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山高 水急 林深 5:一场地雷战、电闪雷鸣话当年、难忘的一段经历
一场地雷战
兵
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败的物质条件之一。地雷也是一种武器装备,也算是军队作战的基本火器之一。它是横直八面开花的爆炸火力,若又能和枪的直射火力结合,形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到周围利用地物的敌人。对一支弱小的军队来讲,若能发挥地雷战,就能大大加强作战能力,在战场上造成强大的声势。在伏击战或驻营防御战,都可以事先精密设置地雷,使对方一进入阵地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它又是殿后火力,在退时使用,就可以用以阻挡对方的跟踪追击,既能保障队伍的安全,又能扩大战果。
在1968年3月10日,印尼苏岛空挺部队一百多两百人,准备攻占我军营地,破坏我们采稻计划,以断绝我们的粮食来源。我们早就料到并做好了准备。在稻芭附近挖了战壕,装了竹夹,准备对方来进攻时,给他们颜色看。同时,在进攻者必经之路选好地形,派出了一组六位同志去装了三颗手榴弹,一颗八号迫击炮弹和一颗经过改装的五号迫击炮弹形成的地雷阵。
进攻者真的来了,他们仗着人多,毫无戒备地进人了地雷网。一'声轰隆响,再接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都在一瞬间先后炸响了。当场炸死七个,受伤五个,机关枪和其他枪支被炸碎。对方显然摸不着头脑,伏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也不敢哼一声,一时鸦雀无声。经过好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们才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收拾体,再也不敢前进一步,害怕前面不知还有多少地雷在等待着他们呢?!
事后了解到,印尼兵的连长也被炸伤。他们胆怯地跟群众说:“PARAKU的枪还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 PARAKU的地雷!”
电闪雷鸣话当年
星火
1973间,我负拉让江下游民族工作队的任务。为了协助当地活动于华区的民运组,我受托和位队员远赴华区和该民运组会合。
到达的第二天,他们准备跟群众开会。当时他们一共有九人在附近的一个山头集合,我和泗里街华区负责人之一红心,及另一位则守在临时营地。
那天下午时分,天色有点阴暗,下一些小雨。忽然亮光一闪,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们都震得一大跳。过了一阵子,就听到保干群众在外面大声的向我们叫喊说,以上战友都被刚才的雷电打伤打昏了,要我们赶紧前往急救。接到此紧急报告,我们三人十万火急的奔赴现场。
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山顶上的胡椒园集会,当天色阴沉下来时,他们就在山顶唯一的一棵树下撑起了胶布,九人就在胶布下席地而坐,论古道今。忽然平地一声雷,把他们九人当场打倒在地上,而那张遮雨的胶布却给打得碎布纷飞,情景骇人。
我们到了现场一看,只见二位男组员及一位青年积极份子已重伤倒在地上呻吟。其中的一个甚至被闪电打得尿失禁,尿湿了裤子。其他的则轻伤,还可勉强走动。
对于重伤而处于半昏迷的组员,经卫生员紧急给予注射强心剂后,于短时间内逐渐清醒过来。其中那位青年积极份子伤势最重,由腹部胸部至上肢被电伤至焦黑一片,全身抽筋,神志不清。在此严重情况下,只能由家人护送去泗里街医院治疗。而另二位重伤的组员则由周围热心的群众,临时用麻袋做成的担架抬上了临时营地内疗伤。
我们原本是睡吊床,但重伤的组员不便睡吊床,故大家七手八脚的砍下了小树搭成了二张木床铺供二位重伤员疗伤之用,另三位轻伤者则勉强可睡吊床。
被雷电打伤的状况是这样的:主要是在臀部,腰部及大腿处各有大小不一的深度烧伤,伤口呈黑色,好像被烧红的铁铬过一样。稍微一动身体就疼痛非常,因此,当要小便起身都得别人给予扶持,甚至还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而轻伤者主要是在下身像被烧溶了的铁水溅到的一样,东一点,西一片,形成焦黑的洞疤。
当大家为伤员创设医疗措施,到了第二天至夜深人静时,突然远处的大马路上,传来了一片运兵车由远而近的声音,后停下。紧接着坡中路旁的群众家狗声大作,一家一家的吠着,越来越接近我们住的地方。此时我们已感到情况不妙,民运女组长红心对我说:“队长,我看对方是冲着我们而来,我们现在就撤退吧!”虽然当时我意识到情况严重,可是我想到重伤员连起身小便都要人扶持,能在漆黑中开路突围呢?因此我对她说,等黎明时分才撤退。语音刚落,就听到住营地邻近的保干群众家狗儿也狂吠了起来,是已清楚的表明对方就要包围进攻我们了。
