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对各种目前无法取得一致的观点,不妨记录在案，让历史去评判。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世界革命高潮冲击下的砂拉越儿女，与时代俱进，在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中尽了力!  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男女志士们安息吧! 我们及后人将永远怀念你们！

 

砂拉越反帝反殖志士
黄纪作从宪制到武装的斗争历程
（ 扬声 08-02-2023 ）

在砂拉越反帝反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出现了一批有志之士，其中包括砂拉越解放同盟、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黄纪作。
2023年 2月 6日，黄纪作逝世，享寿积闰 91岁。

关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砂拉越局势的人，应该会知道黄纪作。

他在领导砂拉越学生运动、参与政党宪制斗争和从事武装斗争的历程中，是一位风云人物。
黄纪作，客家河婆人，1936年出生于古晋，在晋连路 29哩中华公学毕业后，1950年到古晋中华中学读书。他是学运积极分子,也是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955年他和文铭权等人领导中华中学学生3.30大罢课。

1956年，黄纪作高中毕业后按照组织的要求到石隆门模西（Musi）中华公学教书，因殖民地教育部不批准注册，只教了二十多天就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转而到古晋三里真光学校（SunnyHill）念英文 7号班，一年后毕业，进入 StJoseph’s中学念 8号、9号班，毕业后到杨国斯律师馆工作。后来，杨国斯介绍他到王国华律师馆。

1959年，人联党成立，黄纪作就转去人联党工作。黄纪作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二届常委会时，担任助理秘书长,负责组织的职责。

1962年 6月 22日与文铭权一同被殖民地政府逮捕,并选择前往中国。被捕者还包括王馥英、雷浩莹、陈绍唐、阮春涛和沈钦炎，他们都被驱逐到中国。

1963年 3月，黄纪作与文铭权一起由印尼雅加达辗转到西加里曼丹，参与领导武装斗争。

1963年年尾，前往爪哇接受军训。

1964年建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a Rakyat Sarawak,简称 PGRS)。

1965年砂拉越解放同盟改组,他担任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政治局(砂拉越东部)第一书记以及北加里曼丹人民军(Pasukan Rakyat Kalimantan Utara,简称 PARAKU)主任兼政委，在砂印边界一带活动。

印尼在 1965年发生“九卅事件”，苏哈多夺得印尼政权，局势完全改变，游击队面临双面夹攻。1968年，游击队撤回砂拉越，黄纪作带领部队，转战于砂拉越第二、三省和印尼接壤的边境。

1972年，黄纪作回到砂拉越境内活动，在第二省边境一带活动。

1973年 10月，他代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与砂拉越政府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谈判，达致《斯里阿曼和平协议》、签署谅解备忘录，大致上结束了为期十年的武装斗争，共有大约 580名游击队员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黄纪作重返社会后，却因为没有公民权，谋职不易，只得在老家晋连路 29哩一带割树胶维生，后充当小贩经营猪肉生意，进而兼营养猪业。七年之后，获得公民权，便转行从事保险事业，生活开始稳定，数年后专注销售业务，大约在上世纪末退休安享晚年。

作为领导砂拉越革命斗争的重要人物，他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深受关注。他走出森林后，曾经对几项重要课题表达了他的看法，至少在针对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兴起、宪制斗争、武装斗争、和平谈判和纪念牺牲战友等事项，都有说明。可参阅他接受报界的访谈录、战友的文章、《斯里安曼谅解备忘录》、《志士们牺牲的时代背景》、《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黄纪作、贝文对、黄纪晓对三个历史问题的意见》和黄纪作接受新加坡学者成国泉的访谈录等文章。

黄纪作参与砂拉越反帝反殖运动前后二十多年，他的事迹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先引录新加坡学者成国泉在 16年前（2007年 1月）采访黄纪作时所作的记录，原文约两万余字，以下是其中的片段：

