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个人回顾 2： 撼大地、泣鬼神的史迹回忆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日子 2
开始“围剿”与反“围剿”
1966年6月间，印尼兵来双空地区驻防，我方派朱增仁和另五位同志代表砂方与印方谈判，谈判结果印方要我方人员撤出印尼国土，否则捉到就杀。在这种情形之下谈判破裂。叶存厚下令撤出贸易站。几天后在双空搞民运工作的郭文忠和士能同志被敌兵逮捕并遭杀害。
1966年6月尾，存和杨柱中下令我调派20人以庄其全为指挥，主动出击敌兵的一个前哨站。攻打后，1966年7月中印兵从孟加央和华莪调大兵上双空地区。此时，叶存厚和杨柱中派人到华莪与双空地区的中间路段伏击敌兵。1966年8月尾印兵进攻基地。此时总部开会决定撤出双空基地，大队撤到双空山与巴拔山之间的2号芭附近建营房，而叶存厚和他的警卫员黄乐山去朱增仁的民运工作队。自从叶存厚和杨柱中下令主动出击敌兵的前哨站后，叶存厚与林严华的不和就更明显与表面化。
1966年10月初，大队转移到巴拔山4号，4号芭周围都是榴连树和其他果树，去3号芭也不远，只须二十分钟路程，因此在粮食方面较容易解决。
1966年10月中，在4号召开总部会议，由林严华同志主持，提出了几个问题讨论。其中，对敌兵要打还是不打的问题总部人员的意见不一致，后来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全体人员以及将要解散的全体指挥部人员，讨论到最后还是不能下结论。当时局势又紧张因此会议在没有结论之下休会。
从这个时候起部队领导层内的矛盾，更尖锐与表面化。
1967年2月7日，叶存厚等人召开“民主斗争大会”向林严华及其支持者批斗。开了民主斗争大会后，张亚华、黄汉、林严华、谢嫣素（谢秀玲）、文军、赵少华等领导同志先后离开第三支队，到中间站去，有的到山口洋等地去。而“民主斗争”还继续的进行下去，不过没有开大会，而是向林严华的支持者进行个别的批斗，被隔离到其他地区去。当时第三支队同志们的士气低落，有些同志对革命无信心，而离队。
1967年4月间，得到情报，敌兵要进攻巴拔山，因此我方派30人在半路伏击敌兵。伏击敌兵后，撤出巴拔山4号芭这是首次撤出4号芭，转山头10多天，又转回4号。前后共4次撤出，几经周转最后又转回4号芭，其中有两次转山头时没有粮食，只好吃树叶、吃山番薯、吃老鼠、吃蛇、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过着饥饿的日子。
1968年2月间，是第五次撤出4号芭，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同志们再也不能返回4号芭来了。
战斗三天三夜
1968年2月某一天，和往常一样，站岗的站岗，工作的工作。早上大约7点钟、在4号芭ANAM河边渡头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对面河边有10多个敌兵要过河，河边山坡上的小树在摇动，敌兵有多少不清楚，（这个岗哨24小时都有站岗）我们自己造的的竹筏在岗哨这边，敌兵要过河只有找浅滩才能过河。
河边的岗哨离大队营房，用快跑只须3分钟。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敌兵后，一位同志回大队通知政委和司令。敌兵来到ANAM河边，肯定是土著带路，同时也有备而来。杨中司令当即命令我派4位同志到河边岗哨去监视敌兵的动向，同时派一小队戒备。当时大队里的同志们都还没有出发工作，因此大家都备战。当岗哨同志回到河边时，有几个敌兵从浅滩的大石头上面慢慢的走到河中间，河边岗哨的同志，就瞄准向敌兵开枪，枪声一响，中枪的敌兵跌进河里，其他在河边的敌兵就开始向我方岗哨的同志猛烈的扫射，岗哨6个同志，慢慢的撤退到半路和在埋伏的同志结合。