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当年事件 4：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釔瞌三支队的战斗事迹、青山事件
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
革命局势的转变，在马印联合围剿和当时领导的意见分歧，致使以后的第三支队走进更加艰苦、困难的战斗生活了。
后来再加上火焰山部队攻打了华莪机场的军事基地，对第三支队的影响甚大，从此第三支队同志面对更加严重的印尼军事“围剿”。敌人派更大批军队上双空基地，首先用军机去轰炸第2号和3号芭。当时第三支队有四个芭，同志们把它称为第1、2、3、4号芭。2号和3号芭是三支队种稻种菜的生产点。
轰炸之后，大批军队就向第四号芭（即巴拔山）三支队的据点展开进攻。当时第三支队的同志在“巴拔山”据点进行英勇地反围剿战斗、坚守了三天三夜。之后，叶存厚、杨柱中及有关干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宜坚持下去，所以忍痛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据点放弃，留下小队在原地进行骚扰战，其余的全部转入森林。
自从1967年中，第三支队从“巴拔山”撤出转入大森后，同志们的反围剿战斗生活就更加艰苦困难了，主要是没有粮食来源，以前在第2、3号芭种植的稻、番薯、木薯、菜类等，都完全不能收割了。他们储藏的粮食也没法拿到，还有过去火焰山部队供应给他们的米、盐（尤其是盐）都断绝了。焰山部队的同志也撤走了，从此就无法再联系到。之前，民运工作组还能在双空搞群众工作，在伊班长屋还能搞到食物；后，转人大森林，以上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和得到了。
从此以后，第三支队的生存全靠在深山里寻找。67年下半年时，他们的生活还较好，因为是果子季节，他们走到一个连山就驻扎附近捡榴连吃，也能找到竹笋、木薯叶、巴古菜等。 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住太久，一有敌情，他们就要转移。
从67年中至69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第三支队的同志一直在森林里，印军一直在追剿他们，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艰苦。到后期、榴连、竹笋、巴古、木薯叶完全找不到了。他如就吃榴连叶、树头酸（一种长在树干上的果子，又酸又涩）、山番薯（一种有毒的果子，要经过煮，漂水等去毒过程后，才能食用）、山香蕉芯、榴连核、树枳和锥子等。凡是可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又加上没有一点盐，同志们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他们的脚、脸浮肿，导致行动很辛苦，本来只要走两个钟头的路，他们要多走一两倍的时间。
同志们面对饥饿，又面对敌军的追剿，可是这一切险恶困境都没有动摇他们革命决心。他们饿着肚皮还是坚持继续前进，每次遭敌兵追杀的时后，敌兵一直在高喊叫他们投降，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下枪支举手投降。只有那些已经被打伤走不动、或饥饿到不能走动的同志，才活活被敌兵抓去。这些同志有：刘月兰、曾云锦和李雪娇，等等。
在68年中，在一次敌兵追杀中，当时共牺牲了7位同志，因为这组的同志多数是病弱的。另外，有一位女同志的小腿被子弹打到流了很多血，身体又虚弱，没有办法行走。杨柱中同志叫她暂时躲在一个竹丛里，待敌情较松时才倒回来接她，其他同志就从水路撤走。过后不久敌人又来这里追剿，发现有血迹，就开枪扫射，又再次打中躲在竹丛里的那位女同志的脚，那位女同志受伤不由自主叫了一声而暴露了。但随后她也昏迷过去，被敌军逮扑。
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同志有打算想撤回附近的边区去，当时还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但是有半数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辛苦。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的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坚决不同意，绝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这样大家就一起再坚持继续前进！
到68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剩下来的同志体质也越来越弱。在前进的路途中陆续遭到敌军追杀，同志们陆续的病死，被活抓的，有的被敌兵打死。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危亡外境，他们还是不愿意投降，宁愿坚持战斗到流下最后一滴血。
到了69年3月，只剩下了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亚水、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把这条反围剿的道路走下去，不久又再遭遇敌军的伏击。这场战斗中，第一个中弹的是杨柱中，王美銮在他身后，看到他倒下去，没有动，就伸手去拉他的脚，可是，已经没有反应了。王同志就把杨柱中的AK枪拉下来丢给她身后的曾永光同志，而曾永光原先拿的是射击速度较慢的来福枪，当曾永光接过AK枪马上就向敌军扫射，使同志们赢得了退。
