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的母亲

应 该说，50年代初新加坡党组织能够成功地安全撤离包括余柱业、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10名响当当的马共重要干部到印尼，母亲居功甚伟。正如前面曾提到 的，首先，发现这条航线可以用来作为秘密地下通道撤退干部到印尼的是她；其次，她智勇双全，敢于挺身而出，而且凡事亲力亲为，从买船票、做种痘字一直到掩 护我们同志下船，大都是靠她去做；再其次，她在走水过程中，乐于助人，人缘好，同时善于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和应对各种场面。因此，母亲在众多同行的水客中， 很有威信，船上的茶房（多数是海南人）对她也很不错，就连印尼海关人员和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以及新加坡做水客生意的老板、船工跟她的关系也很好。这些都方便 了她完成带人的任务。当然，带的人多了，大家看在眼里，心中不免好奇，但嘴上都不说，也没人去告密，因为，他们都相信母亲决不会干坏事，做伤天害理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母亲尽管知道有危险，但是，她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她当时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事业的同情心和对儿女的支持和爱护，完全是自愿的，一点好处都没拿。父亲则深怕会出事，即便 不会被捕下狱，至少也会打破饭碗。但是，母亲并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到完成整个行动计划为止。父亲看母亲的态度如此坚决，实际上也默默从旁加以协助和给以支 持。

此外，母亲从开始走水的时候起，就不断 给新加坡地下组织秘密带来许多革命书籍。我回去印尼活动之后，她给新加坡地下组织秘密带来的革命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单行本）、《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以及苏联和中国的 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牛虻》、《新儿女英雄传》、《谁是最可爱的人》、 《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等，不胜枚举，极大地满足了处于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的同志们对革命精神粮 食如饥似渴的需求，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精神，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而 当余柱业和黄明强等领导人撤退到印尼后，她又曾担任他们的交通，帮助传递信件。母亲虽然为革命做了那么多工作，完成得又那么好，但她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宣 扬声张，表现自己，她好像就是组织的成员一样，严守秘密，即使在别的领导面前，她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一直到她离世，由于党一直处于地下斗争环 境，知道她为我们党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包括中央领导在内）并不多，更不用说，跟组织无关的“外人”了。

至 于母亲对待撤退到印尼的干部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爱护。蒙洲和画家洪平汀由于曾经在我老家住过，就曾近距离感受到她对他们就像对待自己子女一 样，不分彼此。就以上面提到过的小张的事件来说，当他得知小张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不仅口头上表露出一种同情和爱护，而且亲自买肉买料给他煲汤喝，还亲自 送到旅社给小张，好言好语安慰他，用实际行动使他在患难时刻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温暖。 另外一件是发生在雷木成的身上。说起来，我和雷原来就有一面之缘。1952年中，我到三巴旺一带的励德学校当地下教师的时候，由于我在学校的表现惊动了 他，他不顾严密细则的规定，借故跑来学校，想看看来的新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而且在我面前，又同王钦聊天，谈起有几个大哥住在他家（位于励德学校更深入 的胶园里）的事情。因此，我在那个时候，就从他们的谈话里猜到有几个领导干部（大哥）在他家藏匿。没想到，这次撤离干部行动计划里有他一个。

我 已经不记得是如何与他碰头，如何带他下船的了，但是，我清楚记得，他上到船后，跟我和母亲共处一室。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他鼻子流脓，发出一阵阵令人非常难 顶的恶臭，母亲估计他可能患鼻窦炎，不加以治疗的话，病况会越来越严重。于是，母亲决定一到达棉兰安顿下来后，就送他到一家政府医院医治。当时，这家医院 医疗条件不错，连护士长和一些护士都是由训练有素的荷兰人担任。

殊 不知，母亲送他住院治疗没两天，他的炎症消了，病况显著好转了，他在医院呆不住了，居然从医院逃跑了，连住院费、医疗费也没交。事实上，在他住院期间，母 亲和我会送饭送汤给他或去探望他，所以，这一天母亲来到医院探望他时，护士长着急的告诉母亲：病人不见了，令母亲大吃一惊，为他的安全担心。我得知后，赶 忙回到我安排他住的旅店去查看，这个雷木成好端端的躺在床上睡大觉，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不过看到他安然无恙，我终于安下心来。

