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当年事件 5：“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个人回顾 1：撼大地、泣鬼神的史迹回忆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日子 1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广平
历代的统治阶级，对他的反抗者，都以高姿态的统治手段，加以镇压。当今的时代也是如此。
一九七四年初，“斯里阿曼”行动后，当革命力量和人民武装大大削弱的情况下，统治者集中优势兵力，对我西部仅存的小小一支人民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扫荡，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七四年之前所罕见的。
我们这支小队所活动的山区（指马当山区），距离古晋市只有二十多英里而已，对统治者的心理，对外的影响是不利的。所以，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想要把人民武装消灭掉。动用大于我数百倍的兵力，再配合武装直升机、大炮，进行侦察、轰炸。地面部队、不断轮翻搜索，每一条山，每一条水沟都不放过。它还利用反共突击队（其成员主要是叛徒组成），民防队化装群众进山活动，在山边或通道设埋伏。所以我们的营地曾有数次被偷袭。敌军还不罢休，利用西马资本家，砍伐森林，达到破坏、缩小人民武装的活动场所和范围，给我们部队的安全和给养，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八零年间，在部队还未转移之前，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军事原则，处决在周边罪大恶极坏的分子，并警告一些坏份子，不要与我们为敌，也警告砍伐森林的资本家，并摧毁其木山营寨及车辆，（包括五辆拖拉机，山大王、修路车，爬山车各一辆）。
在群众方面，部队和群众本是鱼水关系。因此，敌军对山区周边的群众，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来分化群众。对粮食严加管制、封锁和断绝我军的粮食来源，妄图瓦解我军。
在群众中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少数，是支持、拥护革命，但对革命工作顾虑重重，恐怕被敌军发现而招来麻烦与不幸。第二种人，受恐吓，被诱骗和收买等，这种人占多数，对革命事业不支持，也不反对，用怀疑、观望的态度。另一种人是充当敌耳目，一有风吹草动，就横行霸道，气焰很器张，这种人占极少数。因此，部队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特别是要取得粮食更加困难，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杨祖国、官木荣等牺牲的事件。
在这块山区要进行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是不可能的，除了面对敌军的进攻外，这块山区，是个穷山区，对那些能捕获、采集的动植物少之又少。我们的经济又很缺乏，我们办的粮食，主要还是玉米，因白米采购比较困难，受敌军监视。为了节省经济和避免牺牲，我们不得不用野菜杂粮补充，如木叶、赤结、香蕉（包括它的皮）、猴头芭桔、山番等野生植物一切能吃的东西，都采集当粮食。有时玉米或白米受到潮湿、腐烂，照样拿来吃。
除了粮食奇缺，军服（青布）也很缺乏，真正一套完整的军服，在同志们当中是难找到的，补钉加补钉是平常事。有一次几位同志去见一家群众，当群众一见到我们同志，其中一个伯母来到尖兵同志的跟前，摸着这位同志褴缕的衣服，哭着说这几年你们辛苦得连衣服都没有好穿，於是她就到房间里拿一大包便衣给我们同志。还说，对不起，前几次没有开门见你们，因对你们不了解，请原谅。
