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历史片段 5：
波波折折创新业、民族工作的片段回忆
波波折折创新业
-雁飞-
为落实1977年的九一九决议，我们第三支队（原来的OMT）领导机关於一九七八年秒开始在巴谷河（乌也河的支流）建立第一个小基地，主要是种植木薯、番薯、芋头等杂粮及蔬菜，以便自力更生，尽量减少依赖群众。
在这个靠近群众区的基地里，杂粮大量出产前，我们三餐都是限量吃米粥，经常在粥里加些玉米粒。在这样的地区活动很受限制，打猎是奢想抓鱼也怕遇上群众，所以几乎全是吃素，加上还要强劳动，可以说根本吃不饱。
一九七九年三月间，政府军开始对我方进行“围期”，於三月尾时，一队巡逻兵发现了我们进出的路模，并跟着痕迹摸上营地来。
我们的基地是建在森林里的一支小山垄，上下两头都设有岗哨。敌兵是从山脚摸上来的。
大概是午间二点多，放哨的同志发现情况先发制人，对方跟着喊叫、还击，还很快拉队至侧面成“L”形。
当时，会议厅里有好几个同志；有的在画地图，有的在制藤篮。枪声一响，身为警卫员的怀全同志（林贵美烈士）自觉发出命令“扑下！”大家服从指挥。
放哨的同志撒回来后，我方以会议厅旁一棵村数人合抱的”柏拉弯”大树为主要工事（掩体），枪、伊宾枪、来福枪、史登枪、猎枪齐响，而对方的M16、枪榴弹等更为激烈，一时真是热闹非凡。
对峙了大约半小时，对方除了呐喊声，已没有了枪声。这时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我们已各自把自己的背包取来，然后按队列向稍高的山腰撤去。这撤退的一路上，再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枪声，倒是一群山猪惊慌的闯到跟前来。
据事后了解，由于扫射得过于猛烈，对方竟然耗尽所有的弹药，以致后来哑然无声。据说，他们耗了上千发子弹。同时，在进入营地时，有一个士兵跌入陷井（注一）里去。
当时，我的手折还未痊愈，驳火时还吊着手臂，不能打枪。因此，当阿明的史登枪卡壳不能用后，就与我的猎枪对换。
这一路撤退多波多折，然而，从此北加人民军与板督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行十四人（队伍当中除了我手折未痊愈外，另有一个男同志脚板枪伤复发）开始了漫长的撤退路程，靠背包里的粮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一路上以板督树芯加上几乎可以数得清米粒的粥为粮食。每天行军到下午四点多，扎营后就派几个男同志去砍板督树。砍板督树本来就难，带着个饥肠辘辘的肚子去更是件十分吃力的事。板督喜长在陡峻的山崖或峭壁上，其树皮十分坚硬，还像刺猬一样满身长着长短不等的尖刺。砍倒了树，除去叶（叶梗照样长刺），取下树尾较嫩的一段，然后剥皮取芯。嫩芯清甜可口，可生吃，老芯苦涩，必须切条煮水、浸水去其苦涩方能食用。有一回，一个同志去砍板督芯直至天暗还没有回来。正当大家十分担心想派人去找时，才见他从山沟用四脚爬上来。原来他过于饥饿又出力过度，以致腿抽筋走不动。
走几天后，我们从藏粮点找到半珍白糖。从此，每天男同志们要动身去砍板督树芯前，每人吃一汤匙的白糖，以增体力。
以板督芯当主粮真是一件苦差。这并非说它的味道不好，其实老板督芯去掉苦味后炒猪肉也是挺可口的。问题是吃多了（尤其在缺油的情况下）肚子就要来个严正的抗议：不是泻肚就是严重便秘。泻肚时往往才吃进去一个钟头就原原本本拉出来。那肠子何止七拐八弯，就搞不懂能这么“本事”，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跑完全程，而且还三步五步就整你一次，一天下来也不知拉了多少次，这在行军路上是十分累人的。便秘时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些老板督芯纠结一大团堵在肛门口，任你千呼百唤就是不肯出来，胆敢要你喊救命。
有一天我们傍河扎营，天气十分晴朗。我刚冲好凉，坐上吊床。才看到些许树叶漂流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之上（这说明上游正下雨），突然惊见一层高出清水面三、四尺的黄浊浊的洪峰排山倒海地盖过来。顷刻间，原本不上三尺深的小清河，这时已成湍急咆哮的“大”黄河了。