黄纪作在接受采访时说：

....... 可以看出从 3.30到文莱人民武装起义，才 7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 的民族工作还开展的不是很好，真的是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老文才会在 美里见汶莱人民党高层的时候跟他们讲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甚至下过 结论：即使是今后一、二十年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具备搞武装的条件。谁 知道汶莱那边一起义，我们就劈劈啪啪的跟着搞（武装斗争）了。

老文在 4月的时候，在美里跟文莱人民党讲那番话，林和贵就在 12月做武装斗争的决定。组织的观点不是那样，那个时候的看法是说不否定武装斗争的可能性，怎么可能在 8个月后时机就已经成熟了？搞武装斗争的条件根本就是不成熟的。这样搞肯定是失败的。我知道这些情形，打了十年以后，根本打不出局面来，民族工作没有发动起来，还能够不找其他的出路？所以我跟政府的和谈是有根有据的，不是说一时兴起，或是一时碰到困难，就来和谈，不是这样的。

因为从开始决定武装斗争，从武装斗争当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发现根本就不适合搞武装斗争。（砂拉越解放同盟）最早的时候是文铭权、王馥英和我（核心领导）。后来加入郭伟忠、林和贵、林永伦。林和贵是郭伟忠以后才进来的，应该是 1956/1957年。盟的政策都是由这个领导小组，经过讨论而做出定。……。当时就是有扩大一点‘民主’了。当时虽然是参加领导小组，不过也没有说这个就是中央。没有制定正式的职衔，不过有分你是搞工运的、你是搞地下的、你是公开的，就是这样。

我是负责公开政党的，别的我也没有太多去管。林永伦是负责农运的，林和贵负责工运。文铭权负责主编《新闻报》。

3.30罢课的时候，就学习了统战的策略。3.30就是在统战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后来到社会上也是这样做。不管你是搞学运、工运、政党，都有涉及统战的策略，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社会上各种派别的人我们都争取，只要他是反帝反殖的，我们都争取团结，只有这样力量才会大。好像我们争取王其辉、杨国斯，这算是一种统战，因为他们的利益跟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目标有时候也是跟我们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我们都争取他们。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这是毛泽东讲的：
在一定的程度下，给他们适当的斗争，不过如果他们乖离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就要斗他，适当的斗。像在人联党里面就发生过几次，他们要‘清党’要把我们清除出去，结果我们经过田绍熙（他是代表左派的；杨国斯是比较中间派的；王其辉是比较右派的）跟他们讲：“你要清党？是你清他们还是他们清你？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人多，不管是代表大会，还是中央（委员会）都是我们人多。所以王其辉就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抓不住啊！”（福建话）这些人势力越来越大了，管不了了！

组织人联党之前，杨国斯跟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尝试过组织政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地政府已经举行了一些市议会的选举，这些人士想组织政党来参加选举，所以当时就已经有这种想法、要求。但是由于他们跟中下层群众的联系非常薄弱，所以好几次都组织不成。我们盟也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分析的结果：1959年应该是适合的时机。

盟的政策就是要通过组织政党来突破形势，带动整个局面。所以就应该跟杨国斯、王其辉这些人合作。因为他们本来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开始活动，而我们也是尽量去支持他们。

当时像黄增庭这些人我们还不大认识，知道他们也要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所以他去找田绍熙，找老文，这些都是比较直接的问题。

人联党成立以后，我们就调动盟的力量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其实盟的目标也是反帝反殖的。希望实现建设一个民族、民主的国家。我们当时社会的发展，还没有条件谈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习社会发展史，认为生产力决定我们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提出太左的主张。

至于跟王其辉、杨国斯又团结又斗争，只要他们还是有反帝反殖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会放弃他们的。他们要开除我们也没有这个可能。