敌兵有的走浅滩，有的游泳过河。埋伏在河边到大队半路的小队，看见敌兵有的沿路走，有的没沿路走，我们只能打沿路走的几个敌兵，其他的敌兵照样向大队营房的方向前进。埋伏的小队马上撤回大队营房，安排在第一营房备战。大约一个小时后，敌兵来到了第一营房附近，距离第一营房大约有30米远的竹丛边。第一营房是叶存厚指挥。敌兵冲向第一营房，被我方同志用机枪扫射，有的倒下，有的退回竹丛边(那一带有许多手腕般大的竹丛)。当我方同志没有开枪时，敌兵机枪又扫向第一营房来，有时敌兵冲上来，我方又反击敌兵，大约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敌兵就向第一营房扫射一轮，伺机要进攻，我方给予阻击，一来一去的拉锯战。
当敌兵初到第一营房时，政委和司令还派3位同志到另一条小山垄去对敌兵的左面袭击，敌兵在没提防之下，被我方同志打个正着，有的敌兵倒下。敌兵发现左面被袭击，敌兵又向左面山垄扫射。因为那条山，山垄不大，又没有荫蔽物，不能久留，三位同志倒回来大队，同时向政委和司令说：他们发现敌兵大约有二排（60多人）的兵力。
敌兵坚持不撤走，兵只是牵制着我们大队，也许是等援兵到来才向我们大进攻。
4号芭的营房是这样的：共有六间，是建在一条有许多小竹丛的山垄上。第一营房是建在山垄的半山腰，其他的营房是建在山垄上，当时第一营房是敌兵的目标，其他的营房也许还没有被敌兵发现到，第二营房和第一营房距离大约有50码远、叶存厚政委、杨柱中司令、钟桂友（张子海）、林广明（赖春）和我本人等都住在第二营房。第二营房也日夜防守着，如果敌兵冲上第一营房，在第二营房的同志正好向敌人右面打下去。第四营房是厨房，其他的营房都住着队员。
打了一天一夜后，敌兵还在竹丛边，没有撤退的迹象，后来政委和司令，下令准备撤上第二站，第二站是巴拔山的半山腰。巴拔山共设有三个站；从4号芭上第一站，只须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第一站到第二站也是一个半小时；第二站到第三站即最后的一站，是巴拔山顶，要走二个小时的路程。每个站都建有一至二间的营房。后来司令指派我安排人员运粮上第二站。第二天开始运粮上第二站，除了防守的第一营房的同志和病弱的同志都一起运粮，一天可运两回。当时主要的粮食有番薯，还有一些木薯干，少许的豆类等。大家顺利的把粮食运上第二站。
在第一营房的同志与敌兵对峙了三天三夜，我们是以轮流的方式守着敌兵的进攻，当时同志们的士气都还很高。在第三支队唯一的一支重机枪也派上用场，它保护整个大队同志的生命。这支重机枪是当年三支队还没有成立之前，是第一支队的同志来双空地区时带过来的，是支旧式的机枪，是用子弹盒的，一支机枪要三个人扛，当时机枪手是曾文平，副手是陈伟清和黄忠平（杨的警卫员）。
在这3天的防守战中，没有同志牺牲，只有古玉光受轻伤，他的手腕被敌兵枪射到。这时同志们的体力和精神开始不足，因为几夜都没有睡觉，同时子弹消耗了许多。政委和司令等同志决定在第3个夜晚撤上第二站。第3夜下半夜两点多，第一轮敌兵枪射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同志留下阻击，大队其他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第二轮敌兵枪声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