事前，有一个同志过对岸去砍板督芯，把鞋脱下搁在河中心一颗比人高的大岩石上。那知道当他回来时洪水已十分凶猛，水性好的他十分吃力，勉强游了回来，脚已被撞伤，鞋更不知所踪。
这条河看起来地势十分平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凶急的洪水呢？摊开地图一看，才知道其发源地三千余尺，落差太大之故。
既然准备重建基地就要储藏菜。在当时来说，普遍的打猎能力还是差，因此决定毒鱼。
毒鱼前夕还险些发生一宗“命案”。事关一天沿河行军后，在河边扎营，决定第二天一早从这小河的上游放药。领导还带了几个同志去上游查看放药地点。本来我（这时手折已痊愈）和怀坚约定到营地以上河弯处一个小潭游泳。由于她还没有空，我就独自先去。小潭位于沙滩边，并不阔，潭水清澈见底，看起来很浅。脱掉鞋，我就冲人潭中游。连三脚猫功夫都没有的我才扒几下水就气喘吁吁，于是就站住休息。天知道脚一放下水就没过头顶。呀！这么深！这一吓心顿时慌乱了起来，很努力地想再“起脚”游，可总浮不起来，而脚在河底一顿一顿的竟把身子推向更深处。窒息的味道太不好受了，趁着浮上来的那瞬间想喊在急滩处洗衣的几个同志。但声音还来不及发出，反而是“咕噜”水倒灌人鼻人喉，呛得额头刺痛难挡，身体又毫不迟疑的沉了下去，这时更是窒息得慌。就这样挣扎始终不得要领，但头脑始终十分清醒，心想大概要等半小时后，看河的同志回来收尸了。
洗衣的几个同志在急滩哗哗声中听到我“嘭嘭嘭”几声后就没有下文了，还在议论着。后来也不知道听到什么异声，几个人大叫着奔过来，“阿婆”站在浅水里把手伸向我，只轻轻一扯就把我拉上岸来了。灌了一肚子水，挣扎了这么久，我整个人都快瘫掉了。结果一整晚头晕得不行。从此，我发誓若要自杀，第一条一定不选当水鬼，那种长时间在清醒中的煎熬太划不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以营地为中心点，我们拿着自制的背篓、“捞基”等工具向上游进发。来到目的地，就在石头上把白药搅碎，撒在河里，我们也跟着逐流而下。过了大约半小时，开始有鱼在河里慌慌张张地东闯西闯，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昨天的自己。时间久点，有的鱼就浮上水面挣扎了，而我们则满河追着、捞着，一些女同志则在沙滩上杀鱼（一块大点的扁平石头就是天然的砧板），我后陆续运回营地。守在营地的同志则负责腌鱼、煮鱼，傍晚时则起大火烘鱼。
这些鱼大多为二、三指阔的小鱼。当晚我们单单以鱼为粮（大概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煮的小鱼刺多要很小心吃，吃了一个多小时竟不觉得饱，看来以小鱼为主粮是行不通的。
这些毒来的鱼若不快速去其内脏，很快就会腐臭掉。这次毒鱼收获相当不错，约有几担（第天清晨，在下游还能捞到鱼），不过这些鱼吃起来不但失去其原有的鲜美味道，而且还带有苦味，吃后肚子不舒服。印象中这是最大的一次毒鱼行动，也是最后的一次。
“阿德哥”历来身子骨单薄易病。这次长途艰苦的撤退更是把他累倒了。
清晨五点多，炊事员已起身炊事。身为卫生员的我想乘机热些草药给病人服用。才走向厨房，就感到脚外踝给什么叮了一下，下意识地踢了一下，用手电筒一照，只见是只大蝎子。找来药油在伤口处搽了一下，觉得不怎么疼，也就没加理会。可是没过多久，感到舌根有些麻痹。到了七点用早餐时，发现以舌根为中心，麻痹感正向四面八方反射开来。意识到中毒了，我站起身想拿一颗猎枪子弹请男同志帮忙掏出火药来。可还没有站直身子，整个人竟晕倒在地。
由于太慢服用火药（注二），以致毒发至全身。在将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全身每一寸地方都像蹲太久脚痹般刺痛酸麻，又像千万只蚂蚁在身上不停地咬噬攀爬。最严重时连吞咽都困难。由于神经系统受到干扰；我这二十四小时内走路成了耍“醉拳”，我明明是迈步向前走，可身子却莫名其妙地东倒西歪。
在森林里活动，我被蝎子叮过多回，每次伤口都剧痛难忍，但对身体无大碍。这回并不怎么感到痛，结果却中毒。