其实人联党的古晋支部，就等于是总部，它不单是支部而已。王其辉也讲过，这个是 Headquarters Branch。就是说差不多是总部了。而我又是助理组织秘书、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所以我在党里面的职务是相当多的。其他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搞活动，我是受薪的，是全职搞政党的，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组织支部、组织分部、到全砂各省份去，我也都能够去，配合当地的情况。比如说到了诗巫、美里、我们就配合当地的左派人士，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左派的，所以很容易配合。地方上的‘O’或者盟员知不知道我们是地下的领导，我看他们是心中有数。而且我们讲的话也是很小心的，根据组织发出来的指示去讲，他们看到组织内部文件的内容，跟我讲的话一致，应该就心里有数了。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指示，因为当时的大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提高大家的政治意识，反帝反殖。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我们都尽量争取去团结他们。在这当中，特别注重民族工作，尽量团结他们。

英殖民政府其实之前也有提过要把北婆三邦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殖民统治是不能永远搞下去的，已经到了要放手的时候，那么放手的时候怎么办，怎样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就提出三邦联合。后来可能是跟马来亚的东姑谈判以后提出了大马计划。我们认为这是从英殖民主义的手上转到吉隆坡的手上，对我们来说还是殖民地。所以我们当然就提出反帝反殖反大马。

（1961年）政府通过居住地限制法令，这个法令让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很大的聚会：追悼民主死亡大会。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不久后，殖民地政府就把这个法令用在我们头上。

因为人联党活动了一两年之后，它的支、分部已经遍布全砂拉越。我们要组织一个重要的聚会，深思熟虑，大家取得一致之后，传达下去，一起发动其实是很容易的。外省当时不可能派太多人来，因为太远，主要是经费的问题。反而是民族方面，我们都尽量去发动。我们必须要提供交通，提供住宿，还有吃。

不过我们在搞人联党大聚会的时候，我经常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要把要求定得太高，要比较能够让群众接受的目标，从群众能够接受的水平，慢慢提高，不能够脱离群众。我们一直有强调这一点。象三周年纪念，我看有两三万人来参加。

我们的形式是很多样化的，甚至有发动各个支分部收集动物，搞一个动物展览：狗熊啦、猴子、刺猬、各式各样的动物都有。这些就是我和我公开工作的小组的主意。这些活动很受群众的欢迎。它不只是政治聚会，还有好看，有得参观，还有点娱乐的成份。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文娱活动，又有好玩，又有戏看，又有东西参观，群众都觉得很值得，就是从这样比较低的，群众可以接受的水平做起。他们来了就是代表我们的一股政治力量了。当时如果单是靠反殖民主义，群众来了，枯枯燥燥的，他们可能来了几次以后就不来了。

当群众发动的越来越多以后，政治部就开始很注意了。所以当时我们要搞三周年纪念之前，政治部就一直有联系我们。要检查我们车辆底下有没有隐藏武器，以防我们暴动，他们开始有这样的防备。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的，只是以和平的聚会展示群众的力量。

人联党对民族群众就有特别的小组来招待他们，就是组织已学会民族语言的干部跟他们接触。

人民联合党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只好租场地，后来就跑到现在人联党的总部，我们动员田绍熙、刘意礼、我，去看那个地方，看了觉得不错，价钱合理，几万块钱，就决定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就要筹款。我就作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拟订好，我说我出一个月的薪水，不过是 60块钱，那么你王其辉呢？你能够出多少，一个月的薪水？当然是太多，他们的薪水很高，王其辉几千、杨国斯多少啦，大概就可以筹到我们要的数目，都是党领袖自己先募捐。这个名单我们列好了以后，交给王其辉和杨国斯看：“你们同意不同意？”他们都是提出一些小的修改以后就通过了。我们要求也不过分，也是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当然还有各省的筹募工作，都是由他们自己执行。当时发动筹募党所经费大家都很热情，所以很快就搞成了。我们那个时期都是自
己掏腰包的，党员也是自掏腰包，做工也是义务的。

决定武装斗争这件事情，老实讲，当时我们不大知道。只知道当时有很多群众、很多人到了边界，既然群众都动起来了，我们就不能站在后面指手画脚，争论对还是不对。我们就要站在他们的前面，领导他们前进。这个是列宁讲的话。当群众行动的时候，你不是站在后面指手画脚，而是站在前面领导斗争。就算是错误，失败也可以减少，也可以减少损失。