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家产”是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但却是很宝贵的，起着不平凡的作用。除了一支枪（是第二生命），还有一把刀、一双鞋、一块胶布、两个鸡料袋、打火机、指南针、地图和针线包等，这些东西数年来对每一个同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相依为命的宝贝。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敌军不间断的、疯狂的对我们围剿进攻，使到部队面临许多困难，造成很大的牺牲和损失：比较有能力的干部和尖兵同志相继的牺牲，如：杨祖国、官木荣、黄志伟、武德、李开避、温燕林、小平等同志。还有两支小队在群众区活动全被打垮。在外边（指在七四年出去的）的领导人始终和我们断绝联系。群众对革命失去信心，用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在这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处境，我们活动的范围又受到严重的破坏和缩小，就地坚持是很不利的。从此，部队就开始大转移。
在八零年中，部队从国内转入边界印尼境内。从此又开始新的生活挑战。面对着没有群众的原始森林，一切都要以自力更生来解决，俗语说“后行军，先行粮”，粮食来源是当时一切问题的焦点。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在革命斗争年代，在延安，在所有的解放区，进行自力更生，搞生产运动，达到丰衣足食。人必胜天，就地取材，我们也来一个开荒种地，以自力更生解决粮食来源问题。从此，我们全体同志，用简单的工具，顶着挨饿、砍伐原始森林。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开垦五块芭场，种下了我们急需的农作物，如：木薯、番薯、芋头、玉米、薏米、谷子、甘蔗、各种豆类、蔬菜等。初时要取得这些农作物的幼苗或种子也不容易，是从遥远的群众区运出。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又要去寻找野生果植物来充饥。面对茫茫的林海，何处有猎场和果子？都是陌生的同志们冒着迷路和在森林中过宿的危险，经过努力，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在这原始森林里，能吃的植物很有限，野果是有季节性的。为了聊慰饿肠，为了生存，只要能吃的东西，我们都采集来吃，如：海柳叶、树菇等，油、米、糖、盐都很缺乏，同志们长期捱饿，更不必说营养，有一个时期大家的脚都软，没有力。
在全体同志的团结合作、刻苦耐劳，本着向部队和人民终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的农作物收成了，而且是负责，大丰收。没有油、肉、鱼，我们就去打猎，寻找野猪和捕鱼；没有糖就把甘蔗提炼成糖;没有盐就到海边去煮盐。把收成的农作物贮存，作为战备之用，打猎的子弹也是自己制造。除了布和铁不能制造，其他都是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解决了。
初期我们也有办《革命》小册子，有定期开会、组会，在节日时开联欢会、谈心会，定时听广播（主要是北京联播节目和解放军节目），我们除了保持个人学习之外，也进行集体学习。在军事训练上，我们练射击、侦察、撤退及在森林中如何求生存等。
总之，从国内到印尼边区，在这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是短暂的，但对每一个战士的生命，却占去了三分一、虽然我们头上增加了白发，脸上增添了皱纹，却磨了每个战士的意志，使我们对生命更加热爱，对生活更加发图强，艰苦奋斗。为了祖国和人民，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们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再坚持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我们为自己的牺牲付出感到无怨无悔和自豪。
附录：
在一九七三年尾至七四年初，斯里阿曼事件后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剩下五十二人。
