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证伪了“ 历史终结论”

•徐崇温• 　

[摘要] 在苏东剧变以后，福山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从根本上证伪了这种“历史终结论”。针对福山的基本观点，我们强调：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在人类社会并不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开拓的新路。

在1989—1991 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欢呼雀跃、弹冠相庆，认为这标志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随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鼓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既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又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形式。这种“历史终结论”当即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曾几何时，这种理论所包含的几个基本判断就遭到事实的驳斥和人们的质疑，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证伪了这种“历史终结论”。那么，事情的发展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原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时他们都照搬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随着苏联模式一些弊端的暴露，他们和原苏联一起相继进行了多种类型的经济改革，但由于这些改革或则墨守中央高度集权的基本框架， 或则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或则改革进行得不彻底、不配套，等等，以致发生了种种困难和危机，而戈尔巴乔夫更是把改革推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直接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主要研究中东问题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 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 年又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鼓吹“历史终结论”，随即被译成20 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

说国际金融危机证伪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是指国际金融危机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虚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证伪了福山“历史终结论”所包含的三个基本判断。在这里，证伪就是否证，证明其为错误的、虚假的意思。

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福山宣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而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pp.1-2)

然而，由于金融危机动摇了世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因而，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即使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也都遭到了人们广泛的质疑。例如，有的说，当人们看到了财富重新分配到金字塔的顶端，而牺牲了普通公民的利益，看到了美国民主体系政治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以后，就会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民主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致命错误； 有的说，现在，资本主义体制麻烦缠身，前景不明；有的说，从软实力、名声和声望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的说，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正在走向衰竭，这场危机是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中止符？ 有的说，这场危机表明，西方文明既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也不是它的顶峰；有的说，柏林墙倒塌后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现在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如此等等，甚至连原本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受益者的财界和保守派政治家，也越来越迫切地发出了要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声。

而在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密集的方式质疑资本主义的，则是2012 年1 月25 日在瑞士达沃斯开幕的第42 届世界经济论坛。在这届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的论坛上，论坛主席施瓦布大声疾呼：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恶劣表现，使人们感到资本主义病得很重，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过时的资本主义把世界逼入危机，世界需要新模式去解决人类面临的新挑战”，“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亟待改革。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 造成经济螺旋式衰退、社会动荡、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而且“仅凭对资本主义进行修缮，也无法克服目前的危机”。

那么，福山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事实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当年被福山奉为“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在短短20 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社会众多人们的心目中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如前所述，福山的根据是1989—1991 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实际上，这个被福山视为事情正朝着“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1](p.54)发展的典型实例，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曲折和暂时复辟罢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表面胜利， 既掩盖不了它内部的腐朽（它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 正是这些内部腐朽的外在表现），更改变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p.383)

正因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建立在曲解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所以，它出笼后不久，就遭到了像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那样的有识之士的批驳。1993 年4 月，雅克•德里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讲演。他在讲演中针对福山“历史终结论” 的主题———“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明确地指出： 福山提出的这个事实上的所谓福音，是“安置在可疑的和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 的，因为被福山吹嘘成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在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接着，他就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十大弊端来说明它“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他抨击福山所描绘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幅“乐观主义图画”“染有犬儒主义的味道”，并强调指出，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欧洲和今天的世界。[3](pp.75、76、112、115)

2009 年11 月11 日，英国《卫报》发表谢默斯•米尔恩《1989 年的真正教训是：什么都没有定论》的文章说：“在冷战结束后的20 年里，战争频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 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在本周英国广播公司对27 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1%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行之有效的，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它有致命的缺陷，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公有成分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20 年前崩溃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会出现新的运动和模式，来挑战一种受生态和经济危机困扰的全球秩序”。

2010 年4 月号的德国《国际政治》月刊发表沃尔夫冈•默克尔的《狂热的终结》一文说：“1992 年，福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差不多20 年后这种狂热消失了， 悲观的论调不断增多，以色列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看到了‘历史的终结的终结’”。

2012 年1 月31 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德国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的《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结》一文，该文指出：“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已经结束”，“福山甚至宣称了历史的终结， 即人类想必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错了”，“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

福山在2008 年10 月的答记者问中， 说“‘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来自黑格尔，首先被马克思所继承”。言外之意，“历史的终结”这种说法，他是继承过来而不是他自己杜撰的。然而， 这却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和曲解。诚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确实谈到过历史的终结的意思，但那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束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终结，而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原话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p.33)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终结？ 因为史前时期的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在此之后的人类社会，就不再在等级、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演进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此终结了，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 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5](p.217)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也还是要向前发展而不会终结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发展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6](p.108)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宣称：“当今世界上， 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种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1](p.52)“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1](p.54)什么是民主？ 福山说：“民主是所有公民用来人人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1](p.48)什么是自由？ 福山说：“自由是对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的权利的认可”。[1](p.49)

