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53年,二百多位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兵”(多为泰国归侨),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当年就有不少印尼华侨青年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和祖国边疆,黄新聪(上图)老友写的《印尼西加‘华侨兵’》就是填补部份的历史空白。
参加抗美援朝的印尼西加“华侨兵”
作者:黄新聪(1952年冬摄于牡丹江)
北京印尼归侨作家林汉文先生近日来函称:“近读由辽宁侨联主编、全国侨联领导题写书名的
《铁血侨魂》(上图),颇有感触。此书记载了1951-53年,二百多位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兵”(多为泰国归侨),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也有奔赴边疆守卫国土前线,血洒祖国的海防边疆,为年轻的共和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遗憾的是,此书未见记载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印尼‘华侨兵’”。林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当年就有不少印尼华侨青年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和祖国边疆,竟然未见一人录入《铁血侨魂》书中。他要我写当年我们回国学习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历程,以“补充印尼‘华侨兵’历史的欠缺和空白”。
抗美援朝时期,究竟有多少印尼归侨参军,我无从了解,只能谈谈当年我自己的经历和所知道的西加里曼丹华侨学生参军的情况,难免挂一漏万,错漏之处,尚希当年西加归国的战友补正。
我(黄新聪 上图)是於1950年6 月初中毕业后,同坤甸振强中学、山口洋南华中学学生以及几位华侨青年共17人,由南华中学原教务主任、《黎明报》编辑廖文仲先生带队,于1950年6月25人离开坤甸回国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加第一批有组织有领导的青年学生回国团队。我们原计划同雅加达华校学联组织的印尼学生回国大队伍会合,经天津到北京。无奈,当我们搭乘的轮船“马鲁古”号于6月27日中午到达雅加达丹戎不录码头时,雅加达学联包租的邮轮已在几个钟头前启锚离开港口。我们只好等候下一班轮船。在雅加达逗留了20多天,7月15日终于搭乘一艘1000多吨的人货混载的轮船,离开雅加达经香港转赴广州。这艘货轮破旧不堪,据说是一战时期的军用运输舰。船上没有客房和床铺,大家都在货舱内或甲板上席地而睡,和船员一起吃着潮州糜(粥)和咸菜(船员都是海陆丰人)。由于船舱内空气恶劣,风平浪静时大伙都上甲板休息聊天,或开会学习、唱歌。船经北部湾时遭遇台风,全船封舱。货轮在狂风巨浪中飘摇,时而翻滚腾空时而摇撼沉海,几乎失去了控制。船舱内臭气熏天,大多数人都晕船呕吐,只好躺卧不起,听天由命。台风过后,风平浪静,蓝天碧海,海鸥飞翔,鱼儿跳跃,但大伙仍心有余悸,难有观赏此美色佳景的心情。经历了7天的海上飘泊,受尽了熬煎磨难,终于7月22日到达香港,住在香港一处归侨接待站,在那里滞留了一周后, 于7月29日清晨,从港岛搭轮渡过海,到九龙乘坐广九铁路列车,于当天晚8时到达广州。
当晚,由省侨务委员会接待处安排入住新亚大酒店。几天后,转到丰宁路华侨招待所等候分配。几天前到达广州的《黎明报》记者林德浩和振强小学教师许宜姿,振强中学学生许宜彰、许宜芳、吴炯文、吴妙音等也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或报考学校。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就是和我们一起回国的山口洋社会青年黄xx,因过不惯国内艰苦的生活,不辞而别,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印尼。大家都很气愤,还为此开会批判他贪图安逸,革命意志消退的思想,并联系自己实际,检查畏惧艰苦、留恋过去安逸舒适生活的思想,以坚定长期在国内学习、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在丰宁路华侨招待所住了半个多月,我们一行16人,或由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安排工作,或考入各类学校。其中,廖文仲老师被安排在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后调去台山县民政科任副科长);邓妙珍、洪秀枝、黄锐聪、黄春宜、郑南安(均为西加侨校、侨社教职员工)5人考入南方大学;王群策(《黎明报》职工)入读广州大学社会系;王群智(振强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考入省公安干校;黄璧聪、黄新聪(振强中学应届初中毕业学生)考进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周福源、苏哲风(南华中学初中生)、郭钧祥(振强中学初中生)分别入读初三和初二班;林雪痕(南华中学初中生)考上广州初级师范学校;廖文华回家乡揭阳读小学。先期回来的林德浩考入华南人民文化艺术学院;许宜姿考入广州师范专科学校;许宜彰(振强中学初中生)等四人入读省立广雅中学初中班。
我们为能入读中大附中而无限欣慰,在该校毕业、成绩优良的高中生均可免试升读中山大学。9月初,我们满怀憧憬,兴高采烈地踏入附中校园。但开学不到三个月,一场政治风暴冲破了我们的“大学梦”,改写了我们预先设计的人生历程。我们离开西加里曼丹当天——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不断扩大升级,美国侵略者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还封锁了台湾海峡。唇寒齿亡,国家危急,在这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作出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随即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军参战,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是挺身而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是麻木不仁,畏葸不前。祖国在考验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紧急关头,在中大附中学习的8名华侨学生全部第一批报名参军,这8人中除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高三毕业班学生未获批准外,其余七人都获准参军。他们是坤甸振强中学的黄璧聪、黄新聪、郭钧祥,山口洋南华中学的周福源、苏哲风,印尼棉兰中学的麦姓同学(名字一时记不起来)和马来西亚的叶维汉。在广雅中学就读的许宜彰、许宜芳、吴炯文、吴妙音等四人也获准参军。同时报名并获准参军的还有在广州大学就读的坤甸《黎明报》职工王群策。当我们踏上征途前,北京又传来喜讯,初中同班同学赖建华也在北京参军,已分配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