与此同时，叶存厚同志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压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叶存厚的背包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叶同志有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所遇到或做过的事情，都会写下在日记簿上。所以，在几年来的反“围剿”战斗中的许多千辛万苦、有血有泪的史迹记载下来.因此，他在临死前一直望着他的背包，希望同志拿走他的背包。
后来，叶存厚这本日记给政治部拿到，曾经在保安行动委员会公开展出。
1969年3月间，两位领导同志牺牲后，剩下6位同志他们不但没有去投降，还在森林里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遇到敌兵袭击，又再牺牲了亚水、秀妹和梅枝同志。
最后只剩下曾永光、王美銮和余秋兰三位同志了，他们仍然再坚持突围。某日，一位女同志去寻找食物时又被敌兵发现，又被追杀，在这过程中曾永光同志失散了。另两个女同志走向一方向，她们已饥饿到几乎都没有力气走动了，不能走就半走、半爬、半滚。后来她们无意中爬到敌兵驻扎附近一个斜坡就倒下来，听到敌兵讲话声，她们实在太疲弱了，整身都软下来，根本无力再走了。这时她们心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昏昏沉沉一倒下去什么时候才苏醒过来也不知道。她们醒来时想去找食物充饥，那知道她们一滚就滚下河边，那时恰好有几个敌兵在河边冲凉，突然看见两个人滚到他们面前，敌兵也吓了一大跳。这两位女同志也吓到惊叫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敌兵抓走了。
总之，第三支队，最后一批同志在深山里，过着饥寒交迫的战斗生活，坚持将近两年的反“围剿”与突围的过程中，经历了千辛万苦都不愿放下手中的枪支举手投降，宁愿坚持到流下最后一滴血，舍身忘我誓死为革命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佩！
青山事件
自立
这里所说的青山事件，指的是1971年3月8日敌军在巴哥一带对我们的一次“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斗争。
1971年2月中，第一省省委的部份领导干部到巴哥的一个叫做水塘路的华人农村和省内的各地工作者开会。这是2·24“围剿”斗争后，我们和各地地方工作者恢复正常联系和执行的一次主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与研究2·24反“围剿”斗争后的省内革命形势并部署新时期的地方工作。
会议开始于2月中旬。到了3月初时，不同地区的工作都已先后到那里参加了会议，并在会后安全返回其工作岗位者，了。只是最后到那里的一组同志，在开完会准备返回而来不及离开的时候，才不幸遇到了敌军的包抄和攻击。
事情发生在1971年3月8日凌晨，地点在陈胜贤同志的老家。一队敌军突向我们的住所疯狂扫射，估计敌军是在7日深夜或8日黎明前已首先摸黑到我们的住所附近埋伏了。可是，我们的守岗同志事前并没有发觉。
然而，当敌军正式向我住所发起扫射攻击的时候，我们守岗的同志，便和敌军碰上了。双方接触时，我们的一位守岗同志，中弹牺牲了。另一位则手指受了轻伤，但无大碍。由于驳火的缘故，敌军可能意识到我们有守卫和防备，所以在扫射了一阵之后，也就停止了。他们也不敢向前冲迫近我们的住家，而是在原地守着。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在屋内的全体同志，在枪声响后，便都向屋后撤退，接着又撤上青山山麓。我们原来处在青山南面的山边。上了青山后，我们环山而行，直到其北面的山腰处休息一下。至此，已是中午时分，只见敌军从北面不停地向青山发炮攻击。估计敌军当时是从南中国海面上的舰艇或岸边的沙滩处向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会撤退至那里躲藏的缘故，可是事实不然。我们只是到这石洞之下的一个梯形的山顶的平地上而已，处在这样的地方，敌军的炮弹是不容易击中我们的，因为，那几乎是一种直角三角形的地形，而我们就处在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所以，敌军的炮弹从下面的海边或沙滩射来，高则击中我们头上的石洞，低则击中我们之下的山腰，没有直接击中我们的可能。另外是，敌军既然已经向青山猛烈开炮轰击，也就说明，至少在当时，他们是还未上山的。既然它还未上山来，而只是在山脚下而已，那么，这对我们也就暂时没有危险。所以我们也正式在那里停下休息了。
休息时，我们找来青山巴哥的地方者同我们一起开会研究经过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敌军该此次的“围剿”对策。行动，并非是事先有长期计划与周密部署的。那可能只是敌军在得到情报后才临时和仓促采取的袭击行动。这样，敌军的兵力就“围剿”计划也必然有漏洞。所以我们要突围出去，不但有限，是可能的。
