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马，公民抗争的意义在说明：选举制度与程序不公平不自由不干净，因此必须改革，而不是要求民联继续玩吃亏的游戏。因为在国会选举中投票反对国阵的581万名选民不可能全部一起示威，大集会也不可能频密举行，所以，公民抗争就不能局限于大集会，而必须采取更生活化的形式。

 

 

从黑潮集会到公民抗命

作者：黄进发

日期：2013年6月3日

505变天功败垂成之后，黑潮集会此起彼落，接连十场，人数从二万到十二万不等，让全世界看到马来西亚人不甘民主果实被篡夺的愤怒，连向来对国阵态度友善的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也在最近一期的报道中表示民意在民联这一边。

而最新的发展是，国阵主席纳吉宣布要成立国会特选委员会来监督选委会，也无疑承认：不面对选举舞弊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国民和解”。这也等于是承认，他在开票当晚定调选举结果为“华人海啸”，然后近一个月来双管齐下——一方面让《前锋报》等煽动族群情绪，另一方面让新内政部长查希和新总警长卡立阿布巴卡等鹰派对异议分子秋后算账——企图消弭公众对选举舞弊的抗议的策略，宣告失败。

社会出现两种声音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也在这一个月内也出现两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认为，民联应该停止街头抗议，至多只通过法庭挑战选举成绩，换句话说，如果法律诉讼失败，那就算了，乖乖承认国阵执政的正当性。打个比方，隔壁的同学考试作弊，还被被抓到了，可是，如果老师坚持否认他作弊，并宣判他考第一，你考第二，你还要吵什么呢？反正你也不是考满分，那就乖乖接受老师的决定呗，回去好好读书，确保你下次成绩满分，那么就算他再作弊也赢不了。

这种建议的依据是：民联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与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继续抗争，不如就认命算了，卧薪尝胆，克服自己的弱点，五年后再一决高下。这种声音不会告诉我们：民联克服了自己的弱点，是不是就不会输在选举改革上？这一次，民联得票51%还是在野，年尾选区重划之后，民联会不会赢了55%选票还是继续在野？一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认同国阵选举没有舞弊的说法，或者断定法庭一定能够给你公道，因而指责民联在诉讼之外继续抗争，其实就只是输不起。

第二种声音则认为，选举是国阵维持政权的幌子，就算民联再努力五年，也赢不了，所以，民众不要让舞弊的国阵窃取选举成绩，就唯有上街一途，用2011年阿拉伯之春或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的方式，以民众大规模、长期集结的方式瘫痪政府，让当权者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拱手交出政权。引用考试作弊的比方，解决方案就是罢课，逼作弊的同学承认失败，或者逼老师同意重考。这种做法当然可以是和平的，如果民意压倒性支持抗争，因而让当权者没有负隅顽抗的条件。

2010年10月5日，当50万人从塞尔维亚全国各地涌进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选举舞弊时，下台就会面对战争法庭的独裁者米罗塞维奇没有选择玉石俱焚，因为塞尔维亚只有700万人口，50万人示威，就是每14个人就有1个上了街头。然而，如果示威群众只是人口中的少数，而当政者选择武力镇压，那就走上了流血革命的道路。

最后一次黑潮集会前，一些集会领袖慷慨发言，主张以示威推翻政府，然而，民联立即划清界限，把黑潮局限为抗议而不是革命的前奏，显然是认清春天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的事实。

否定政权正当性

然而，在认命与革命之间，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其他选择？当然不是，第三条路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或译“公民不服从”运动；甘地称之为civil resistance），以和平的手段否定政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

虽然国家的最后基础是武力胁迫，然而，完全以武力治国，统治的成本就很高，既要监视民众有没有造反，又要能够有效惩罚造反者。因此，一般政权的维系其实非常依赖其正当性。如果民众不与政权合作，政策法令就不能有效通行。只要越来越多民众不把政权放在眼里，起义就迟早会发生。在一些国家，政权可能已经失去正当性，但是，民众不敢反抗，因而政权得以凭恐惧继续。

“公民抗命”因此有两个要点：第一，公众用非暴力手段否定政权的合法性；第二，公众愿意承受行动的后果。因此，阳奉阴违、匿名信、没有人认账的涂鸦都不是公民抗命，因为当事人不愿意面对后果。公民抗命在特定形势下可能会出现肢体冲突的结果，但是，公民抗争决不能以肢体冲突为手段。

一个抗命的公民不能以暴力威胁他人，却愿意承担国家或其他方面的暴力后果，以血肉之躯对抗争后果的承担来否定对方的道德制高点。1848年，最早身体力行“公民抗争”并化为论述的美国思想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宁可选择坐牢也拒绝纳税，以牢狱的代价作为他反对美国政府以纳税人税款维护蓄奴制的道德武器。

半个世纪后，甘地在南非为印侨权益抗争时就借用了梭罗的这个概念，并继续以此推动印度的独立运动。印度民众的非暴力抗争手段让使用暴力镇压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失去了正当性，无法为殖民统治找任何道德藉口。20年后的美国黑人运动、40年后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都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用非暴力手段让原来的政治体制失去正当性。