他们是：曾佩雄，杨祖国、官木荣、潘瑞汉、黄元兴、余世达、韩鹏发、吴志顺、苏亚扁、刘佑桃、黄桃妹、何水莲、温亚桑、陈惠莉△、温燕林△、陈亮△、叶润新、蔡新平、林玉平、田育淦、刘和海、官德添、刘水枝、李开避、池丹、庞增胜、光英△、伟娥△、宝芯△、钟江红△、敬红△、古桂金、赖水俊、晓辉△、小惠△、继前△、方玲△、杨碧美、盂兰△、吴国荣、桂员、武德△、明鸣△、丹心△、起劲△、午劲△、方红△、郑美娥、黄玉莲、黄志伟。（注：有三角形记号是别名）
五十一人中，
男30人，女21人。北加 — 27人，西加 — 23人。
投降：16人。男 — 7人，女 — 9人
牺牲：16人。男 — 9人，女 — 7人
存下：19人。男 — 14人，女 — 5人
以下是牺牲的同志的时间、地点：
1，敬红、宝芯、晓辉、钟江红、桂克。於 1975年，石角区。（5人）
2，继前。於1975年，石角区。
3，温燕林。於 1975年。三马丹区。
4，杨祖国、黄梁伟。於1976年4月，石角葫芦顶。
5，官木荣。於1976年10月，伦乐，诗拉央。
6，温亚桑。於1978年初马当山，舍狼。
7，武德。於1978年中三巴里，书呆里冒。
8，李开避、杨碧美、陈惠莉。於1979年初马当山，加央。(3人)
9，池媽丹。於1979年三马丹边界印尼境内。（失踪）
10，何水莲。於1981年三马丹边界。
下列是各队活动地区及其成员：（注：这是1974年初分配的，后来有些成员有调动。）
一，在三马丹边界，印尼境内有官木荣、黄元兴、吴芝顺、苏亚扁、蔡玉平、刘佑桃、温燕林、郑美娥、林峰、何水莲、刘和海、陈亮、韩鹏发、官德添、叶润新，共15 人。
二，在马当山及三巴里山区有曾佩雄、杨祖国、黄志伟、赖水圳（存华）、丹心、黄桃妹、林玉平、武德、陈惠莉、杨碧美、刘水枝、李开避、余世达、田育淦、潘瑞汉、潘瑞请，共16人。
三，在朋里逊路十哩地区有：温华祥、池嫣当、陈万红、黄玉莲、吴国荣、孟兰、起劲、武劲共8人。
四，在石角区：廖增胜、光英、伟娥、明鸣、方玲、小惠、继前、古桂金、敬红、桂贞、晓辉、钟江红、宝龙共 13人。
关于开辟印尼后方的工作的人员:
1，1981年派韩鹏发、郑美娥。
2，1982年派黄元兴。
3，1983年派潘瑞清、刘和海。
4，1984年派余世达、日峰、刘水枝、官德添，以上的人员要搞经济和立足点。
在1986年由于被出卖，在后方的同志，全部被捕。
在1986年中同印尼政府、谈判达成协议。部队全部走出森林。北加人民游击队，在西部结束了23年的武装斗争。在1988年底大马公民全部遣送回国。89年全部被释放。
个人回顾：
撼大地、泣鬼神的史迹
—回忆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日子—
一王麦柯
阿桑山首创人民军队
1964年2月，在印尼外交部官员协助下，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与我等十位同志，到爪哇岛东部一个秘密的军官学院接受军事训练、为期三个月。五月初结束后，在印尼外交部官员带领下，坐巡洋舰来到婆罗洲岛西端，印尼境内的巴爱河口下船、到巴罗河尾的一座山，此山叫阿桑山。当时由军训李业回来的文铭权、黄纪作等10位同志与先到阿桑山来的50位同志，会合一共60人（女同志占10位），在1964年5月中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有些书刊写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是3月30日成立，那是为了纪念1955年“3·30”学运罢课而追认的）。10位军训回来的同志为50位同志进行军训，为期6个月。1964年12月军事训练完毕。
1964年12月，首次派同志进入砂拉越国内，当时领导上派我和其他5位同志，由我带队进入国内，我们到了伦乐的加丁山地区，得到国内群众的热情支持。1965年1月初，我返回阿桑山。当时文铭权同志已经离开了阿桑山到坤甸去。1965年2月阿桑山的同志开展边区民族工作，并在印尼境内一座土著长屋叫巴都依丹的甘榜附近建造营房，有好些国内的同志及群众，越过边境来到巴都依丹营地，接受军事训练。
1965年4~5月间，黄纪作离开了巴都依丹营地，到坤甸去。该营地的工作后来就由杨柱中和黄纪晓（黄汉）负责。1965年8月间，这支部队后来叫第一支队，领导上在印尼山口洋调来张亚华，并委任为第一支队政委，副政委为官木荣（何士曼），司令庄其全，副司令为严立坚同志。1965年8月中，第支队派了大约18位同志到双空地区去。他们到了双空后，和当地搞民族工作的同志，结合一道工作。当时在双空地区搞民族工作的同志以朱增仁（林亚林）、彭梦合（梁亚明），为首十多位同志，我们一共有 30多位同志。