当时，我和3位尖兵在前面，向第二站方向前进，其他的同志一个跟一个在后面。那时正好是晴天，朦朦的月色，透过参天古树照在地上，也觉得有些光亮，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还没有到第二站，敌兵枪声又响了，这时我们知道第一营房同志开始撤了，这时大队先撤的同志加快脚步撤上第二站。大约10分钟后，敌兵枪声又响。第一营房同志撤退时被敌兵发现，接着我们听到敌兵进攻第一营房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了好几阵，同时敌兵也向第一站发射迫击炮，大约打了十多发，一个一个都在大树梢上炸开。到4点多敌兵已追上我们后面的队伍了，我们只能边打边撤。后面是庄其全同志负责，前面是我负责，其他的同志包括领导同志都在中间，后面的同志迅速撤到一条山垄上。这时我方居高临下，同志们各找隐蔽物，正面与敌兵开火。有的同志与敌兵距离不上十尺，近距离的对打。我方处在山垄上，因此有的同志把手榴弹的安全圈拉开让它滚下去爆炸，敌兵也被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这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火光一片，双方大战，枪声回响几个山头。
我在前面带队，边撤边想，敌兵从4号芭猛追到第一站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撤到第二站，敌兵同样也会尾随到第二站来，因此我想不可撤上第二站，只有甩开敌兵为要。我跑去向政委和司令提意见，在敌兵穷追之下是否还要撤上第二站，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有叶存厚、杨柱中、张子诲、黄祥明和林广民等同志，一起商讨如何撤退问题。在后方指挥对敌作战的庄其全在安排好后面作战的同志后，迅速的跑过来，说：“亚花同志牺牲了，亚花不知道敌兵已移向右侧来了，当场被敌兵打到。当时是早上4点多，敌兵还不敢冲上来，只是枪声响个不停双方打来打去。
政委与司令等人在商讨后大家都同意不要撤上第二站，要设法甩掉敌兵的追踪，但是要如何甩掉呢？当时我就向他们提出在一站与二站之间，有一条石壁小径可通到甘榜英加力的一片榴连山，我们只要把进石壁小径的路口痕迹清除好，敌兵是不会发现到的。大家同意后，大队马上动身撤，接着我把大队前面的同志向后退，进入石壁的小径，后面一个跟着一个，走过石壁小径。这里是危险的悬崖陡壁，若是真的跌落下去，也许骨头也找不到。这时已是清晨5点多，后面庄其全等人也慢慢的开始撤退。正巧这时李约汉被敌兵打到脚不会跑，战地医务人员陈秀珍同志赶快把约汉的伤口包好。在这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陈秀珍同志毫不犹豫地背起约汉，在后面庄其全等的掩护下一起撤进石壁小径。经两位灭迹高手伪装后不被敌人发现，整个大队安全进入石壁小径。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榴连山，当时已是6点多，天已经亮了。大家在榴连树下休息，同时点算队员，点算结果除了亚花同志牺牲外，其他的同志全部都到齐。这时我们很清楚的听到，敌兵进攻第二站的枪声和手榴弹的声音，当时在第二站只有粮食，如番薯……等。这片榴连山的榴连刚跌完，地都是榴连有些还可以吃，有的已经坏了。同志们已几天都没有好好的吃东西，肚子早已饿坏了，眼前现成有这么多的榴连可以选来吃，同志们都在选榴连吃了。这时陈秀珍同志说：“回忆过石壁那-段路、背着李约汉同志走过石壁，也没觉得重，真是不可思议！”
不久后、政委与司令叫我去，对我说现在要跑进巴拔山的南面的森林，甩掉敌兵的追踪，叫我带路。这片榴连山是巴拔山的西南面，是大山与子青芭的边缘，因此我们要向东南面跑就能进入巴拔山的南面的原始森林。
艰难困苦的日子
大队在榴连山休息后，接着就向巴拔山南面的原始森林前进，大约走了五分钟，后面的同志传来说雪姑同志（吴令雪）不见了。司令马上派四位同志到休息的榴连山去找雪姑同志，半个小时后四位同志回来说：找不到雪姑同志，也没有东西留下，雪姑同志就这样不见了。大队继续走，大约走了20分钟，前面有一片大石壁，同志们上了石壁后，到一条大山垄上。这时已是上午10点多，大家在此地小休息片刻，休息后又继续走到下午4点多，在一条附近有小溪的山垄上过夜。在此地住3天，在这3天里吃的是阿扁（一种棕榈树的芯）、野菇，少许的干粮如木薯干，由于怕敌兵发现到我们的住处，因此，找粮的同志不敢走太远的地方去，过着半饥饿的日子。在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地方住3天，有的住整10天。
