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的两篇文章说,肇始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统统错了,以致俄苏及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包括中国)近一个世纪均在黑暗和迷茫中饱受磨难。直至苏东剧变才使世界“回归人类文明”,... 究竟事实如何? 什么是人类文明?怎样实现人类文明?
什么是人类文明 怎样实现人类文明
•辛 程•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最近我从《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上读到两篇文章,分别是《应该抛开“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和《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颇为令我费解。两篇文章,千言万语,无非是说,肇始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统统错了,不可救药,以致俄苏及其影响所及的地方(包括我们中国)近一个世纪均在黑暗和迷茫中饱受磨难。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苏东剧变才使世界“回归人类文明”,,这究竟是什么历史?究竟是什么逻辑?究竟是什么理论?它们不说犹可,如此一说,却使我这样的青年人被坠入了五里雾中。困惑之余,为了探求真理和实情,我特写信向你们杂志社请教,如蒙赐复,不胜感谢。
专此谨致崇高的敬礼!
青年学生 章平实
复信:
亲爱的章平实同志:
你提到的《炎黄春秋》上刊登的两篇文章,我也看到了,与你有同感。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还是“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实行所谓“回归人类文明的正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重视苏联演变问题?
这两篇文章,都是从苏东剧变谈起的,这里我们也来说一下苏联问题。去年是苏联解体20年,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苏联问题的热潮,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参与了进来,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当事国俄罗斯。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纳闷:苏联问题终究是外国的事情,而且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0年,成了历史了,也许少数专门研究苏联历史的人会对此有兴趣,怎么我国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引发那么热烈的讨论呢?随着讨论的深入,慢慢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关于苏联演变原因和教训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国应该怎样评价自己的历史,今后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终究我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以俄为师”,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取得政权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毛泽东等几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走自己的路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基本原则、基本道路同苏联确有相同之点,就是都搞社会主义,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如今苏联发生了向资本主义演变这样的大事,当然会引发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对不对、今后该往哪儿走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看起来是在研究苏联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中国问题。在有些人看来,有的事情直接就中国说三道四,不大方便,借着苏联问题来发议论就好说一些。比如,对某些还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来说,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应该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应该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应该取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条件的“思想自由”,等等,这就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不便公开说,于是他们就间接地拿苏联来说事,猛批苏联的共产党领导是“政治垄断”,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不民主”;建立公有制是“经济垄断”,违反社会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思想垄断”,不“符合人类进步方向”,等等;因而导致苏联政局剧变。弦外之音,明白人一听就懂得了:中国也必须放弃这一套,否则早晚也会发生像苏联那样的事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着历史说现在,借着外国说中国,历来如此,不过在当前苏联问题研究上更为明显些。苏联问题研究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总是与对中国前途的判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难怪各个学科的学者、甚至不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来就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问题发表意见了。
为什么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亲爱的同志,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咱们必须先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病日益暴露出来,除了少数顽固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外,人们日益感到需要用一种更加合理的、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于是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了。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看法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做过阶级分析,指出:有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批评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有“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一一作了批判,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还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指出它“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用“幻想的条件”来取代“解放的历史条件”,陷入空想。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达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它的意义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它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存在的矛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真正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不是他们主观想象和设计出来的,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客观地得出的结论。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并不是诉诸道德和法,他们认为,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示愤怒,由此出发设计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我们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他们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而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做到。
可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的本质特征必然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它的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用我们常用的说法,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抛弃这些原则(哪怕是抛弃其中某个基本原则),就是抛弃社会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它作为我们立国之本,就是因为,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根本原因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酿成了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甚至酿成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它所造成的经济滑坡、政局动荡、社会治安恶化等严重后果,时过20年仍难以消除。凡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而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的思想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看作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赞扬苏东剧变是历史的进步现象,理由是这些国家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回归人类文明”大道。他们根本不赞成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同这两位作者的根本分歧所在。
《应该抛开》一文的作者抛出了一个新概念:“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从所阐述的内容看,所谓“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不过就是人们常说的“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他认为,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
怎么评价“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真的像该文作者那样,要彻底否定“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过去“以俄为师”(也就是已经走过的路)对不对,也要考虑今后该朝什么方向走了。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施的第一个试验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但它作为人类伟大的理想,怎么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呢?在十月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72天外,人们没有实践过。苏联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难免犯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列宁强烈地批评了那种“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因此,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有人喜欢说“真相”,仿佛抛出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材料,就可以把人唬住了(老实说,《应该抛开》一文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其实,列举一些材料(即使那些材料是真实的),并不等于就说明了真相。对于一个复杂事物来说,只有透过现象揭示它的本质,才能说明它的真相。单纯罗列事实,不抓住本质,犹如瞎子摸象,容易陷入片面性,反而把真相弄模糊了。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因此他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看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抓住一点材料就下结论,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分析,抓住本质,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
从总体上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
那么,怎么从总体上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呢?有两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沙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1913年其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
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逝世时曾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接手的时候,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的时候,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的时候,苏联是马拉犁耕地的落后国家,而他离开的时候,苏联是拥有原子弹的强国。
大家知道,丘吉尔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另一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实力进攻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和红军战士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国内人民怨声载道,矛盾重重,那么在希特勒疯狂进攻面前,苏联怎么能顶得住并取得胜利呢?
