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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回忆 12:我在民族区的日子 4
在第三支队
我在人民军第三支队的军事营地,马罗河畔的日子,顺此一提。
我在第二支队打了骚扰战后,竟病倒了,一直咳嗽不止,当时敌情又紧张,因此领导决定把我转移到马罗河畔的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营地,希望我能在较安定环境下疗养身体,当时卫生员竟诊断我可能是患上肺劳病。慎重起见,叫我吃和睡都要隔离。
我的病情好转后,也参与抢收工作。在营地也做编草席,磨米谷等工作。当时人民军第二支队正副支队长和队员 40 多人也正在三支接受军政训练。我们接着投入建营房,准备军粮,狩猎等工作。当时我们曾捕捉整千公斤大鱼,被煎出的鱼油竟然有几个大乌油桶呢。记得当年稻谷也丰收,我们也种了许多南瓜(金瓜),我曾数过一棵竟然结了二十多粒大金瓜。我们拿金瓜来做金瓜糕,蒸整晚,像年糕一样耐存。我们又花相当多时间排练文娱节目,准备迎接国内第三省同志们的到来。
第三省由老洪带领的40多位新同志到达不久,我和新同志们参加种山稻和木薯。但是在10月1日,我们营地和附近稻芭面对印军的空军轰炸。10月4日,印尼陆军教导团(红帽兵)进攻我们较下游的旧营地(11.1营地)营地。这次,印军是来势凶凶,不断向马罗河上游挺进。
鉴于形势变化,领导上决定,第二支队队员分散进国内,人民军总部主任田石明也率领一批武配备较好的去第二省边区。洪副主任和铁军等也率领一批老同志和新同志回三省搞地方武装和民族工作去了。第三支队当时还留下近百人吧!
留在第三支的同志后来又再分几批进第三省和第二省国内去了。我在 1970 年初(前后逗留在马罗河三支一年半左右)也被派回第三省国内。
第三阶段:第三省国内的民族工作
在我进第三省时,敌我斗争已日益尖锐,在马印联合围剿下,边界的砂印民族在敌军血腥镇压和利诱下,部分土著群众动摇,出卖我们,同志们面临严重的考验。1970 年初,已有好些同志被民防队袭击流血牺牲。
西部在印尼边界双空和巴拔山活动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已经全军覆没,叶、杨也在1969年3月25日英勇牺牲。
在第三支的一年多日子里,我所熟悉的战友,在第二支和进第三省国内,在民族区竟然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他们有贯长虹、苏哈里、海洋、李小峰、赵大山、敢斗、鲁江、周天来、黄永发,纪平、耶谷、丁友如、明思、必公、铁军、新民、小叶、工青、罗平等。
在中游武工队
在第三省中游地区搞民族工作,我们已提高警惕,我们中游武工队全都以全副武装形式进行宣传工作。我最初活动地区是卡地拔河尾和Kaya河。Kaya河口有座长屋,我们经常夜晚划船上长屋去。我主要负责针灸,我一个人可从傍晚6点一直针到半夜十二点。这长屋居民对我们很支持和热情。之前,老吴、南章等已在那里宣传活动三几年了。
我身上几乎每次都带整千零吉,叫群众为我们购买粮食、米、油、盐、、药品,有时也买几罐沙丁鱼。长屋居民是去加拿逸购买粮食,我针灸至半夜,群众还会为我们准备食物充饥。以后,我们和他们结了帐。把粮食放进向群众借来的长舟里,我们几位,有小青、生强、亚福、南章等,把船划到河尾。靠岸后,我们把船里的粮食物质背到一段距离的一个住点里。隔天我们还得花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粮食藏起来。那艘船以后群众自己会去取回。
后来我又被调派到牛麻河口那一带(以前我们第三省同志上边区时经过的地方)工作。这时,我的伊班话较流利了。当时一起工作的有另一位小李(李家恩)、邱平、振东、红武、小雄、勇战等许多年青力壮的新兵,他们都很吃苦,肯背重,振东和勇战常帮助我背重。我上长屋主要工作还是针灸。我们有时召集长屋的积极青年7、8人到芭里召开座谈会,我们宣传我们是什么军队,为什么反大马等。
