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放的作品也许被看作充满浪漫的小资情调,但作品人物反映了一个跟大时代的信仰的女性,是从那一天起,像不由自主地给甩上另一条路上,而且尽最大的勇气穿过黑夜,为的是要看尽头是不是有一线曙光显现。那是我们的信念。一直如是。
如果徐伯母这番话能代表作者的思考,《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传达了作者梁放对当年斗争的基本肯定,后者则对人心因时代而改变提出了些微的抗议。梁放的小说,在现实的砂拉越政治斗争史中,都不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是人们不晓得,时代是否真的已经过去。
“几乎是一种诅咒,我们并没有逃过那种非常时代给摆弄了一番的命运。”这是砂拉越作家梁放最新小说中的一句签语,也隐隐揭示了婆罗洲这块土地的诅咒。
从历史角度看,它一开始是汶莱王国的属地,然后落入布洛克家族手中,詹姆斯布洛克在汶莱王室之间的斗争中取得砂拉越,遂被任命为拉者。之后经历日据时期,战后它又被“渡让”(一个奇怪的历史名词)给英国,形同被卖身,两度转手,最终莫名其妙加入马来西亚这个大家庭。
此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基本体现了这样的过程:从属→被占有→被蹂躏→随意转让(贩卖?遗弃?),乃至最终被收编(收留?)。凡此种种,历史教科书始终未有说明,或许只有婆罗洲子民方最了解。
无法回避左翼抗争
李永平接受访问时,就一口否认他是马华作家:“我不喜欢马来西亚,那是大英帝国伙同马来半岛政客炮製出来的一个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印尼,唸高中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马来西亚的公民,心里很不好受,很多怨愤。”
在“马来西亚”框架内,砂拉越长期的主体缺席,不要说像李永平这些长期在“异乡” 迫迌(音近“剃头”,闽南语发音)的不在场者有这种感觉,在地作家的感情也并不容易理解。如前所述,它不断被切割、肢解、重组的历史与记忆,在砂华文学中无不隐藏着这些符码,只待解剖。其中不可回避的是婆罗洲华人先后经历的脱殖与反马来西亚斗争,尤其是1946年已降的抗争,成为砂拉越华人至今仍无法抹除的记忆。
这条鲜明的主线以1953年左翼组织——砂劳越解放同盟的成立为起点,到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整合,一直到1990冷战结束为止。无可否认,它与砂拉越华人史无可分割,也是民间记忆的一环,砂拉越作家始终无法逃避这些记忆,李永平和张贵兴的作品对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而梁放的“湮没”系列(及新作《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再度激起了人们业已忘却的记忆,与一些思考,也是作者对冷战创伤记忆的最佳诊断方式。
文学书写抵抗遗忘
梁放的两篇“湮没”系列文章分别写于1986和1987年。湮没系列原有七篇,发表屡因周折,遂在赴英留学前夕,横把其余五篇付之一炬。作为政治属性的马华文学,作家为身份的铭刻而写作固为主要原因,然而,在现实与理想的斗争中,马华作家仍无法摆脱更为沉重的包袱,即面对记忆的湮灭,因此抵抗遗忘势成一种必然。
譬如马来半岛69年的流血事件(史称五一三),马华作家纵使极力闪避,但华人心中这块伤疤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冲淡,作家们似也无法轻易告别那个年代,那样一种记忆。那段被刻意抑制的记忆在适当的时刻,势必被召唤、遥祭,以平复广大人们的精神。在社会活动领域,事隔64年的峇东加里大屠杀事件,最近再度浮出历史地表,证明时间并未把马来西亚华人的记忆冲刷贻尽。
在文学领域,近二十年陆续出现的所谓马共书写,即为最新一例。由此,抵抗遗忘成为一种手段,抚平创伤则成为目的。就目前情况而言,马华小说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书写(无论对马共或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基本上有三种态度:一是抱着戏谑与消费的态度,二是提出质疑、批评乃至否定,三是反思性的伤痕回忆。
小说抚平集体创伤