这一路撤退要算我最多事，除外，增坚同志大概因为饥饿缘故，全身抽筋走不动以致须要人背着走。这次的撤退路线是从未走过的新路，加上饥饿体弱，有的同志还得背人，有的还得背多支枪或者背包，因此队伍前进得很慢。
几经辛苦曲折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安全转移到乌也河尾靠近阿纳河（达斗河上游）尾的大森林里，建立了新基地-“一号点”。就是在这里，我们掀开了北加人民军史新的一页；我们勇敢地挑战肚子，以一种从来没吃过的粮食替代祖宗十八代留传下来的传统粮食。
从此，在两年多的岁月里，我们几乎全以板督粉为主粮。
（注一）：我们在营地里挖了几个约五尺深、三尺深、三尺阔的洞，洞壁上及洞底插着宁檬树（一种棕榈树）皮制成的尖棍（这次驳火前刚好撤走了尖棍），洞口盖着与周围一样的草皮和落叶。
（注二）：火药里的硫磺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凡被毒蛇毒虫咬后，快速服用火药一般就没事。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火药都能服用，我们通常是服用原庄的猎枪子弹的火药。
国内初建生产地一角
民族工作的片段回忆
-黄祥云-
九六一年，我响应革命组织号召，参加开展秘密的民族工作。
巴厘河（BTG. BALEH）为拉让江第一大支流，水流湍急，到处布满险滩，不识水路者常造成人财两失。巴厘河的两岸，除了岸边一带被群众砍伐种植山稻外，深入地区是原始森林：那里不只是地区辽阔，而且山高地险，只要争取到当地的群众，必能成为我们开展游击斗争和建立基地的好地方。
当时被派往加帛开展伊班工作的十一位朋友是郑勇生、黄志平、叶宗洪、江莲辉、刘义忠、黄民生、江志航、林玉江、杨和我。当时加帛镇虽小，但也深受白色恐怖笼罩，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避过当局的监视和逮捕，向巴厘河进发。
（一）向伊班区进发
大约在1962年，一天清晨，我们十一人分成四个小组，从加帛后山一位支持我们的群众家出发，直奔加帛码头。在那里早已有一艘挂尾车（舷外摩多）等候。船开航了速度非常缓慢，就像划船一样，机器又不好，走走停停，有时还得靠岸修理，因此遇到不少当地群众而造成暴露。当船转进巴厘河时，水流更加湍急，船速更慢。于是郑勇生就决定接见那里的群众，并向他们借一艘大船和一架大马力的挂尾车，同时换熟悉水路的群众驾驶。这一来，不到三个钟头就达到我们的目的地第一站KAMARI河。但同时也造成轰动，有可能这是日后发生事故的祸根。
到此，我们又分成三组在GAT河、Merirai河（皆为巴厘河支流）及巴厘河上流驻定。从此开展了那里的群众宣传、医药、劳动（福利）工作。由于我们的实际努力和模范行动，在群众中赢得良好的形象和威望，使群众对我们保护有加，避开了当局两次的调查。
来到这么深人的伊班区，许多问题是我们始料不到的。比如靠书本学语言容易乏味；向群众学习，没能搭上几句话；人生地不熟，造成一些人夜间睡不好觉，常倚窗思念家乡。我呢？与领导有隔阂，与当地群众语言也有隔阁，心情不够开朗，还有环境变了，许多同志水土不服，接二连三生大病，我也是其中一个。有一位因为不能适应而回到华区去。
（二）病入加帛医院
当我发高烧、昏昏沉沉，脚步都站不稳的出后，老郑决定把我送进加帛医院就医，同时告诉我只要讲清楚是不必付医药费的；在加帛的同志也会照应，说完掏出十元给我。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
在院里，医生把一块大如砖的冰用布包后缚在我的额头上。多天的呕吐造成身体十分虚弱，我多么盼望有亲人或者同志来看我。左盼右盼，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加帛的同志给盼来了。他问我的病情及要吃什么，要用什么，需不需要帮忙等。我顺口就说这里有医生、护士照顾，没什么需要。就这样，他一去就是整十天都没再来。这一来，我又有点着急了，仅有十块钱，怎么够还住院费、医药费呢？只好硬着头皮向院方表明钱不够，结果获准以十元 还。