牛麻伏击战
1970年8月27日中游武工队在加拿逸牛麻河伏击敌人巡逻兵船。据当局报导,打死他们兵士12名,打伤3名。我们缴获轻机关枪弹盒三条,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子弹350发,猎枪1把,其子弹25发,打坏敌兵挂尾车40马力的一架。
敌兵反过来镇压很厉害。军方不断用迫击炮轰炸长屋附近森林,沿着河岸山垅两旁和山垅尾狂炸。大树都被炸断倒下。我们后来去巡视,炸开的洞,我们可以在里面游泳呢,若真的被炸到,那可真的是粉身粹骨,尸体也找不到。但是他就是炸不到我们。我们驻扎在相当距离的住点。听到的声音还是非常震动,像是地动山摇。长屋群众都表示非常害怕,大喊“mati咯”。
长屋内只要有少数几个坏蛋,就会很大威胁我们的生命。好的群众会把敌情和坏的群众转告我们。但有的群众也会有意或无意间地把我们行动的情况透露出去给民防队知道。敌情紧,敌兵来时,好的群众只敢把挖好的木薯放在稻芭边,通知我们快快躲避。
中游的民族区的群众完全不能给我们经济的支援。我们距离华区很远,物资来源难,米粮都要限制吃。初到民族区可以和群众一起劳动,我们进行医疗服务时,他们也会回报米粮。后期我们不能公开在民族区活动。只能在森林里生活,我们辛苦地背来的粮食藏好,经常会给山猪破坏掉,还有的被有经验的敌兵民防队发现而破坏。我们后来在藏粮点用上一种大叶棵植物,它容易生长,也能阻挡山猪的破坏。
在民族区生活几乎都是吃坏米,每半年左右我们去藏粮点检查,很常是发现铁桶破洞漏进水,虽然有塑胶布包藏,因经验不足米很常发霉,我们只能背回来吃坏米,再藏进新米。这是我们长期不断要做的例常事务工作。
接着我们也面对敌兵的镇压,伊班群众不大敢支持,有个别人反而为了得到金钱而出卖我们战友。
我在第三省活动所看到的民族和第二省边区还有很大不同。第二省边区的长屋居民由于交通不便,青年男女很多还在长屋。第三省的长屋青年男女好多都出外工作,也有受小学文化教育。
回顾
我认为最初我们在印尼境内进行民族工作是没有错的,我们必须在那里能生存下来,有个立足点,以后才能创没条件打回国内来。在反围剿斗争中,需要周旋后退,也有个大后方。但由于他们处在半原始半封建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也很低落。没有利诱、镇压,他们会支持我们的。少数参加民防队,认为有工钱拿就好了,我以为和他们的民族性有关。在第三省中游,地区极少数年青人有受小学教育,边界一带几乎都是文盲,没有政治主见,左右摇摆不定,他们多从本身利益出发。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听我们的,政府宣传别的,他们也会听取他们的。后期我在中游活动,出钱交代他们代购粮食,取粮时,我们一定要预先在来路的前头埋伏,侦察他们是否同时带兵来打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血的教训使我们每次不得不有高度警戒。
为什么我们在民族区艰苦生活,在生产劳动,医疗卫生等方面帮助他们。初期他们对我们无限热情友好,但在敌兵镇压、金钱利诱下,少数坏蛋、民防队就出卖我们,甚至带兵打我们呢?使我们难于立足,希望朋友们能进一步探索研究。
我期望伊班族同胞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接受提高科学文化教育,开阔视野,提升政治意识。要求民族平等,反对种族主义,为增进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升各民族的生活素质,清除贫穷,以实现一个更公平、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社会,让我们各民族的子孙后代,也都一起为之并肩奋斗!
2006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