梁放的两篇“湮没”系列小说——《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与《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基本上以当下人的眼光,关照过往的事件与抉择而所作的思考。他的反思点到而止,你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历史意识不足,但他有言在先,他并非写历史与政治。这是他作为小说家极尽本份的表述,比起那些调侃、戏谑乃至恶搞的创作也许更诚恳。
梁放在小说中更在乎于历史留下的伤痕多过历史的胜败。他对事件或许有个人的观点与立场,但他总极力克制情绪,举重若轻。也许他的终极关怀是为了抚平伤痕(纵使伤疤结不了痂,如徐老伯因受惊过度而失忆,时刻活在幻觉中),以引起一种治疗,这又似乎超越了单纯的抵抗遗忘。
诊治苦难时代的人
此时,叙事者才惊觉,人们都选择把过去遗忘。“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是真的再也没有人要提起。偶尔话题一触及,一直留在园地里眼睁睁看着那一场灾难的老同学们,一个个会木着脸说:人都死了,还提她做什么?还有关于其他人的许许多多细节,大家甩个头,也不再继续。”(《玛拉阿妲》,页79。下引同著)对此,作者不无调侃写道:生活,我已明白,一定要往前看。回头,要招惹多少创伤。
问题是:往前看,谈何容易,集体的创伤能说忘就忘吗?梁放以他的写作预示了答案。作为政治书写本质的马华写作,真能拒绝面向历史,绕过创伤吗?梁放除了湮没系列留下的两篇,事隔二十多年后,其他残存的记忆依然时刻被召唤,其新作《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可视为系列之续。
为的是要看黑夜尽头的一线曙光
对于理想的斗争,梁放从叙事角度的转换作了不同面向的思考。最初是《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以成长后回到沿海小镇执教的青年的视角,叙述女教师刘桂叶在爱情前提下不得不然的抉择、坚持与牺牲,她的抉择也许是被动的,连带地作品也许被看作充满浪漫的小资情调,但作品中的人物实践了、坚持了,而在某些人眼中,女教师刘桂叶不过是一个跟大时代的信仰无关的平凡、卑微的女性。对于那个时代,作者有意作一总结,并为苦难时代的人们作一诊治:是从那一天起,我们给揪住了似的,不由自主地给甩上另一条路上。这是对人生整个意识的开始。人生,这即使不再有魔怪的黑夜,我们是尽最大的勇气与忍耐穿过它,为的是要看看尽头是不是有一线曙光显现。那是我们的信念。一直如是。(页78)
系列第二篇《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从旁观者全知叙事角度带出斗争付出的代价,无辜的刘妈先是被奸,后来因惊恐过度难产而死,留下两个孤女,长女丽珍与进步青年徐子捷结缡,然两人终也逃不过官兵的围捕,“拆了蓬的连罗华自街上游行回来,车上赫然是两具尸体。……男的仰躺着,向外垂的一只袖子,干硬了的血浆也撑不起原是虚空的内容。那个女的,头侧向一边,脸色白得透明,长而卷曲的睫毛下,那半闭着的双眼,潺潺不停地流了两道鲜红的血水。”(页95-96)徐伯父也因此惊吓过度而失忆。山芭、围篱、刺铁筋、牵牛花、地雷、枪声、尸首、拘留、审问……,面对这些风浪,作者淡定地娓娓道来。面对未拆除的围篱和刺铁筋,徐伯母出奇地比丽珠沉稳、淡定:留着也不碍事。那上面都是牵牛花,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看见紫色的一片。(页89)对于“由以往的激进到温和,再由温和到另一面伸展”的伍盛,后来化名钟可为,更中选为人民代议士,曾与之携手斗争过的徐伯母竟能漠然以对。透过叙事者身份,作者对徐伯母的心境作了剖析:换着她自己,要她重新来过,她选择子捷仍然活着。人老了,许多年轻时候的理想与抱负,真的已做不了准。伍盛,他或许也没有错。谁说这个时代的变迁不也要负一点责任?斗志,伍盛还是一样有的,只是已改变了方向而已。有人肯这样做,有人不,这世界,就是这般离奇,事实上,时代委实也不同了。(页103)
如果徐伯母这番话能代表作者的思考,《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传达了作者对对斗争的基本肯定,后者则对人心因时代而改变提出了些微的抗议。梁放的小说,在现实的砂拉越政治斗争史中,都不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是人们不晓得,时代是否真的已经过去。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