我们在广州读书期间,原坤甸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振强学校校长,时任广东省文教厅办公室主任的许宜陶老师,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极其关怀,经常约我们在星期天到他的住处,了解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我们排忧解困,并给我们讲解国内外形势。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他耐心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鼓励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军参干。一次,许宜陶校长还请他30年代中期在泰国教书时的学生、解放军空军某部副团长现身说法,讲述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成长过程,使我们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许校长的教育和鼓励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革命的信念和意志。
1950年1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冒着凌冽的寒风,登上北上的专列,第二天黄昏到达湖南省衡阳市,当晚入住衡阳机场附近的一处旧学校。中大附中130多名学生兵被编为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第五大队十三中队,在那里接受政治和军事教育。第二年的5月初又转到湖北孝感原中南军政大学校址继续学习并等候分配。七月中旬以后,我们先后踏上新的学习和工作岗位。黄壁聪被选调去北京第六航校学习无线电仪表,我被分配去牡丹江第七航校工作;之后,周福源、苏哲风、郭钧祥也相继分配去空军航校或机场学习或工作。离开孝感之前,得悉在长春空军第一预科总队学习的王群策已分配去东北空军某轰炸师干部部任见习助理员。
我们一行75人,于7月24日中午坐闷罐车离开孝感,一路走走停停,在闷罐车内困了三天,于27日清晨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换乘当天下午直达牡丹江的旅客列车, 7月29日下午到达牡丹江。这天,刚好是我回国一周年的日子。8月2日,我被分配去学生大队当文书。牡丹江航校原为东北老航校,成立于1946年初,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军战斗英雄和后来的空军领导人如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人都毕业于该校。此时,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在学生大队结束理论学习后,正在飞行大队进行飞行训练。我们为能来到新中国的空军摇篮——七航校工作深感荣幸。我在学生大队当了一年半的文书,于1953年3月调去校部——司令部行政管理科当文书,1954年4月调任校干部部见习助理员,一年后转为助理员。在七航校工作期间,于1952年12月立过三等功一次,1953年底被评为航校二等先进工作者。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尉军衔。
我于1958年5月转业,分配到《牡丹江日报》任国际时事编辑,1960年1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时事部主任,报社编委。1973年调回广东省工作,先后在《韶关报》和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任时事组长; 1980年初,羊城晚报复刊时调去该报任国际时事编辑,后任国际时事部副主任、主任。职称为主任编辑。1994年5月退休(返聘至2001年)。退休后经常为《羊城晚报》和印尼《千岛日报》、《国际日报》等报刊撰写国际评论和国际小品、忆旧文章、短小说等。
2005年出版自选文集《逝水留痕》(上图)。
堂兄黄壁聪1952年从北京第六航校无线电仪表系毕业后,分配去志愿军空军某歼击师工作,曾任大队无线电仪表员、特设师,大队和团机务主任(正营级)。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尉军衔。黄壁聪于80年代初转业,分配至广州无线电厂,任厂教育中心主任。王群策和周福源也在1955年分别被授予中尉和少尉军衔,他们在1958年前后转业至地方工作。
1952年夏,我在七航校学生大队工作时,从空军某预科总队调来学习无线电仪表的学员中,有一名山口洋南华中学的学生,姓吴,从他那里又获悉南华中学学生会主席李金泉也于1951年回国参军。2007年,在筹备纪念坤甸振强中学建校100周年庆典时,又查找到广州总工会退休干部、书法家吴茂松是1951年回国参军的坤甸万花港侨生,他在海军航校工作多年后转业地方工作,(吴茂松的哥哥吴利民于抗日战争时期回国读书,后在潮汕地区参加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部队,全国解放后在党政部门工作,曾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等职);我小学的同学廖怀实,1947年回家乡读书,1949年广东汕头解放前后参军,长期在海军舰队工作, 80年代转业后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厂长;1950年夏回国后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的黄春宜,后来也参加解放军海军部队。
至此,仅我所认识和接触到的抗美援朝时期参军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兵”,共有16人。他们是:坤甸的廖怀实、王群策、赖建华、黄璧聪、黄新聪、郭钧祥、许宜彰、许宜芳、吴炯文、吴妙音、吴茂松;山口洋的黄春宜、周福源、苏哲风、李金泉、吴某某(1952年在空军第七航校学习无线电仪表的南华中学学生)。据说,当年,西加里曼丹的上侯、松柏港、坤甸中华中学也有归侨和学生回国参军,因缺乏资料,未统计在内。解放初期,印尼每年回国的归侨数以千计,人数之多为东南亚各国之冠,抗美援朝时期参军的印尼“华侨兵”,肯定也为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