出院了，病是好了，但体质仍十分虚弱，走两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才达到加帛市。心里盼望能找到同志处境就会好些，那知道直到傍晚还是仍无消息，可人却累得要命。在这个举目无亲、人地生疏而又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几乎难倒了我。突然，我想到曾在加帛西南一幢空屋开过会和过夜，也只好到那里去看看。但那荒屋已上了锁，还好有个窗子没关紧，我顺手一拉就开了爬进去，於是就在那阴森森的、据说闹过鬼的地方过上一夜。由于太累了，倒头一睡就天亮。
第二天会不会找得到那位同志呢?胸中无数心想昨天已饿了一天，今天总要解决吃的。于是东翻西找，找遍整个荒屋，终于找到一毛钱。后来就用这一毛钱买了一粒“罗地”包充饥。肚子有了底，又开始第二天的寻找工作。差不多又跑遍了整个加帛市，才看到那位同志从码头上来。原来是刚从诗巫回来。
在那位联络员的帮助下，很快我就随着一位上巴厘河的小商人回到了伊班区，见到了老郑同志。
（三）开路上边区
不久后，老郑接到一个重要的指示，要开路上边区。他选了体壮又能闯的老江和另一位同志。不知何故另一位同志没来到，老郑临时又决定由我代替。
我们准备了锅、盘、刀、衣裤、被褥等，同时还从群众中借来一支猎枪。大约是在1963年3、4月间的一个早展，我们从茅屋出发了。由于当时根本没有跑山的经验，又不懂得看地图，只凭一股热情和年轻人的魄力上路了。
老郑一马当先，背着一个“乌约”，左肩挂着一支枪，右手握着一把刀：每跑七、八步远就向大树砍一刀，转弯角地方就多砍几刀，就这样一路砍记号。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前面有几只山猪经过，老郑、老江不约而同地喊道：“山猪！山猪！”这喊，山猪群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午行军没多久，天公不作美，下了一阵大雨，跑不久就扎营休息。老郑、老江去砍小树搭营，我就负责炊事。由于下过雨，跌在地上的柴表皮全是湿的，无从辨认里面到底是干木还是湿木，只好一把抓。可是炊事时就倒霉了，淋了一次又一次的土油，吹了一又一阵，却不见火苗起，因为心急，只好再加多油。在那里搭营的老郑看了不耐烦说：“像你那样倒法，不到两三天就完蛋，我们还能上得了边界？！”最后为节省土油我只好靠嘴巴更使劲地吹，逼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才总算把这顿饭煮熟献给大家。
第二天早上，老郑起大早去炊事，我看他土油的次数不比我少。吃饭时揭开锅一看，饭全夹生的，为了赶路，大家只好吃一些。生饭不好吃到了下午成冷饭就更难吃。看到火还未灭，就顺手把锅放在火灰上烤一阵，再打开一看一饭熟了。於是，大家高高兴兴上路了。
经过一天的爬山涉水，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可以找干柴、好柴，放进“乌约”里背着，看到大片的叶子，也把它摘下放好，供晚上和第二天早晨当扇子用。当晚，轮到老江炊事，我就和老郑搭营。可是到开饭时，仍然是整锅的夹生饭，我叫他们等一下，自己拿去再烤一下，不久就有熟饭好吃了。吃饭时，老江就建议路上由我炊事，他们负责搭营，老郑也同意。于是一路上由我负责煮饭，只有两次因为脚疼，才由老郑代替。
在那原始森林中，我们曾经见过峡谷中的深潭旁的陡壁还停着许多蝙蝠。当人们经过时，它们就倾巢而出，我们还遇见各种奇岩怪石;有很平滑的石壁、还有像大桌子般的岩石，人还可以睡在上面，还有像椅子般的怪石。由于被这些奇特的岩石吸引住，看了又望，竟忘了继续前进。
行军到了第六天，进人一条河。此河布满大石头，有许多高过人，大过大树，走起来十分吃力，尤其因为没有穿鞋脚更疼。大约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后，当我们踏上一条横木过河时，发现前面清澈的大水潭中浮游着大大小小的鱼群。突然，一只大鱼朝我们的方向游过来。老郑眼明手快，举枪就打“砰”一声巨响，浪花溅得老高，鱼早不见了，可是开枪的人却来个仰天倒，还好他背上有个“乌约挡着，否则打在石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第七天，所经过的河是比较小了，但据后来跑山经验看来，要跑完这条河至少要大半天，甚至一天。我们很快遇上一条群众走过的路，沿着它上了山，跑不到十分钟就发现群众砍树和拉藤的痕迹。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上到了高点，举目一望，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老郑以为这就是边界了，大家高兴谈论着，继续向前跑，跑呀跑不知怎么兜了一个圈子又倒回原来拉藤和砍树的地方，大家顿时泄了气。于是老郑就说，现在已是六天半了，粮食不够，只能回去算了。