后 来又是我陪他去椰城，并亲自把他送到东爪哇风景宜人、气候凉爽的玛琅（MALANG）。谁知他到了那里一段时间后，左等右等不见有人来联系他，他又不耐烦 了，竟然自己搞了一本护照跑回新加坡找明强“兴师问罪”去了。这件事，也同时说明他有时侯的确是“神通广大”。据说，老雷现居邦朗和平村，并担任邦朗和平 村旅游公司的董事长。总之，有关他的传奇人生和趣闻轶事，就留待他自己写回忆录说给大家听吧。

俗 话说，“上的山多，终遇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不怎么显眼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敌人已开始把嗅觉伸到这条秘密地下航线来侦察。因此，考 虑到安全上的原因，这条秘密地下航线在完成它的撤退干部的历史任务后，就停止使用了。随后若干年，母亲也没有再负责传递书信了。

这 段秘密地下航线的故事距今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旁默默支持母亲和儿子去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早已在 1972年逝世；作为圆满完成秘密地下航线的历史任务的母亲，也于1990年初离开了她眷念的儿孙们，临终前，她只要求儿女们把她的一撮骨灰送回乡下和父 亲合葬在一起。

父母亲作为普通人，尤其是母亲作为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在50多年前，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如此大胆和惊人的冒险举措，作出了令人深深感动的无私奉献，实在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父母亲作为一介生意人，并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儿孙们，父母亲留给儿孙们的是精神，自强不息、锲而不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为人类美好理想无私奉献、奋斗终身的精神！

最 后，需要补充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以为1953年初开始的撤退干部的计划，是由我的上级黄明强决定的。实际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个计划是由他的上 级决定的。但他也不知道，究竟是由哪一层上级决定的。看了2003年出版的陈平回忆录之后，我才知道，1951年当总书记还在丛林中领导部队跟实力强大的 英国军队艰难作战时，就曾下达指示，要求新加坡地下组织把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干部，撤离到安全地点：印尼或其它地方。

现将总书记回忆录第十七章有关内容，抄录于下：

“1951 年，新加坡警察当局为了摧毁岛上马共的基层组织，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当时，新加坡地下组织和我彭亨总部之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通讯联系。我获得最 新报告说，殖民当局即将采取行动对付当地受英语教育的知识分子。这时期遭到镇压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紧急状态宣布后才参加到我们队伍来的。有些则是通过抗 英同盟加入进来的。有些我们新加坡地下党认为可靠的人士，在没有征求总部意见的情况下，被吸收为党员。我对英国人为什么采取行动对付这些人感到迷惑不解。 他们的公开立场几乎是人人皆知，而我们也一直认为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暴露了。因此，他们完全没有可能被调到党内担任高度机密的职务。

我 仔细阅读了新加坡地下组织给我发来的报告。由于镇压行动不断升级，我立即指示把这些归类为“公开人物”，也就是公开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到就近的任何 一个安全地点。结果，有的去了印尼，有的去了中国。当时还决定，不要把越过长堤进入马来亚当作一条撤退路线加以选择。那里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已经蔓 延开来。

其中一位撤离干部，就是余柱业。他 是党的一名资深党员，曾经负责秘密出版新加坡地下报纸《自由报》。他是莱佛士学院的经济系毕业生，公开上曾在陈嘉庚主办的亲中共的《南侨日报》工作过一段 时间。余及其撤离同事，最后到临近的印尼藏匿。他们打算一旦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变得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时候，就立即返回岛上活动。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宣传 工作者，余是撤离新加坡后在流亡期间继续全职为党的事业工作的极少数同志之一。他后来在新加坡南面的廖岛站稳脚跟，并在那里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我个人 见到他已是十年后的事，那时是在北京，我们一起开始制订另一次大规模撤退我们党员的计划，这一次又是从新加坡。……”(见MY SIDE OF HISTORY, BY CHIN PENG，CHAPTER 17,PAGE 278-279)

可 见，1950年代从新加坡撤离干部的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陈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下令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保全干部和组织力量的高度机密的行动计划，而 不仅仅是新加坡地下组织单独作出的行动计划。有关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党的秘密，就连执行这一行动计划的直接负责人黄明强也并不知情，进入新世 纪后，当我有机会见到总书记时，获得了确认。

因此，可以说，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的秘密地下航线，总导演是陈平总书记，执行导演是黄明强，主角是张伯母，配角算小张一个，演员们包括了余柱业、陈蒙洲等十名响当当的重要干部。说到这里，这段早已过去的故事，应该划上圆满的句号了。

（张泰永 写于2007—3—29；修改于2007—4—6；最后脱稿于2008年10月）

（取自21世纪出版社出版“岁月留痕”第一辑《深埋心中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