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上图):今日的大马,已陷入攫夺型威权的局面。从国家养牛中心丑闻、巧立名目的高速公路收费和AES私营化弊案,在在说明现有体制是威权与攫夺共舞,剥削与徇私并存。他们利用扭曲的政商钩结,不断向社会汲取财富与资源。透过政治上的笼络和酬庸,建立起庞大的扈从式政经网络。
用选票终结攫夺型威权
作者:潘永强
日期:2013年4月29日
大选离投票日尚有一周,除了艺文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精英现身支持政党轮替,企业家也陆续有人表态。
大马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上图)、
上市公司速柏玛(Supermx,全球第三大手套业者)执行主席郑金森,都公开力挺两线政治,要求政治改革。他们传达的讯息,以及企业界的动向,值得社会重视。
以往倾向在野党的商界人士,多是处在经济夹缝和受到边缘化的中小生意业者,大型华商资本过去大多是国阵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保守拒变,追求稳定。
随着营商环境恶质化和国家竞争力的崩败,民营企业界日益感受到政治改革的气候,逐渐加入推动民主化的行列。
大资本企业家敢于公开宣示政治立场,一来说明他们开始意识到,政治民主化若长期停滞不前,最后必将损害经济发展。
其次,巫统党国威权的弱化,造成其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渗透与支配日渐衰退 ,对民营资本的压制有所松动。倘若企业界陆续出现政治上的转态,国阵一贯主打的稳定牌将会失效,并对国阵霸权带来莫大压力。
国家也是经济衰退根源
传统的说法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手,稳定的政府更是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1980年代学术界还流行一种论点,指东亚威权政体发挥了经济建设的助力。
然则,后续的研究纷纷显示,威权和稳定的政体不一定带来经济表现,不然埃及、朝鲜、缅甸早就成为经济模范。在经济发展上,有时国家可以成为推手和助力,但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具有贪婪和攫夺性格,对经济建设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伤害。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上图 Douglass North)就指出,“国家的存在本质上为了经济成长,然而国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根源。”事实上,并非所有威权政体都是有能力和大有为的政府。如果政治制度上无法抑制和抗衡统治者内在的攫夺个性,那么一个权力越大、越稳定,同时也越不受约束的政府,不只无法承担经济发展的任务,反而会沦为国民财富的最大攫夺者,如印尼的苏哈多和菲律宾的马可斯。
虚幻稳定对发展无意义
今日的马来西亚,已陷入攫夺型威权 (predatory authoritarian)的局面。在政体形式上,我国仍具有威权特性,而支配这个威权政体的统治精英,论其精神与品格,则有浓厚与无穷的攫夺心态和宰制欲望。
从国家养牛中心丑闻、巧立名目的高速公路收费和AES私营化弊案,在在说明现有体制是威权与攫夺共舞,剥削与徇私并存。
由于政治上缺乏有效的民主制衡和权力监督,权贵精英的贪婪和攫夺欲望无法抑制,他们利用扭曲的政商钩结,不断向社会汲取财富与资源。透过政治上的笼络和酬庸,建立起庞大的扈从式政经网络,通过向朋党输送工程和合约,热衷于政治寻租、监守自盗,大肆剥削社会资源、盗取人民财富和滥用生态环境。
攫夺型威权的欲望无法穷尽也不会节制,自然不可能扮演经济成长的动力。诚如政治学者Peter Evans指出,“一个攫夺型国家不会有能力培育新的成长引擎”。
处于社会基层的小市民老百姓,首当其冲沦为被剥削和宰割的对象,至于中小型经营者,面对营商困境与制度不公,同样苦不堪言,现在连大资本企业家都意识到,虚幻的稳定对经济成长毫无意义,只有良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完善政府治理,进而优化经济体质。
由于这个攫夺型威权,是巫统党国体制的产物,一体两面无从分离,惟有政党轮替与民主化,才有望终结目前困境。我们不应奢望国阵会自我转型,只有政党轮替之后,才可能重组扭曲不当的政商网络,建构正常与合理的政商关系。
无法终结威权加速出走
民主化和政治转型之后,经济成长与否,胥视新政府的经建政策与治理品质,民主化后政策的制定过程因包容民意,也会延误决策效率。但是,民主政治至少能避免剥削、浪费与攫夺,同时增加程序透明和公平,以及减少政客和官僚的任意妄为,增加可预期性。这些制度理性和制度成长,是攫夺型威权无法做到的,估计也是企业界对政党轮替的期待与愿望。
如果本届大选,国人无法用选票终结攫夺型威权,我相信会加速一些企业与资金的出走,人材也会进一步外流。选票无效就只好用脚投票,以抗议政治转型的滞后与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