，其面积约20X30米。有部分建筑物的木板已腐烂和脱落，十分陈旧。
时间，气候和人为使该建筑物显出陈旧，不过，其结构、形状和其他细节还展现了此建筑物过去的兴旺面貌。其旁有一个大水池，尺寸约3X6米、高度约1米半。
该水池的功能是清洗橡胶片。有一个园长的火灶约直径一米形状，其尾端是和一些木板圆窗相通，其形状分为几段直向上空。在这地方，橡胶片被熏烤和烘干。
正是在这建筑物内曾展现兴旺年代，从这建筑物内，山口洋每月曾出口700吨橡胶到新加坡，当时生橡胶每公斤约5千盾，干橡胶每公斤约11.000-12.000盾。
不过，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清洗华人事件后，橡胶工业直接崩溃了，为什么？因为橡胶园业主，割胶工人全部都逃难了。
如今，这座老建筑物荒凉无人料理，实质上，该建筑物见证了曾发生人道主义悲剧的历史，这座建筑物位于西山口洋，金椰子巷瓜阿拉的地方。
橡胶工人的故事
有一位在该地的原橡胶个人，向我叙述了这座建筑物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阿士玛威（Asmawi），1929年出生，阿士玛威从 1962年就在瓜阿拉居住。山口洋的橡胶货仓多数在1960年代兴建的。
阿士玛威住在一间3X6米的小木屋内，全屋都是用木板做成，非常简单。该木屋建在货仓业主的土地上，不过，阿士玛威看来享受目前的生活，他随遇而安。
阿士玛威曾经是洗橡胶的工人。当时企业分为几个部分，有专门洗刷和吊挂橡胶的工人，总数为6个，而烧火的工斧一个人，其任务是维护灶内的火焰一直燃烧，他必须把木炭放到灶内。还有8个人成为烘干橡胶片的割切工人，其任务是把熏烤烘干的胶片分割。另外还有8个包装工人，其任务是把切割好的胶片包装起来，然后放进塑胶包内。大约一大捆橡胶重约113公斤，包装完成后，橡胶准备通过山口洋码头出口。
阿士玛威负责清洗橡胶，然后才把橡胶搬进特别熏烤室，他的工作是承包制，1960年，一吨橡胶支付一万盾，一吨橡胶要工作二天，一万盾分给七位工人。
在该建筑物，有7个燃烧灶，七间烘干房。每间烘干房一天能够烘干 180吨橡胶。
烘干时间约一星期，熏烤的烧木是用橡胶木或其他木，一间烘房需要10立方米木材，这些木料是从山口洋的森林取得或购买来的，有专门供应木料的工人。
每一天，7个烘房必须有橡胶片烘好，可以直接寄出，橡胶从瓜阿拉码头寄出，每次约100吨，运货用轮船。先从工厂用小船运到海面，再迁搬到更大的轮船。海港就在瓜阿拉码头的尾端，距离约3公里。
驱逐华人时成难民营
当山口洋发生大规模驱逐事件时，所有的橡胶货仓和建筑物都成为难民营。托米迪说：“当时，山口洋有14座烘干和橡胶货仓。”
(二十四)小丰译
第十二节：为生存而斗争
山口洋村民的故事
在山口洋RobanTama一位村民，名叫阿基，65岁，向记者叙述逃难的经历。过去，他住在鹿邑，工作是割橡胶，把橡胶汁带到鹿邑市场卖。
还没有发生大示威，有人告知当地华人将被杀光，他们被命令先逃跑，如果不跑就会被割头。
谣传日益剧烈，最后大家都全部逃走，没有带什么东西，只有穿背心和短裤。
阿基和村众走路到山口洋百富院。晚上十点开始步行，早上6点才到百富院。接下来有军人来接，他们一行中有婴儿、孩童和老人。
山口洋难民营
当时气氛十分恐慌，就如身临死亡感觉，迷惑、无所适从，阿基和父母亲被迫分手，他的父母重回去森林里，阿基则步行向山口洋市区，同行的有其他20人。不过，后来他的父母也由军人接出来。
阿基是第一批难民，山口洋的第一个难民营是在阿欣河（KaliAsin），他和其他三百位难民被收留在华人的学校。他在那里住了2-3个月，然后再搬到RobanTama的难民营。他的父母则收留在Kuala的难民营。
后来，阿基的父母从Kuala集 中 营 搬 到 RobanTama难民营，和阿基会合。RobanTama难民营是Tama私人公司的橡胶仓库，业主名为Subandi或阿康，他是山口洋KotaIndah戏院的老板。
如今，全部货舱和橡胶处理厂已经消失了，连建筑物也不见了，在遗址还可看到原橡胶仓库的旧地基，有4个仓库，其中有一个10米X20米的大水池，用来洗刷橡胶片，在这个池内，橡胶片洗清洁然后用烟烘干，成为干胶片。
阿基在难民营住了五年，每天他获得一茶杯米，他的工作是帮助农园，是一份出卖劳力的工作。
