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信息自由法》，在2007年6月解密了一批冷战时期的情报档案，时间跨度为1953至1973。(HTTP://WWW.FOIA.CIA.GOV/CPE.ASP) 在解密文件中，有一批是关于苏联、中国和中苏关系的147件档案，页数多达一万一千页，涉及大量美方情报单位对中苏情势的分析。而其中一份于1973年4 月完成的报告，则是对北京支持东南亚共党武装斗争的情报研析，内容提及一些中共与马共在冷战期间的关系，虽然有些相关资料和观点早有公开，但某种程度上代 表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角度，故值得在此引述和介绍。报告触及马共的部份，集中在六十年代末马共重启武装斗争的背景，以及北京在背后所扮演的角色。

这 份长达133页的解密报告，分析了北京支持东南亚四个国家共党斗争的情形，包括缅甸、泰国、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不过文件有部份内容仍然删去，未完整公开。 其中北京对缅共和泰共的斗争投入较直接，提供的物资也更多，但对菲共与马共的支持，则来得间接，所涉范围也较少。相对而言，后两支共党力量对当地政府的威 胁，也没有前两者来得严峻。

从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后，截至这份报告完稿时的1973年4月，北京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采取的 是双层战略，它一方面与各国进行友好外交，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则继续支持当地的共党斗争，没有停止输出革命。这种政策总体上妨碍了北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正 常外交关系，也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共的疑虑。然则，北京为何实行这种矛盾的双层战略？这点恰好是此份报告所要解答的问题。

双层战略牵涉中苏分歧

中 共在东南亚实行的政策，跟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的政策有很大不多。通常北京是不太支持上述地区的共党活动，以换取外交承认，但在东南亚则实行双层的战 略。情报的研析认为，北京向东南亚革命输出，并非是官僚体制内意见差异所致，而是毛泽东的坚持，原因除了跟他倔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使然，也是毛与苏共 战略分歧的一种表现。此外，也涉及周恩来对毛主义的妥协和扈从。

本来，支持东南亚革命并不符合北京的战略理性。就以援助缅共来 说，就不能构成向缅甸政府施压的效果，当时缅甸是不结盟成员，早与北京建交，中共支持缅共反而影响两国关系，导致尼温政府要走出孤立，缓和与泰国的关系， 共同抗衡北京。在泰国的问题上，支持泰共虽然可以在美国驻军问题上向曼谷施压，但北京并未说明一旦美军撤走后，它将采取怎样的态度。至于说北京需介入东南 亚的共党革命，以防止苏联填补真空的说法，也不见得合理，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倾向苏联的迹象，北京输出革命，反而会鼓励它们引进苏联力量，予以牵制。

可是，如果比较北京在南亚和非洲的政策，中共并不是始终以激进的革命者形象出现。它对1971年在锡兰和孟加拉国的共党叛乱，姿态就显得低调，而在非洲一些地区，则欣然同意不支持共党活动，以换取外交关系的改善，结果导致当地一些共党被歼灭。

在 中情局的报告中指出，在援助缅共一事，北京甚至派出解放军的将领协助缅共指挥作战，还招募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支持缅共，同时供应现代武器和提供军事训练。对 马共的支持方面，北京的支援就不包括人员和武器，而是在财政、思想、游击战术等。马共与菲共是完全遵从北京指示，几乎所有课题上都倾向中共。

为 了指导和从事思想工作，北京为缅共、泰共和马共分别设立了一家短波电台，前两者设在云南，马共电台则设在湖南，尽管这些政府要求广播中止，否则影响双边关 系，北京也不同意。中共在东南亚政策上，显然是革命优先于外交。周恩来应该完全明白这种做法只会有损外交，但仍然介入东南亚的共党游击活动。

相 反的是，中共在非洲和拉美，是革命让位给外交，只有在东南亚才有双重政策这种不协调思路。虽然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也觉得，双重战略不利于周恩来开展的外交工 作，但有证据显示，这种取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偏离轨道的异常政策。因为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外交仍由毛泽东主导，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和外交部人员 只能在毛的指示上操作。

这种看似矛盾的外交路线，根据报告的研析，原因主要是出自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需要。毛想凭此证明一 点，就是他主张的武装斗争路线与游击战理论，依然有效并经得起考验。更一深层来看，他也想借此驳斥苏共领导人，多年来对其军事理论的嘲笑和叽弄。毛泽东始 终坚持，武装斗争仍是唯一令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途径，枪杆子出政权，是毛深信不疑的信念。相反的，此一教条倒没有如此深植在周恩来的观念里。

文件中称，毛泽东是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时，才决定恢复支持东南亚革命。马共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经式微，退守泰南，1959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1967年后才有改观。但马共实力与斗争的恢复，不是因森林中形势有转变，而是得到北京的指示。

东南亚共党一边倒向北京

不 过， 根据马共领导人陈平的回忆录，中共早在1961年就指示马共恢复武装斗争，这离马共希望回到政治斗争，只有仅仅18个月，就要政策大逆转。当时中共为支持 越共赤化印支半岛，形势上要马共配合。中情局文件在时间上推迟了这个变化，但中共资助的电台，则的确是在文革高潮时，才获准成立。由于突然决定重新拿起武 器，导致马共内部在1963年产生歧见，马共不是一个有高度自主性的政党，由此可见一斑。