这里是片原始森林，这个季节果子开始没有了，同志们只好以溪水来充饥，大家饿到脚都软了，走起路来跌跌倒倒、一小时的路程要两个小时来走。经过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东西吃、遇到小溪，同志们除了喝水外，许多同志就如水獭般用手提小鱼、小虾、螺等之类，捉到小的就直接放进口里去生吃，较大的就放进食格里，到晚上可煮来吃。在原始森林的小溪（石头的小溪）里，小鱼、小虾不怕人，对着你看。那时我也提了小鱼、小虾生吃，吃在咀里都没有感觉到味道。
有一次，大队转移到一条小山过夜。山奎下有一条小溪，小溪两边有许多无肉的树种籽，像龙眼籽般大小，形状也像龙眼籽。有的同志就拾了很多，晚上就煮来吃，有的同志就吃整食格，吃得太多了，过后就晕倒。大约有10多位同志，因吃太多中毒晕倒，有的3至4小时才醒过来，恢复正常一样；有的晕了整10个小时后，才醒来。好像庄其全同志整个人就呆呆的，什么事情他都忘记了，像个傻子般。庄其全同志是我们的指挥员，如今变成了一个“傻子”，也就等于被敌兵杀掉了一个指挥员，庄同志直到牺牲都没有恢复正常。文开智同志（黄国敌）是宣教组成员，吃了树籽后，晕了三天三夜，后来全身冰冷僵硬牺牲了。我们把他的尸体埋在两边小溪，中间一小块陆地，附近有一丛黄竹为纪念。
在此地大约住了4天，我们又转移到另一条小山垄去住。派人去找粮食，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把它拿回营地来，如野芋苗、山香蕉芯、野菇，可吃的树叶等等，煮熟后分给大家吃，7、80人，一人能分多少呢？有一次我和两位同志到附近的小溪拿水，看到溪边倒下来的腐树，有蚂蚁在咬腐树，我们也拿腐树来吃。在这条山垄住有一个月，大部分同志的身体已变形，成了皮包骨。有的同志本来体弱的，现在已不会走了，后来转移到另一处，一个小时的路程要3个小时来走。走了几天到一条山垄住下，在这几天转移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山垄上发现了许多传单，那些传单是第二支队有些同志出来投降后，所写的传单，当时是1968年5月尾。老天不作美，天天都下雨，找粮的同志，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冷到发抖，牙齿在打架，没有东西吃，天又冷，许多同志体弱因此生病。
自从与敌兵战斗三天三夜撤退之后，时常都有派人去和250民运队的同志联络。据民运队同志报告说：土著被敌兵镇压，全部都倒向敌兵去了，要从土著群众中得到敌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民运同志亲自去摸索。在这种情况下，民运队同志活动是很危险的，一来怕被敌兵发现，二来怕被土著发现。在那个时期，有的民运队同志被土著杀害。1968年3-5月间，也有派人到中间站（火焰山部队）联络，政委派贝旺（外号大哥）同志到中间站去几次。据所知，打华莪飞机场后，当地的局势非常紧张。敌人加紧镇压当地的华裔群众，并实行抢、烧、杀的三光政策，许多青年男女都跑进山，敌兵又进山追杀。
1968年6月间，在一条山上驻扎，又是下雨天，用树胶布和树叶做成的小茅屋，只能容纳5-6人，小茅屋时时都漏雨，睡又睡不好，吃又没有好吃，只有拿水来充饥。在那饥寒交迫、艰难困苦的日子，不时有同志生病而牺牲，叶存厚、黄明、杨柱中等同志，在一间漏雨的小茅屋里宣布吸收共产党员来提高同志们的士气，但是许多同志力不从心，枪支、背包都无力背了，走起路来脚已千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