阿基离开难民营后，他靠卖木柴过活，他到RobanTama附近的森林寻找木柴，卖给人烧火用。在难民营内，他结识了阿娇，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军区中校的故事
原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宪兵部谍报局要员 HarsonoSubandi中校也叙述了他的经历。当时他在山口洋负责监督和保安难民的工作。当时，他的上头司令是 MayorJaf-far，现在已逝世了。
他负责山口洋到鹿邑和查卡拉（Capkala）的全部难民的保安工作。在该区，有许多华人被驱逐。全部难民被追赶到山口洋的Kulor。
军方用卡车把华人运载到坤甸，他们没有带什么，只有煮饭家具和衣服。如果带其他东西在路上就麻烦了。
当时一些达雅人，反而要进攻山口洋市，大约有40达雅人，当他们进入山口洋市边界的Roban时，武器在边界被没收；他们被逮捕扣留。
Harsono中校说：“当时总司令的训令是，不允许达雅人进攻县的市镇，我们保护冲突的民众。可以反抗有武器的沙捞越游击队，但没有武器则不允许。”
由于这驱逐事件，山口洋到处满是难民潮。当时很难带走难民和为难民找出路。当时山口洋只有5辆汽车，4辆汽车属于军方，一辆是山口洋一位华人富翁拥有，该富翁名为德隆。大部份民众都用脚踏车，市内没有马车，没有小客车（Oplet），摩托车只有DKW一种商标。大部份山口洋人不会讲印尼语，许多难民就什么工作都要干，成为女佣，到田地拿水，务农或其他。
有些难民无能力养活孩子，就把孩子送给别人，有多次难民来到Harsono住家，要把小孩送他抚养。难民说：“付钱与否随长官心意。重要是养活孩子。”
但是，Harsono已有多位孩子，他不愿再领养了。
当时，生存特别困难，许多华人都把孩子寄养或送人。许多年轻女孩被台湾人娶为妻子。一连串的难民，产生了非常惨痛的人道主义悲剧。伤痛呀，无穷无尽。
下文 第十三节：难民营
(二十三)小丰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一节：达雅人“大示威”
难民做苦工度日
坤甸的难民要做苦工，他们什么事都干，是艰苦度日，有的做运输苦力，渡船斧、拉马车或其他。如没有亲戚而又没有工作，许多只好求乞过活。外国政府许多伸出救援之手。
在道和的一个地方，离坤甸东向约75公里，有一群难民沿着稻田堤边步行，他们黑夜行进，不敢走大路，这群人有儿童、年轻人和老人，约有百多人，他们分为几个团队行走。
有一位21岁的女性在这群人中，她名叫凤琴，她是10位兄弟姐妹中之老四，有3女7男。她行走时抱着弟弟。凤琴于1948年出生，从小住在道和，当事件发生时，有从其他村来的达雅人前来驱赶，他们手持土剑，每人头上绑着红布。
凤琴全家深感不安全，就举家走向东万律，小孩子用手抱，老年人用台架扛。
由于太恐慌，有长辈把孩子捂得紧紧窒息而死。因小孩子大声哭叫，大人担心哭声会威胁整个团队的安全，就捂住其嘴巴，造成悲剧。“可怕极了。那孩子不会静下来。”凤琴亲自见证这不幸事件。也有小孩被留在乡下而由难民的朋友收养，留下的多数为女孩，而男孩则当为是家族继承人，必须带走。许多华人妇女被达雅人逮捕当为妻子，不过，达雅人通常不逮捕手抱幼童的华人妇女。
行走了一夜后，凤琴一行到达东万律，她们得到的消息是东万律安全，但抵步后发现东万律也不安宁，他们只好继续步行到松柏港，从松柏港再走到坤甸，又走了一天一夜，难民群到达坤甸，她们被收留在新埠头的“新华学校”。在难民营，得到食品、医药和其他物质，都是来自国外救济的，包括台湾、新加坡、澳洲、美国和其他。
在难民营，很多人死亡。他们患霍乱病、感冒和其他急病，虽然有免费医生负责，他只有固定日子看病，政府从来没有认真照顾难民，出来帮助的是华人的基金会。
在难民营居住一段时间后，凤琴和家人获得重新分配到西加古布拉耶县 SungaiKakap的Kalimas村居住。从难民营到再分配住处，凤琴跟着父母住，分配新住处后她有了丈夫。在Kalimas住了14年后，她搬到坤甸安居。
在坤甸，子女们开始重新振作。开店营业，改善生活，打开人生的新一页。
第十二节：为生存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