然而，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像福山所吹嘘的那样美好无比，它在人类社会中更不具有普世价值。

诚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由于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特权，根据所谓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法律上承认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因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不应忘记：为了获致这个进步，人类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00 年来，3000 万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5000 万黑奴作为无偿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南美原住民的种族、文化灭绝，全球的殖民和掠夺，环境恶化和核威胁……时至今日，推行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全球化生产和分配格局中攫取巨额利润，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上。

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还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西方国家存在的“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因为建构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这个论断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首先，由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以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只是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那里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和两极分化，这就使每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公民，实际所享受到的“平等”权利具有天壤之别，正是在这种表面“平等”权利的掩盖下，有钱的资本家购买了无钱的工人的劳动力，去从事压榨和剥削；也正是在“一人一票”表象的掩饰下，有钱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被抬上执政掌权的宝座。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这种所谓的平等权利，实际上只是一切人都拥有“在桥梁底下睡觉”的平等权利而已。所以，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说到底，是由金钱决定一切的、虚假的、伪善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其次，西方社会实行的三权分立、两院制，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防止权力高度集中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它们所体现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原则，更是对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但它们所体现的权力的多元行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又引发了各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扯皮和掣肘，使政治权力运行效力不高；西方社会实行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更使其各政党只代表部分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不仅不能完全公平地对待其他社会力量，甚至会把制衡和监督变成各政党相互间的攻击与掣肘，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全社会整体力量的凝聚和发挥。应该说，对于西方社会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和弊端，福山本人在后来也是有所认识的。例如，在2010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他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却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社会思想的两极分化和僵化，造成政党尖锐对立的局面，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扯皮，政府体制的分权制衡使政府决策僵局无法打破，重大决策无法作出， 或实施困难”；“美国人今天对自己制度优越性的迷思，造成制度惰性和思想僵化， 无法应付变化了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也会导致政治衰朽”。在2011 年1 月17 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劝诫美国朝野说:“如果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法弥合，国家治理无力，那么，美国模式就无法被世人看好。”既然如此，福山“历史终结论”中所谓这些弊端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原理本身的缺陷”，而是“自由平等原理尚未得到实现”所造成的说法，还怎么能够站得住脚呢？

如果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像福山“历史终结论”中所吹嘘得那么完美的话，在那些拷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更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一个获得成功的。例如：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试图建立西方模式的民主，为此，它首先实行了完全的私有化，结果是国家财产遭到了大抢劫，使10%的最富有者和10%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 年的4∶1 提高到2010 年的41∶1，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苏联解体后的10 年中下降了52%， 工业生产减少了64.5%， 农业生产减少了60.4%， 物价上涨了6000 倍。

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情况与此类似。它原以为只要实行了多党制、私有化、言论自由，它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20 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再来看印度，它在世界上素有所谓“最大民主国家”之称，美国更把它当作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橱窗”。然而，在这个有12 亿人口的国家里， 最富有的100 名印度人所拥有的资产规模， 相当于印度GDP的1/4，而其8 个邦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则超过了2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数的总和。印度著名作家罗伊说，在印度3 亿新兴中产阶级的身边，有8 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农民， 有每日生活费不足50 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还游荡着25 万个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7]

至于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举措推行的输出民主战略，更是造成世界上矛盾、纷争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在不具备条件时强行嫁接竞争性民主模式， 轻则会造成贿选、政府功能紊乱、国家发展动力不足，重则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和对立，甚至酿成流血冲突。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传播民主》、《输出民主的危险》等多篇文章中指出，传播民主、输出民主战略认为，西方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标准化模式， 能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 能把美国当作有效的模范社会去改造世界， 但那是一种低估了世界复杂性的危险想法。如果一国用强力去改造世界，只会造成时代的野蛮化。20 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机构，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他国的社会变革。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上述不同国家里的不同遭遇，清楚地说明，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并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对于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在人类社会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忽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多样性、条件性、内在性，是不行的。2012 年2 月23 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曾发表沙伦•贝格利的文章，强调文化差异的根本性，认为“诸如人权、民主等普世概念可能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因此，把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奉为人类历史中普遍的发展方向，所反映的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霸权主义行径而已。