另外，在找过地方群众联系和了解情况之后，我们也已知道，其时敌军还只是占据了我们原来的住所及其周围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是活动在水塘路河边和青山镇上或马来甘榜处。再者就是在沙滩或海面的船只上，但各处的人数看来都不多。
这就是说，在整个青山的周围，只有东面、东南和北面才有敌军，而西面、西南和南面并没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决定是等到天黑时，就从南面方向突围。
所以选择这个方向突围，除了因为当时这个方向没有敌军活动之外，也因为这个方向，伸延出去即是答邦村。该村当时在敌军“围剿”之外，不是和巴哥陆地相连的，但可通过步行到达，且费时也只需若干小时罢了。只要安全到达於该村也即是成功突围了。另外，由于该村还有部份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只要到达那里就可以找到他们和得到他们的协助。届时要暂时隐蔽在当地或转移到古晋的任何地方去都可以做到。可是西部却不然向西行，首先是需要重下青山本身的悬崖峭壁，接着有几条大和一个红树芭的大沼泽地阻碍。红树芭沼泽地极难行走，而大则是敌军警日夜巡逻的水道，要突围既困难又危险很大。
再者，由于考虑到我们当时的队伍，人数比较多，因为，除了我们部队指战员和前去开会的地方工作者外，尚有当地的作者和部份群众也跟随我们和要求我们保护。这样一大队人要同时一个晚上，由同一条路向同一个方向突围有所不便。所以便决定分为两批先后进行，一批当晚先行，另一批则之后才伺机而行。于是就让来参加会议的工作者和部份当地的工作者和群众先行，而我们自己则暂时留下。
出发前，我们又集合大家一起说明情况和决定，要求领队者好好团结同志，努力奋斗，依计而行，尽快完成突围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决定安排，同志们也都表示认同和有信心完成任务。可是没料到，当他们成功到达巴哥和答邦的交界处时，因为那里地势较低，普遍积水，泥泞难行，有者更会陷人。这种情况在海口区本来是很平常和到处可见的。对于在海口区长大的人或工作干部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对于非在海口区长大的或工作者来说，却成了一个大难题。所以，一些同志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就犹豫。他们因此不愿继续往前走，个别的更要求折返巴哥。就这样他们便耽误了时间，失去了安全突围的良机。
由于没有在一个晚上完成安全突围的任务，就此难题也就产生了。为了解决温饱和食水等生活难题，他们于是到周围去找群众联系和协助，结果被甘榜的马来群众碰见，导致敌军前去追剿。这才造成他们当中的好几位被敌军拘捕和杀害，只有一些坚决按领导上的指示实行的同志和群众，才免于难并成功突围而出
事实已经表明，所以会造成牺牲和损失的原因，并不是领导上的指导错误所致，而是一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动摇起来和不听从指挥所致。但是对此，有时外面的人和群众，因为看到或听到造成不少牺牲和损失，就提出批评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
当发现我们向南方向突围的队伍时，敌军曾误以为我们全人都已转移到那里，所以，便调集兵力到那里去追剿我们。全复鸟有些同志牺牲和被捕之后、他们很快就从中发现到，我们的是要力量并不在那里，而是在青山范围内，所以，便又集中兵力到原来的地方对付我们。
由於向南突围的队伍和路线已暴露，要再依原来的计划和路线突围已经没有可能。所以，在无所选择之下，我们也只能向西转移了。
当我们重下悬崖峭壁，并于天黑时涉水越过第一条河口，而巴哥河口到达文丹沙滩的时候，敌军便也追击到那里了。
鉴于敌军的巡逻船艇已经在河上来回行驶，要再沿沙滩前进，再涉水过文丹河到山都望已经不可能。所以，我们只好退进红树芭里面。一方面荫蔽自己，一方面绕圈子继续向山都望方向前进。
当晚，我们队伍一直在文丹红树芭中艰难地行走，红树芭内积水又陷人，行走实在困难至极，速度也极缓慢。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才到达一块比较平坦和干燥的地方，那是一块当地马来群众的西瓜园。那时天快亮了，我们也已困极和无法再行走了，所以，便在那里停下休息。过后被到西瓜园劳动生产的马来群众发现了。
由于敌军日夜都在附近的河上来回巡逻，并随时有可能到马来甘榜活动。为此，在不得已之下，我们只好把所有到那里劳动的马来群众都集合起来，对他们进行宣传与教育工作，向他们说明我们革命武装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军民关系，使他们不会害怕，至少不在当时去向敌军通风告密。
当时我们队伍中，能用马来语同他们作宣传教育工作的只有沈友贵一人，所以，此工作任务也就由他代表出面进行。工作看来做得还算顺利有效。所以，那些马来群众看起来也都不会反对我们，并没有人在当时去向敌军告密，过后反而还曾有人因和我军有此奇遇而感到自豪，不断向人称赞我们部队的纪律优良、严明，等等。
过后我们渡过文丹河到达山都望，再渡过山都望到达西林泽。在西林泽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再乘船沿诗巫劳勿河上达马当地区。
在那期间，自山都望乘船到西林泽时，在山都望大河上曾经与敌军的巡逻艇正面相遇并擦身而过。由于我们伪装得当而且行动带有出乎其预料的突然性，敌军一时没有料到和注意，所以也没有留意和阻拦，此乃不幸中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