……当时已经不能够退了。我是一直认为我们是被逼上梁山。因为文莱起义，政府大批的抓人，结果大批的人跑到印尼，不得不搞武装。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我没有想到林和贵后来承认说是他决定发动武装斗争。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黄纪作对在砂拉越进行武装斗争的看法，本文再引录黄纪作 2007年 2月在晋汉省友谊俱乐部编印的《浩云亭落成纪念特辑》发表的《志士们牺牲的时代背景》文章中的片段：
……

★公开政党的成立推动反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激励下,1959年 6月 4日，砂拉越首个政党—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了。它一成立就在全砂各地组织了数十个支、分部，使秘拉越人民反帝反殖的队伍迅速壮大了起来。更可喜的是，在公开政党的配合下，民族工作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新闻工作方面更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当时古晋的《新闻报》、诗巫的《民众报》、美里的《砂民日报》和古晋职工总会的《向导》报等更成了群众进行反帝反殖斗爭的旗手，鼓舞着群众的斗争热情。

★汶莱人民的武装起义

正当我们倾全力动员和组织砂拉越人民遵循宪制途径，通过议会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之时，汶莱人民党在选举中大胜却不耐烦再继续进行议会斗争。在我们获悉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具体行动时，文铭权特地前往会见他们,要求他们放弃或延慢进行。

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尚未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

1、民族工作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2、我们的对手是老牌的英殖民主义者,老奸巨滑，老谋深算。

文铭权曾经指出：“纵观当今世界，有那一个前英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是通过武装斗争而取得政权的?” 在危急时，他会扶植傀儡上台并故意留下一大堆难题以便他们换个方式继续控制,

3、我们国小人少，民族复杂。阶级矛盾尚未激化，民族资产阶级尚在形成的阶段。我们不否定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积极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

当时砂拉越的政治部实在不识时务，硬是把我们捉了起来，使我们不能继续说服汶莱人民党，否则的话，也许我们又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使汶莱的武装斗争取消或延后爆发。

汶莱人民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如制作军装等是相当公开地进行的，老牌的英殖民主义者不可能不知道。难道是他们故意让其爆发，从而一举扑灭汶莱的革命力量？

★十年的游击战争

北加里曼丹的武装斗争是汶莱人民党率先进行的，是马来民族先搞武装而不是华族。但是，一旦群众已走在前头，我们是站在背后指手划脚呢?还是站在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于是我们毅然领导群众进行了十年的游击战争。在和谈过后，一批朋友还继续坚持留下来斗争达 16年之久。

北加里曼丹武装斗争的总共是二十六年。
我们问心无愧，往事值得回味！

★和平谈判的时机和策略

在北加里曼丹的武装斗争长达十年时,国际大气候已开始转变了一段时间了。这时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堡垒已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国正站第三世界的立场，积极争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这是外部条件。

在我们内部方面.其他斗争形式严重被削弱，逐渐地出现了只有武争一种斗争形式的局面。这是对我们极端不利的。民族工作也面对严峻问题。在当局高压政策下，民族群众动摇、通敌，使我们牺牲了不少优秀的民族干部。当局以少量金钱雇佣民防部队带路进攻我们，我们反击的结果,民族青年死伤的人数势必与日俱增。他们的青年死伤越多,我们就会越孤立。这种恶性循环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的部队在老化和分化。 因此非常有必要全盘的考虑问题，以便使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而让其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武装斗争无限期地拖下去，是不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的。就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我们争取和平谈判。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对各种目前无法取得一致的观点,不妨记录在案，让历史去评判。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世界革命高潮冲击下的砂拉越儿女，与时代俱进，在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中尽了力!

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男女志士们安息吧! 我们及后人将永远怀念你们！

黄纪作在 2023年 2月 6日去世，享寿积闰 91岁，2月 9日出殡，安葬在晋连路 26哩华人义山。砂拉越反帝反殖代表人物——黄纪作为砂拉越的争取自治独立努力奋斗的一生，就此走入历史。
（2023年 2月 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