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
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毛泽东是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典范,他的分析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学习和认真思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照搬。他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环境下,强调必须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此发轫的。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基本的,不能否定。1956年8月底,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看清“制度说”的误区
如今有人说,苏联演变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不对,应该抛弃这种制度,它早晚要变,而且越早变越好。这就是著名的苏联演变原因的“制度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一个典型。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从社会制度角度看,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有正确的方法。1956年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在毛泽东主持下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具体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分开进行评价。过了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这个分析方法十分正确,也十分重要,它可以对一种社会制度做出科学的判断。社会制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基本制度,一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前者是决定性的,它反映了社会的本质特征,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由前者决定的。我们应该就这两个层次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进行评价,而不要笼统地谈论苏联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
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苏联建立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正确的,别的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有的是错误的,必须抛弃;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
把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我们该怎样评价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它是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共同的东西,只要搞社会主义,就应该坚持,抛弃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有关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好有差,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不能照搬,而应该把它作为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两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尽管列举起来弊病甚多,但从整体上看,应该说是“三七开”,不能说是失败的。
记得1956年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今天谈到什么“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那么也可以说,首先,它搞的是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根本原则上讲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实施时,即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建立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时,犯过若干错误,有的错误还相当严重。我们应该总结他们的教训,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但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彻底否定“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批判“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时,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批评“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是两条:一是建立公有制,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特征。请问,经济上取消了公有制,政治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那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显然,作者要抛开的不是“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什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回归》一文提出,苏东剧变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大道,因而值得称道。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什么叫“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
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这一过程的规律性。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种由生产力的发展客观地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我们正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这种规律,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坚信世界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另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在我们国内,经常有人先从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出一些价值观念,例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等等,把它们当作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然后把实现这些价值观念看作是社会走上了“人类文明的大道”。如果没有按照这些“普世价值”来建立社会制度,那就是“偏离”、“背离”人类文明的正道,进而断定这种制度必然要垮台,最终要“回归人类文明大道”。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价值”,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意义、效用的判断,本身是一种思想、观念,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它包含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阶级对此作出的价值判断也是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在他们眼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博爱等等这类“价值”,不是具体的、历史的,而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上帝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们在冥冥之中决定着一切。他们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是归根结底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而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实现他们所说的那些价值观念,社会就走上了“人类文明大道”,就发展了;违背这些价值,社会就走上了邪路。
《苏东剧变》一文就是这样的典型。它提出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大道”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民主,一是自由。我们就此稍作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工具。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它的性质、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同性质的民主,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统一的民主。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也赋予民主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民主。列宁针对考茨基鼓吹的“纯粹民主”,强调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谈论“纯粹民主”,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民主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应该指出,民主权利并不是像《苏东剧变》一文的作者鼓吹的那样,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或者是上帝赋予的,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就有民主权利,谁丧失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有民主权利,或者名义上有、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的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奴隶是奴隶主占有的会说话的工具,他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过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争取到了普选权,在形式上似乎所有公民都有民主权利了,但实际上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样讲民主。资本主义的选举是金钱选举,名义上人人都有被选举权,然而没有钱的工人是不可能赢得选举的。
民主有其阶级属性
所以,讲到民主,首先应该强调民主的阶级属性,分清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他同时指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段话仿佛就是讲给《苏东剧变》作者这一类人听的。
对于自由应作具体分析
对于“自由”,我们也应该作具体分析。自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人类社会就划分为不同阶级。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就有不同的社会需要,要求有不同的自由。我们从经济上来说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他们要求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并要求保证在市场上能够自由地按照劳动力价值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他们的自由的内涵。然而满足了资产阶级这种需要,实现了他们的这种自由,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到饥饿纪律压迫的工人阶级,就只能听凭资产阶级无偿地榨取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要求的自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是绝不允许给予这样的自由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就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产阶级本身。
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应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也不可能存在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当宣传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危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时,西方国家不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例如,美国共产党仅仅因为党纲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便横遭迫害,其领导人身陷冤狱。西方国家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他们的官员、学生、群众、军队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抓得很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理应旗帜鲜明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讲的思想自由是有前提的,第一,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第二,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开这些前提的所谓“思想自由”,是没有、也不应该有的。
最后,我还要捎带说一下,《苏东剧变》一文把市场经济也当作“人类文明大道”的标准了,这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经济学的常识。邓小平再三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采用哪种方法,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选择。他历来主张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主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邓小平这些重要意见,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这是由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点决定的。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它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滞后性、不确定性,而且某些领域市场调节是无效的。
江泽民在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一般讲来,在宏观领域,为了保持总量平衡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多用一些计划手段;在微观领域,为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使企业充满活力,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这种手段的作用。
这些理论论述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都得不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大道”,而计划经济则是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的结论。在谈论“人类文明大道”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时,必须有严谨的学风,不要不懂装懂,免得贻笑大方。你说是吧?
以上看法,供你参考吧。
你未见面的老朋友 辛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9月上《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