2010 年3 月22 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的《民主是如何消亡的》一文， 指出美国自由之家2009 年的报告中称“非洲、拉美、中东和前苏联40 个国家”的民主衰落了，举行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量跌回116 个， 是1995 年以来数量最少的。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20 世纪90 年代出现的年轻民主国家的早期领导人对民主的狭隘理解，不仅歪曲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还使公众疏远；他们开始厌恶这些看起来与其前任一样，对公众福祉不闻不问的民主人士。二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将伊拉克战争与促进民主联系在一起，玷污了许多人(尤其是中东许多人)对民主化的看法。三是全球经济危机也使民主的魅力下降，许多人认为经济陷入低迷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造成的。结果，几乎所有大洲的民主都在逐渐消亡。

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曾经说过：“在一个信息和技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所谓‘后工业经济’时代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会变得极不适宜”；“共产主义过去曾自封为是一种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形态”，[1](p.5)但在苏东剧变以后“却与相对的政治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上还仍然支撑着，但它已经不再产生一种充满活力并且具有号召力的思想。那些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现在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 正在捍卫着一种过时的社会秩序， 就如同君主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延续到20 世纪一样”。[1](p.40)

30 多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走出危机等无数客观事实，无疑是对福山上述判断和描绘的辛辣讽刺，使得福山不得不一步步地作出自我修正乃至自我否定。如2009 年1 月初，福山在答日本《中央公论》记者的专访时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福山在2010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 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中国政权的历史发展，认为“中国在公元前221 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统一中国时，建立了以个人能力而不是以贵族身份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制度，创造了一个有效的专制国家制度”， 他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并把中国模式的“强政府”拿来和西方的“软政府”模式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模式”的适应性强，能作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加以执行。2011 年5 月23 日， 福山在同英国《卫报》特约撰稿人史蒂芬•摩斯的讨论中，又承认“中国是一个真正令人着迷的挑战，一个高质量运转的政府”，“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模式”。在2012 年1—2 月号美国《外交》双月刊上发表的《历史的未来》一文中，福山又说：“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领导人成功地领导了中央集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向有活力的开放式经济转变的浩大工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中国的体制能够迅速作出重大而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

尽管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福山不得不对其“历史终结论”作出以上一些自我修正和否定， 对中国模式作出一些赞美，但他又始终认为中国模式由于“具有文化特性”、“对人权尊重不够”等原因，不能真正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因而在2011 年同史蒂芬•摩斯的讨论中， 他仍憧憬着“20 年或30 年后”，“自由民主制度很可能再次胜出， 这个极具变动和创造历史的时代证明了关于‘历史终结’观点的准确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这就说明， 福山还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根本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之类的问题上，正在人类文明史上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新路。

30 多年来， 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奇迹，首先是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政治上采取的种种举措分不开的，如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消人民公社制度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这些举措解除了旧体制对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束缚， 保障了人们的合法权利，扩大了人民的自由，鼓励和支持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自由活动和调配，从而使蕴藏在人民中间无穷无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喷涌出来。2011 年1 月16 日， 胡锦涛在访问美国前夕，在书面回答《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 强调指出：“中国在过去30 年里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其政治模式的正确性。”

当前，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体现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实现了民主的内容真实性和形式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仅仅局限于形式平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把协商民主纳入决策程序，使之和选举民主结合起来，从而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这不仅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扩展了民主的社会基础，而且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决策水平，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社会单纯实行选举民主所难以避免的缺陷。2010 年3 月10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发表宋鲁郑的文章指出：“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地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在2010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就注意到“西方领导人来到达沃斯时缺乏自信”， 反之，“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而言，中国模式似乎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模式的拥护者不像西方那样缺乏自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 其原因正如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所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建立到发展，迄今还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而，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运行机制以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等方面还不够成熟；而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毕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在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积累了诸如强调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及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反映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规律性内容，这些积极因素无疑可供我们在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以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完善起来。

福山再三强调中国模式的不可模仿性，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既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 也反对别国照抄照搬我们的模式，邓小平多次重申：“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p.2)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2](p.265)“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p.237)“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8](p.318)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1987 年4月，邓小平曾经展望到21 世纪中叶，当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就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1988 年10 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9](p.125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文明史上开辟的新路，同样具有世界意义， 因为它将用自己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事实把恩格斯所揭示的一条真理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一定会破灭：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定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 即共产主义”。[10](p.475)

[参考文献]
[1]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M]. 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全集(第3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毛泽东文集(第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印度]阿伦德哈蒂•罗易.谨防让印度的亿万富翁富裕的“井喷理论”[N].金融时报，2012-01-28.
[8] 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7期，摘自2012年第9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