在此紧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下令作紧急撤退。两位重伤员此时也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能忍住痛,穿上行装,由其他战友牵扶着慢步的向山脚下撤退。由于山上到处长满小树与杂草,对伤员的撤退带来很大的阻力,几经辛苦,只退到不远的山脚下,两位重伤员已没气力再走动了。这时我想如果不能迅速的撤出包围圈,等天一亮那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我就决定要冒险跑附近对面山顶的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一头是通往保干群众家的。要跑此路会和对方相遇的可能性很大,但不冒险走又不行。
结果,我就先派一男一女两位轻伤的队员先行。上山顶侦察再行决定。我们就在该处等候消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左等右等不见侦察兵回来报告。无法再拖延下去,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可派上用场,只好由我这位带队的单枪匹马去察看情况。当时我背着自己的行装,腋下夹着一把改装过的猎枪。我向山顶上侦察前进,在黑暗中摸索至将近山顶的一个胡椒园时,我就模仿鸟叫声吹口哨联络二位侦察员。接着胡椒园处就传来了暗号的回应,我就断定是两位侦察员在那儿,就应声前往。当我走到该处,在黑暗中见到有人影在那儿,我以为就是那两位侦察员,就以华语问他们情况怎样。岂知对方叽哩咕噜的说了一遍。顿时,睁大眼睛一看,哎呀,不得了,在我面前三尺远处并排的坐着三个士兵,三把冲锋枪搁在他们的腿上,在黑暗中依旧能看到发亮的枪管。
当时双方都僵在那儿,他们一动不动的望着我,我也静静的站在那儿望着他们。当时我腋下那把猎枪差一、二尺就要碰到他们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盘算如何来应付这一有关生死的局面。我想也许他们是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份子”吓坏了或且是把我误当成他们的同伙。要打吗,我一对三,武器又太简陋,行不通。还是乘着他们仍在那儿发呆时,我一声不响,静静的转过身,向着来路往回走。估计当我在黑暗中距离他们远一点时,我就来个飞奔往山脚下冲去。就在此时,山顶上的对方士兵扫了一排冲锋枪,在此同时我也奔到山脚下与大伙会合。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仿佛给重伤员打了强心剂,顿时浑身是劲,疼痛全消,即刻与大伙冲向与人般高的杂草堆,像压路机般迅速的从另一向压出一条退路来。在一番艰辛的并博之后,我们终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冲出了包围圈,几经曲折才转到另一个地区去疗伤。
当时上山顶侦察的二位队员,因发现了对方七兵就在附近时,他们就静静的伏在草从里,粒声不出,而我就在此时却朦查查的跑上前去和对方士兵打招呼。当我被扫射时,他两人却向别的方向撤退,暂时和我们分散。几天过后,当我们重新会合时,其中一个队员对我说:当时他看到我在和对方七兵说话。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骂他道:“还好我命大,否则我早已在九泉之下向马克思报到。”
——5-7-2000回忆于KK
这是部队惯用的“吊床”
难忘的一段经历
海燕
1973年3月尾,有一次在泗里街的广东芭基塞坡,我们民运组打算跟群众召开大会。早先来了三个群众,由于天色阴沉,还下着小雨,其他群众还没有来,当时我们临时集合的地方是在胡椒园旁边的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不高,但比周围的山都高,这个山头长着唯一的 一棵大树,直径有一呎半,叶枝茂盛,有三十多呎高。我们就在这棵树下盖着二张胶布,七个人坐在树头下,一个群众和东兵(叶孝达,实兰干收的新兵)坐在下一头。根据那样的天气,我有预感,会有雷殛的危险。可是说时迟、那时快,突然电光一闪,大家都倒在地上了。
当我醒过来时,看到叶孝达在紧张地跑上来,喊道:“敌人丢手榴弹,敌人丢手榴弹!”我发现自己的左脚长裤左侧从头烧到尾,左侧部和脚底也被打到。环顾四周,看到二位伤员的“德高朗”衣服还在冒烟,一股像被火药烧焦味扑鼻而来。看到此景,我不以为是手榴弹所致,而是预感的雷殛真的出现了!