马共地下电台经常广播毛泽东文章，电 台也常指控联盟政府为“法西斯政权”。但在拉美，北京却与秘鲁共党的类似宣传划清界线。不过，中共对智利的阿连德在1970年透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的方 式，则不以为然。周恩来在一次接受墨西哥记者采访时，就批评阿连德“只赢得政府，没有赢得政权”，在中共观念里，若缺乏军队的支持，政权就不可能巩固。周 恩来对智利局势反应，颇不寻常，但中情局文件就认为，这涉及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两

人的关系，周必须高调地否定议会道路，以向毛泽东交心，证明他是坚决认同武装斗争革命路线。

中 共资助的三个共党地下电台，就坚定支持毛的武装斗争主张，一边倒向北京，认为苏共的道路是错误的。在这些问题上，周恩来都表现出顺从的态度。所以美国在七 十年代初的情报分析，就已经描绘出周恩来的性格特质，周在中共政治中能存活下来，不是由于他会更圆滑地阻止毛的错误偏好，而是从来就不敢违逆毛的观点。从 事外交的周恩来，在东南亚政策上也得遵从毛的输出革命。

凭此，西方情报界在七十代初始终坚信一种看法，即毛依然主导着中共重大 决策。周恩来会察言观色，只有在毛可被说服的问题上，才会有所动作，所以周在取得毛同意下，才可以在拉美、非洲采取弹性的外交政策，但在东南亚，则是双重 战略，有时更是革命优先于外交。周可以批评拉美的格拉瓦、秘鲁的“光明之路”，以及锡兰共党的斗争，但在支持东南亚革命上，周要服从毛的决定。

而 在西方情报界眼中，马共是完全依附中共的路线，更直接地说，是毛派路线。中共对马共扮演着全盘指导的角色，促使后者在六十年代末恢复斗争。文件透露，在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马共一些高层事实上拥有双重党籍。马共形同中共的一个运作侧翼，至七十年代初仍受双重党籍的控制，并非一个独立、自主的 革命政党。它在中苏论战期间，就完全从属中共。

1972年4月中共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去世，马共在悼唁中把谢称为“我们学习的榜 样”。1972年5月24-27日，马共电台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时，特意广播该文。这些举动都令西方观察家认定，马共的干 部，无论身处森林或是滞留在大陆者，在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上，都依从中共。

关于党籍问题，中情局文件说法并非没有根据。陈平在回忆录中，就提及另一些背景，他说1949年以前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到中国的马共党员，可以自由地将党籍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后来却无此待遇。直到1967年，马共仍想争取把流放大陆的同志转为中共党员，但始终受拒。

据 报告指出，马共恢复武装斗争后，中共的支持主要是高层的战略指导、思想教育与鼓励，也有人员从中共渗进组织内。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主席P.V. SARMA于1967年8月在北京发表文章，主张放弃议会政治，被视为燃起马共重新战斗的火花之一。文章还指马共在二战之后放弃武力是犯了错误，武装斗争 才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1968年6月1日马共的文告重申这点。结果众所周知的是，劳工党在1969年就宣布杯葛大选。以上诸点，都被美方情报看成马共 受中共支配的明证。

但与缅泰共党不同的是，马共并未获得直接的物资援助，运输困难是其中的阻碍，虽然有说法指运送物资的帆船在泰南两岸登陆，却无法证实此点。不过金钱支持则比较容易，包括通过香港和澳门的管道。陈平回忆录也证实这点：“我们要的是货币”。

革命的命运在谁手上

北京支持马共之余，也清楚区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改善两国外交关系不会降低中共对马共的支持，敦拉萨政府

无 法改变北京的底线，因为自文革高潮以来，减少革命输出会被视为政治上的错误。1971年5月，马来西亚派出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访问团，到北京展开破冰之 行，周恩来首次放弃使用“马来亚”之名，但却声明政府间关系，跟党与党的关系是不同的，此说犹如泼了来访者一盆冷水。马中建交的障碍在于马共的问题，而北 京直至1972年11月底，仍不愿对此作出承诺。

据此，当时美方文件就预测，只有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这种不协调的外交政策才有 可能被抛弃，后来的发展显然证实了这种判断。邓小平在1980年底，下令马共关闭地下电台，而且“越快越好”，以换取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向拉美和非洲国 家游说。陈平形容，电台是马共“当时唯一正常运作的计划”，这正代表北京准备结束长期以来对东南亚的双重战略，尽管它对马共的财政援助，持续到1989 年。

这份解密的美方文件，就马共的部份，透露的新讯息其实不多，主要是在解释北京在东南亚和其它地区外交上，采取不同策略的基 本原因。此报告作于七十年代初，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仍受典型的毛主义与意识形态模式主导。毛中心主义固然支配了中共决策，但以本报告看来，也不应忽略即 使在六十年代，中共外交仍呈现僵硬与灵活的混合，即原则上虽然僵化，但在实务与操作上则可以灵活，所以在东南亚内外，出现不同战略考虑，而在支持革命之 余，也能够发展出双层政策的手段。
就马共研究而言，从这份报告和陈平回忆录，其实带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人们应该如何看待马共持续六十年 的革命，特别是1960年代后的马共斗争史。如果马共不是自主性的革命党，那么这场斗争还是不是一场具自主性的革命？马共的命运是操纵在谁的手上？近年坊 间出现不少马共人物回忆著作，从个人视角和微观出发，纵然可为马共研究提供宝贵的背景，但“小历史”实不足以理解马共革命的兴起与消亡。要重估马共的革 命，还应该把它摆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苏共关系史的脉络里，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有时个人即使身在革命洪潮里，也不见得能够真正透视革命的成败起 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