巫统今天的形象与政治暴力脱不了关系，但是，在1946年，巫统反对“马来亚合邦”（Malayan Union）的手段却是“公民抗命”。马来精英与群众把白布带绑在宋谷冒边缘以示戴孝、马来官员抵制官方活动，这两种温和的抗争方式，最后让英国殖民地政府低头。

就像18年后美国肯尼迪总统说的：“如果和平革命无法成事，那么暴力革命就无法避免。”英国人知道，如果马来社会对马来亚合邦的和平反对受到漠视，最终激进派就可能会压倒温和派，以更激烈的方式斗争。

蓄势不发的革命

从策略的角度去看，虽然抗争者本身不使用也不鼓励暴力，“公民抗争”其实是通过组织公众，以非暴力手段警告当政者：拒绝向和平的民意妥协，最终可能将付出更大的暴力代价。

2010年塞尔维亚能够和平变天，其实是自1998年以来一个非暴力青年组织Optor！ （“抗争”）领导的公民抗争的成果。如果当时当权者未能审势度势而选择镇压，那么公民抗争大概就免不了为暴力革命所取代。就这一点而言，“公民抗争”其实是“蓄势不发”的革命，让社会可以在不需要认命也不需要暴力革命的情况下推进改革。

让政权垮台的大集会固然能以公民抗争的形势发生，公民抗争往往是更久远更深刻的斗争，而不是一两场大集会。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的公民抗争典型，不是1968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传世演讲的华盛顿百万人大游行，而是1957年罗莎巴克斯（Rosa Parks）宁可被捕也不愿意再容忍巴士上黑白乘客要隔离的规定，以及1960年四名来自北卡罗来那农业与技术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在一间餐馆“白人区”静坐不去。这些民权运动的先驱以身试法，挑战不合理的公共秩序，让公众不能再假装一切可以继续。

更生活化的抗争

放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公民抗争的意义就在于说明：选举制度与程序不公平不自由不干净，因此必须改革，而不是乡愿地要求民联继续玩吃亏的游戏。因为在国会选举中投票反对国阵的581万6878名选民不可能全部一起示威，大集会也不可能频密地举行，所以，公民抗争就不能局限于大集会，而必须采取更生活化的形式。

净选盟在5月6日后要求国人至少穿黑衣一个月以抗议选举舞弊，其实，这抗议可以在6月5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每天穿黑衣，那至少可以选定特定日子，譬如说每周两天或三天穿黑衣，提醒自己也提醒周遭的人继续抗争。

公民抗争要能持久，抗争者必须看到希望，看到雪球越滚越大，而不是越滚越小，以生活中一点改变来互相支援取暖：我们是多数，绝对不必感到孤单寂寞，不必气馁绝望。

波兰在1981年年尾实施军法统治，以压制团结工会，国营电视台的新闻每天都在重复官方新闻，热爱自由的波兰人都很愤怒却不知如何表达。1982年2月一个冬天的傍晚，首都华沙东南100公里外一个叫Świdnik的小镇里有一个人对着电视新闻，感到忍无可忍，站了起来，把电视机推到窗口，面向户外，自己去散步。

数天之内，整个镇上3万人，每天到了7点半的晚间新闻时间，都一样葫芦，电视面窗，出门散步，有人甚至用鸡公车推着电视机散步。因为傍晚散步没有违背军法， 当局把戒严时间用晚上10点提早到7点，结果，镇民选择在下午5点半新闻时间散步。这个抗议举动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城镇，包括华沙。一个Świdnik镇民解释：“人民与政权的每一个接触，都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军法统治的反对，而每个人可以采用自己的方式。”

公民抗争的政治议程

公民抗争要成功，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政治目标。甘地、马丁路德金、团结工会、Optor！ 都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公民运动要怎样一面回应望治的民心，一面高举抗争的义旗？

一个合理的议程或许可以是；第一，把纳吉政权定义为“延长性的看守政府”（extended caretaker government），可以给予最基本的合作，而不必承认其正当性，进而承认选举结果；第二，要求国阵与民联分享国会权力， 朝野共治（power-sharing via parliament），既确保纳吉政权不能违背民意施政，也为它提供正当性基础；第三，第13届国会的最主要工作是改革选举制度与程序，以便在两三年内重新选举。

如果黑潮变成全民性、持久性的抗争，那么纳吉、巫统就没有选择必须和安华、民联坐到谈判桌上。这样的斗争，需要的就不是吹响vuvuzela的激情，甚至不是面对催泪弹与水炮的勇气，而是愿意深耕基层、扩大民主意识、传播选举改革议程的承担。

明天是波兰“圆桌会议”后民主选举的第24周年纪念。1989年，在“圆桌会议”上解除僵局。双方最后同意局部改革，众议院35%议席公开让团结工会竞争，其他65%则保留给执政党，让后者可以继续执政；另外设立的参议院则全数100席公开竞选。结果，团结工会在完全没有掌握媒体的劣势下，竟然赢得开放竞选的35% 众议席的全数，以及参议院的99席，最后一席让独立参选并且买票的企业家突围而出。在选举中完成波兰的和平过渡。

 “你不推，怎么知道墙不会倒？”谨以这句在网上看到的话，与所有为505挫折扼腕的朋友继续共勉之。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曾任私立大学讲师，目前是槟城研究院全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