我感到全身麻痹,脚站不起来,手也抬不起来。我硬要自己撑起,双脚踢着,挥舞着双臂,这样才逐渐轻松一些,慢慢地爬一点,缓缓地站立起来。能站起来了,就走过去把两位还在冒烟的衣服部分撕掉。
当时一共有九个人,轻伤的是我,东兵和思红(杨智理),三个还可以走。东兵说,他那时看到一团火球闪电般地向着他的腰部冲来,原来他腰部的子弹和其他钢铁物易过电,因而他的腰部烧伤。群众三个,一个腹部一带烧伤较严重,另三个同志,晨风(詹琛运)中等烧伤,拐着柱棍勉强还可以走动,严重的是力争(林启钦)和余永祥(注一),不但是不能走,力争还处于昏迷状态。被雷电伤及,表皮脱落,露出红嫩的肌肉,严重的伤口深入肌肉一、二层,疼痛难当。
我当时很紧张,自己原是带组的又兼任卫生员,感到责任很重。还好在附近的红心(林爱仙一一注二),图强(刘华荣)和寒中梅(钱赛玉)闻讯及时赶到。两位轻伤的群众在家治疗,另一个严重的被他的哥哥送去泗里街政府中央医院。(这个群众二、三个月还未好,还要送上诗巫,割大腿肉来补,才慢慢上肉。我们队内伤员基本上半个月就痊愈了。)
我们忙着护理治疗的工作。天暗时,我们把力争与余永祥扛到群众家。由于烧伤的红嫩肌肉粘上肮脏的泥沙枝叶等,要耐心的消毒,要用棉花一点一点地把脏物异物清洗掉,再涂上品露。我跟寒中梅整晚上都没合上眼,忙到天亮还没有把二位伤员护理好。
白天不能呆在群众家里,而雷打的消息已传到附近好多家的群众。当时我们的队伍里只有三个“好人”,二、三个走不动,怎么办?扛到那里去?大家商议结果,只得扛到那个去医院疗伤的伤员家背后半山腰,胡椒园上五十米左右的草芭里。
那时期政府对于烧伤都很敏感,雷电伤及也被怀疑是火药烧伤。我们有事先交代群众,不能有丝毫的泄露。那个x群众安排他的弟弟住医院时也是说做工回途被雷电打到。第二天上午,x群众也跟其他群众帮忙把伤员扛上住点,也帮忙做了伤员床铺架(因为不能睡吊床)。大家忙到十一点,我又交代x群众去市场买药,二点左右他把药带回交给了我。三点多他又下去,可能去医院?这个x群众曾被捕过,释放前被警告:“若发现再支持cco,再被抓到了,休想会释放了!”x群众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他回来了。
护理治疗工作到了下午才告一段落。一晚没睡,饭又吃不下,的确够劳累了,心想今晚要好好地睡个觉。谁知,九点多就听到军车在大路上降隆响,到了马伦和南桥路一带就停了下来。接着从小路口进来,群众家的狗一家接着一家不断的狂吠着,直到凌晨一、二点才静下来。估计可能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在剩下不远的一条路,带路的x人,绕道而行。
我们意识到情况非同小可,我们进行了商议,绝大部份同志认为要及时转移。但想到伤员,特别是力争,一步都走不得,也考虑到把他一人留下,但我们不忍心这样做。要,就一起走。
凌晨三点多,我们决定转移,正准备动身时,就听到胡椒园下面有许多人走动的声音。无疑的,兵已来到跟前了!我们还踌踏拖拉了半个多小时。力争全身赤裸裸的,也不能背。情况危急,时间就是生命,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们硬硬把力争拉起来,顾不了他的疼痛,硬硬地把衣服给他穿上。摸着漆黑,我们往左后侧下坡稠密的灌木杂草中撤去,伤员在又扶又拖下,几经辛苦,才到了山脚下,力争也昏迷过去了。
思红、晨风和图强队长三位先向对面胡椒园爬上。前面二位不知去向,图强上时却跟三个政府兵面对面碰上,他呆了一下就急速转身退回,等到对方恍然大悟时就朝下开火。原来四点多对方还在调动兵力,部署包围,准备天明才攻点,因而图强上前跟他们讲话时,还以为是自己人,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枪声响了,我们几个硬硬拉着力争向山沟撤去,又慢慢撤向另一座山。天亮时,力争也醒过来了,我们从这山望那山,可看到那一带满山绿帽在钻动。据说,八、九点兵就退回了,没有继续索。
