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ICERD（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马来西亚为何应该批准的原因。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成立于1969年，旨在促进人类的共同价值，以维护和平与繁荣。它还旨在减少并最终消除因种族歧视而在世界各寺产生的冲突。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这项国际公约在采用时，有三个主要国家（澳洲、南非、印尼）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他们最终都签署了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采取法律措施，废除了建基于种族歧视的民法。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有一百年。”他还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联系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毛主席预见在百年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很可能的。中共在十九大中提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令人预感本世纪中叶很可能再呈现新的世界社会主义高潮。
从中国的现状看，它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同美欧国家相比，差距的已经不是很大，有的更超越了，这证明中国正迅速走向复兴。从中国已经提出和坚持“和平发展，不称霸”的战略国策，不仅关系中国，也关系到世界的幸福发展。中国对世界还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同体，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互相尊重，公平正义，互助共赢）和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路线。这些治理的政策，也证明中国现在迅速走向复兴，而且也正领导着世界人民走向和平发展幸福的光明大道。 现在中国正迅速走向复兴，这是趋势，这是方向。
阿邦佐哈里在立法议会的演讲，痛批政府自1966年至今在总额1.1兆拨款，砂拉越只获7.9%，共790亿令吉拨款，及强调砂拉越人要守护砂拉越，要发展砂拉越就得靠砂拉越，试图推高砂拉越人的本土意识。尤其砂希盟目前在协助砂拉越索权的努力上未见有积极态度和成效，承诺也一再跳票。对张健仁在7月12日 提到砂希盟曾献议要给砂20%石油开采说，阿邦佐哈里在事隔4个月后首次开腔说明，当时他已说明砂拉越要的是百分百的税收。阿邦佐哈里谈话中也凸显一个重点，即要谈自主权就要得先寻求经济上的独立。
现在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的金融定时炸弹。美国的虚拟经济是美国实体经济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所以如果让西方投机资本冲击中国金融市场，中国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会把几十年里面累计的资产报销掉，就跟当年美国资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廉价收购韩国大企业，几乎是免费收购东欧的企业一样，所以中国对这要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我们学大禹治水，不是修坝而是分流，把稳定的资本都引到中国来，那不稳定中心在哪？让纽约当不稳定中心就好了，把不稳定资金都倒冲回美国...
“H”或“K”意味什么？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字母，是象征参组伙伴的重要身份。因为这个“H”或“K”，东马人在全马各地出入自如，可不受约束选择在全马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没有了“H”或“K”，入境东马有90天的限制，要来东马发展得向其他国籍的人士一样得先申请工作准证，有了工作准证还得每年至少出境一次。砂沙人岂能有不知利害关系的道理？砂政府明年准备给予砂人更多的福利，不想错失享有福利的机会，还得先查查大马卡上的“K”还在吗？
马来人主权观念不存在于伊斯兰，也不存在于马来人的宪法和歷史。因此，一些政治人物拒绝接受这观念，如已故的（伊党领袖）聂阿兹、（公正党领袖）安华、旺阿兹莎、首相马哈迪等人。其次，马来人主权观念是由巫统领袖阿都拉阿末于1986年发起的政治宣传。从那时起，它就成为了巫统面对敌人时的政治资本。第三，从认知而言，这观念衍生种族主义，把非马来人视为奴隶；或者至少產生了基于种族差异的种姓制。事实上，这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
若以东马的角度评估预算案，厚此薄彼的现象立马显现。砂获 43亿4600万令吉，仅占%，反观沙得50亿900万令吉，差距七亿多令吉。为什么联邦厚待沙巴？ 这当中离不开，沙巴属于希盟执政州属的缘故。砂希盟主席张健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夕，信誓旦旦表示，东马会获得30%的拨款，但最终的结果是东马整体获得不到20%的拨款。这是不是反映东马的代表在内阁的声音是相对微弱？ 还是被“牺牲”？ 对此，希盟领袖选择有默契似地集体沉默。另一边，砂大手笔预算案公布，受惠的是砂人民，人民乐见其成。
“捍卫砂拉越权益” 、复邦和复权等等议题可以是砂盟的一张王牌，也一样可以是希盟中央政府还按在胸口的一张犀利的好牌。问题是，砂盟这张牌怎麽打？第一，砂盟不是力争更大的行政权、自治权吗？在争取的过程中，何不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权力对砂州党政制度作出能力范围所及的改革？这个改革可以让砂盟体现出它的确不再是国阵，也不同于希盟，毕竟希盟在很多执政的大前提上走不出国阵的老路。
Cobbold
the Cobbold commission took cognizance of Sarawak’s petition in 1959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who gave assurance that it was implicit in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tha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ould not surrender f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rawak until they were satisfied that the people as a whole were able to play their full part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and on pursing this goal would not lost the best interest and the desires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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