归途中，粮食少了，背上的重量轻了很多，加上是归心似箭，路也熟悉，他们两个跑得老快。可我？一只脚拇指头突然剧痛，跑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速度非常慢，被他们抛得老远。就这样他们先跑一段路，就休息下来顺便等我，一直到扎营地。
当晚，我没做集体的事，自顾个人冲凉休息。饭后不久，老郑把我叫到眼前，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和一些药布，对我说：“你坐下，那里痛，让我看看”我平常用针刺肉都很少，那里用过刀，所以就顺口说：“我怕”，老江在旁鼓励我：“不怕”。老郑也说:“你不挖，明天休想跑回去。”于是我只好闭起眼，战战兢兢给他挖，只觉一阵痛过了，敷大药，坐了一阵，倒头就睡。到了第二天，老郑起拿大早炊事，准备早早跑。我心想，今天也许倒霉，没想到一踏地不痛了，这时才真正从心里感谢老郑给我的这一刀。
（四）风暴降临巴厘河
大马成立在即，伊班区气氛比往常紧张，当局进行最后的登记，而且紧接就在我们的长屋逮捕叶宗洪同志。由于老郑机警和老叶的保护，他得以逃脱。老郑回到后山的茅屋，召集我们开会，对形势做了估计和安排，希望我们能坚持在伊班区。于是他就倒回华区。不久之后，我们听到他遭逮捕的消 息。
当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群众的情绪也不稳定，常劝我们走为上策。当时我们还隐蔽在后山的小茅屋里，离长屋大约一个钟头行程。我们本来是靠割胶为生，刚好那时老天不作美，雨老是下个不停，大约十多天没能割胶。在那较休闲的日子里，为了更好的跟群众打成一片，有时就和一对伊班青年夫妇打朴克牌、捉“安都”，大家都玩得十分有趣，嘻嘻哈哈的过日子。我呢？也在其中学了不少伊班语。有时，下午时间也常到其中的稻芭去帮助做些劳动福利工作。
事情很凑巧，有一天老杨想到长屋去卖树胶，遇到发洪水，本来涉水就可到长屋，这时水却涨有二丈来高，老杨只好游水去。一到长屋，群众叽叽喳喳的告诉老杨:“早上有一艘兵船到我们长屋，因为水大，我们又不肯帮忙，结果去了上游，上面八位同志被抓了。”还说明早要再来抓我们。群众建议如果这地方不安全，是否先回去，以后再来。老杨带回来的这个消息使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而且力促老杨当晚到长屋，第二天早上就下加帛，一定要赶在对方前头。于是我们到深山稻田里找芭主。事情真不巧，他们上山打猎去了。据说要半夜才会回来，这时真为难，继续躲在深山里吗？群众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来保护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走为上策。还好群众七点已回到，吃了饭就整装上路，这时已是八点了。
到达长屋已是九点过，收拾好东西已是十点了，心想该好好的睡一觉，明早好上路。没想到雨仍下个不停，而且隔壁可能是捕了很多鱼，叮叮当当砍个不停，吵得我们根本无法人睡，后才朦朦人睡。醒时天已大亮，我们匆匆忙忙收拾行李，化了装，戴上草帽，等待出发。芭主不知是累还是天凉好睡，八点多了还未起床。我们心焦急，但又无可奈何。结果差不多十点才动身。大约十二点左右，我们的船正从巴厘河出到拉让江，一艘兵船与我们擦身而过，进入巴厘河。
终于，我们安全到达加帛市，踏上新的征途。
上图为黄祥云友与房月梅友留影
於二000年十二月三十日友协常年大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