在摸黑中,思红、晨风和余永祥二位拆散了。一星期过后,我们又倒回那一带,联络到余永祥同志。原来,当晚他藏在草丛里,等天亮时,硬撑着一步步爬到群众家。群众把他背到屋后,还他搭了架,每天帮他护理。待我们看到他时,他的脚肿得几乎将近一倍大,但他的精神还好。
我们认为,此地暂时不宜留,于是,在群众帮忙下做了担架,把伤员扛过义朗河到达泗铎坡,我们就在那儿的一个山头临时住下。
由于背包等短缺,我们向一个妇女群众借了裁缝机用来车装备。但这个妇女有点不太机智。坡里有个刘xx的“两头蛇”,他利用这个妇女的弱点,常常向她打听我们的消息。这次,他又来了,假惺惺地试探说:“有听说我们的同志被雷打伤,实在可怜唷!如会懂他们在那里,我定会买补品赠送他们。”这个妇女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打动了心,说:“真的?……其实他们就在这上面。”为了谨慎起见,我们早有提醒她,若刘xx有来,决不可泄露秘密。这样,她无心地透露了情况,又没有告知我们,只是心有不安,有几天不时不时来说要拿回裁缝机。我们感到有点蹊跷,既然她这样,我们只好把它扛下去还给她。
我们在这山头住了整十天左右,背包等装备做好了,力争与余永祥也痊愈很多了,她强可以走了。这时,群众也不断反映说,七、八哩处有兵,基塞、卢塞、金山路后山周围一带都发现有兵,就是泗铎坡无兵。我们有考虑,会出了什么问题吗?
四月十四日下午群众赶来通知说,很多辆军车停在不远的巫叻路上,很多兵士跑步进来,还有一个一边打电报,一边跑着,看来很紧张。我们那个住点稍爬高,就可以望到巫叻大道上政府兵的活动。我们想了解他们的来意与去向,于是再爬高一看,不得了,他们是从小路跑着进来,是冲着我们而来的!我们严阵以待,背起背包就向山上转移还未到山顶,就听到兵已闯进点里所发出的声音。我们继续撤了一小段,在靠近一条伊班小径停下准备天暗时才走这条小径。
夜幕渐渐低垂,我们下了小径,就沿着小径走进去。没走多远才到荒芜的水稻芭边,就听到后面有讲话声。有的同志肯定是兵,这样前面的红色等尖兵就向右边的草芭割进去。十几个人走那稠密的草芭发出哗哗声,估计被赶上的士兵听到,他们就跟着没封好的路口闯进来。在后卫的小虎同志见情况就毅然向路口方向开火,这样双方就驳起火来了。这时红心同志主动退到后面去断后狙击,让局志们赢得时间脱离险境,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壮烈地牺牲了。
据了解,若我们沿着小径向前走,稻芭对面就是政府兵营地。原来那股巡逻兵正是搜索回营,正好遇上了我们。
在黑暗中我们被打散了,我也独自走一路。
八点多左右,我听到那一带有几阵枪声,看来搜索兵遇上了永祥同志,他也在这次驳火中牺牲了。
我独个儿找到一条群众走的胡椒园小路,小心翼翼地向巫叻路方向摸着去。到了最靠近的一家群众,没发现什么,就摸上去。群众看到了穿绿军装的我吓坏了,他气急败坏的说:“啊……你……刚才很多兵还在我的楼下,你得立刻离开此危险地!”他没给我饭,又推着我快离开。现在是戒严了,情况不明,不能乱闯。我只好潜伏进芭里,原来兵就在出去一些,讲话声还会听到。我坐在树头休息,等到天微露鱼肚白,就摸到巫叻路边,经侦察后就突向路的另一向,总算脱离了险境。
当时泗里街被列为“红区”,华区的情况特别紧。由于公路四通八达,对方进兵很容易,又快速。当时我在泗里街华区活动,有多次遇到险,还好上帝保佑,都化险为夷。以上是其中一次永远难忘的经历。
注一:余永祥是第二省人。
注二:林爱仙(红心同志)是泗里街卢勃路五哩人。她的爱人是下游武工队队长武辉同志,真姓名是王世良。1971年2月26日在甲万三山路伏击十二名巡逻兵的战斗中,前额部受冷枪伤及,在下午二点牺牲。他们有二男一女现都已长大成人。
下半旗、列队向烈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