1965年9月初，杨中、黄纪晓和我等人也离开了巴都依丹营地到山口洋来。巴都依丹营地的工作由政委和司令负责。同时配合国内的负责同志。
1965年9月19日，在印尼境内的我们领导同志在坤甸某地召开会议（后来叫9.19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若干向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有关我们军队的建立问题，决定把北印边区分为东西两部：从第二省到第五省为东部；而第一省边区为西部。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在东部建立北加人民军，西部人民武装照旧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领导方面，以东部为主。东部以林和贵（林严华）和黄纪作为主要领导人。而西部则以杨柱中和黄汉为主要负责人。会议结束后，东西部的领导同志，各自分头准备开展工作。
1965年9月22日，在山口洋的杨柱中和黄汉同志，由于还有某些事未办好，他们俩指派我负责，并在张立华协助下先带了30多位同志到华莪去。这30多人包括朱云辉、刘顺胜、黄祥明……。1965年9月24日，杨柱中、黄汉带了20多人来到华莪，隔天开始军事训练。
1965年10月3日，林严华带了20多人也到华莪来。由于印尼9·30政变，山口洋到东部的路线很紧张。林严华来到华莪后，杨柱中对林严华的突然到来，表示不满。但是为了大局，同志们还是一起参加军事训练，一共有80多人，正好男女各半，男同志40多人为一排由张德文当排长，女同志40多人由张立华当排长，大家一起训练。
上双空建基地
1965年11月初，军事训练结束后，我们领导同志与印尼边防军参谋长谈商，得到他的协助，在华莪开设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办事处，由朱云辉同志为首的10位同志留守负责，其他70多位同志一起上双空地区。
1965年11月尾，在双空山下的一个山坡，建大竹营房。在此，杨柱中宣布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三支队成立。在会上，黄汉同志和林严华同志都发了言。
接着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领导在巴都依丹边区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和在士加央河流域的第二支队，同时委任张德文为第二支队政委、杨小杨为副政委、赖百佳为第二支队司令，杨柱中为总司令兼三支队司令、黄汉为总政委兼三支队政委，总部和第一支队联络工作由黄汉负责，总部和第二支队联络工作由杨柱中负责。接下来成立第三支队指挥部和第三支队司令部，同时第三支队指挥部提出主要工作和任务：
1，搞好群众工作(民运工作)。
2，积极展开生产工作。
3，建基地。
4，加强军事训练和学习理论。
在民运工作方面，以朱增仁（林亚林）和彭梦合（梁亚明）为首各带领20多位同志，向土著长屋进军，大队的粮食和农耕都得到了解决。
在生产工作方面：除了种菜和杂粮外，还砍了一百英亩山地来种稻，分别在双空山南面40英亩，称为1号芭；在双空与巴拔山之间在甘榜罗格附近砍40英亩山地，称为2号芭；在拔山下一条河叫ANAM河在河边砍15英亩称为3号芭；在巴拔山下砍5英亩称为4号芭，总共一百亩。在1966年尾、敌兵开始进攻双空基地时，在双空山南面的40英亩生产地也放弃，其他60英亩还有收成。
在建基地方面：同志们都很积极、吃苦，在1966年1月尾基地营房大部分都建好了，全体同志都搬进基地营房住。
在军事训练方面：基地操场建好后，同志们以轮流方式军训，当时第二支队的同志也有来三支队军训，有的军训后回二支也有的留在三支队，晚上各班也有学习理论。
1966年1月，第一支队司令庄其全调来双空第三支队，同时加入第三支队指挥部和司令部。同年2月间，叶存厚、赵少华、当金（是印尼人印共人员）3人来到第三支队，叶存厚加人总部领导和第三支队指挥部。赵少华加入三支队指挥部。而当金为普通队员，后来经开会决定，黄纪晓的总政委和三支队政委职位就由叶存厚同志当任，黄纪晓做副总司令和第三支队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