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个人回顾 4： 第一省最大批的一次上边界、我从死神旁边擦身而过
第一省最大批的一次上边界
彭梦意口述 腾飞采访整理
1963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之后，砂拉越有几百名热血的青年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从第一省去印尼的少部份是从水路去，大部份是从陆路去。陆路大部分是从打必禄（Tebedu）附近一带的Emtubu 和Padawan的山路越界，少部份是从石隆门（Bau）的士里京（Serikin）一带过。
1963年5月组织上决定派58位革命青年越界去印尼。这一批的越界者有蔡瑞庆、温国宏、朱云辉、彭梦合、刘顺胜、黄祥明、刘天甲、庄美祥等，他们大部分的是来自人联党晋成路24哩分部的党员。这一批的主要领队是温国宏。
5月29日下午，要去参军的青年先后来到23中,个个满腔热血、精神抖数，但又恋恋难舍。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要离开你，要离开亲人，要离开……，到远方去。
大家集中到齐后，傍晚6点多，队伍就从木瓜山出发。从出发点到边界基本上分三段路，第一段路是由张伟琴、涂灯亮和我三个带。从木瓜山到Tabut是靠自己开路。从没有路的草丛树林中开出一条路来委实不易，而且又是亮着手电筒在黑夜中探察开路。当晚天空晴朗，凭借着闪烁的星光和朦胧的月光，没带手电筒的同志紧跟在后面，一个紧跟着一个，排成一列长龙，从头到尾闪烁着亮光，委实壮观。到了Tabut以后，就有达雅人的山径可走，行进的速度加快了。再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到达了有30多户的Kpg.Kilian。我们尽量荫蔽不让人撞见。走着走着速度越来越慢了，虽然我们各自只带几件衣服和一些简便的必需物，但毕竟我们大多数没有行走过这么长的路途，特别是到了下午半夜感到疲惫又爱睡，有的边走边打，有的跌倒爬起来再走，有的实在不耐了就站一阵子或坐一会儿再走，休息时有的就索性躺在泥土上。尽管路途多遥远路途多坎坷难走，凭着大伙年青力壮，凭着一颗为解放祖国为人民幸福的红心，大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前行。东方破晓，大伙跌跌撞撞地，抵达了Subong山。
30日白天，我们在Subong山休息，等待夜幕低垂时再继续行程。
傍晚我们从 Subong 山出发，这一段路到Kpg·Kubung是由蔡高由当响导。队伍向前走，走呀走，越接近边界大家就越兴奋。讵料，还未到Kubung的途中遇上了一位达雅人。根据响导说，他是从Subong长屋出来做生意的人。我们就跟他进行宣传教育，他表示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而且还跟着我们去。岂料，这个家伙在半路瞧个机会偷溜走了。我们发现了立即截围进行搜索，终於找到捉住。我们警告他要保守秘密，不可泄漏出去。经过教育与警告，就把他放走了。
队伍抵达打必禄一带，再越过边界，再行走（有些路段用船）约一星期，这批58个同志总算胜利地到达山口洋。
完成了我们第一路段响导任务之后，我们三位立即从来路赶回去。这条半百人刚走过的“路”，而且是不习惯走远路人走的“路”，再加上有的地方留下坐的、躺的痕迹，痕迹显得特别大。我真担心再走这条“路”会安全吗？
回到老家，我向黄绍隆负责同志报告了情况，也反映自己内心的忧虑与担心。但负责人表示，不走将可能被捕，还是按原来计划安排第二批人趁早启程。
6月1日傍晚6点多，第二批约86人也是从木瓜山出发，又沿着第一批走过的旧路走。这次去参军的大部分是晋成路10哩、15哩和17的青年，也有少数是来自别地别省的，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了。
前段的路仍然由我们三位带。由于是走旧路，较熟不用找路，相对走得快些，但这批队伍更大，也快不了多少。行行复行行，经过整夜的赶路、特别是到了下半夜，许多人是举步缓艰，一屁股坐在泥土上很想不必再站起来再走了，但想到步维抵达目的地，大家还是凭着斗争激情与意志力，於早晨量走到 Subong 山。
早上，我们翻过山背下到山谷，谷底有一条潺潺的小溪，有二间达雅Lankau（茅棚）建在溪流的右边，左边也有间。这是达雅人种稻时栖身的，当时稻已收成了，溪边竟是枯菱半折的稻杆、烧焦的木桐枝杈横七竖八的交错在其中，杂草长得不高。白昼我们就分散在三间茅棚歇脚。
当天负责后段带路的蔡高由去另一站找另一位响导。殊不知另一位响导已被捕，在打马庚关一个晚上就放走了。这样蔡高由到了Kubung也被捕。其实，当时Kubung已驻有20多个兵，Kilian长屋也驻有一队士兵。
在逗留茅棚期间，我们没有什么好吃，随身带来的饼干和冷饭馊了照吃不误。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这里几十户二、百人的Subong长屋居民都很支持我们。他们把饭菜（有罐头的沙丁鱼、稻芭种的黄瓜等）用草叶包成一包包的，装在Selabit（达雅人的背篓）里，有大人小孩、有ApaiIndai，三五成群的爬上高达2500尺的Subong山，要跋涉1小时多，才把食物送到我们跟前。在这两天等待的时间，这些达雅同胞都是这样的送饭送菜，积极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这些外来人在异乡遇上困境时，能获得异族同胞的暖人心的爱护与关照，特别使我们没齿难忘！
当天至深夜带路的人没有倒回来，我们就隐约感到事态不妙。我们不得不警戒，夜间也设岗放哨，做些必要的防备措施。
我们这个队伍的负责人黄绍隆心急如焚，他决断要前去探个明白，动身前要每位出二三元总计有五、六百元，去时顺便买些食物用品。6月3日上午，他带了潘瑞成出发了。
那是后来才知悉的，他们俩在KPgKubung 也被敌特鹤住，黄绍隆由于身上有那么多钱，而且还有全队的名单，又不会达雅语，嫌疑是共产分子而被捉了捆住扔进小溪，后来还类进了暗房。潘瑞成会讲达雅话，身上没有什么怀疑的物证，他说去找亲戚。虽然他被捉押进三角坡的监狱，但28天后就被放。
去探路的黄、潘久久未回，大伙更是忐忑不安、引颈期盼。此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矛盾，要走回头不是办法，要向前走又没有响导，真是进退谁谷，前后不得！大伙一时也想不出重好的思路办法，只能无奈茫然地等待到天明。
翌日（4日）上午8点多，黄文彩召集10多个同志在小溪右边前面一间“朗高”讨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沿着小有一条小径向着右岸延伸进不远有另一间“朗高”，在此有20多位同志，左岸的茅棚也住有20多位同志。在开会时，有10多同志关心地围在旁边倾听。大概9点，忽前面座的同志发现下面岸边路上出现一队人员，再仔细一看。最前带路是那天遇到后放走的那位达雅人，后面跟着是手捧枪支的武装士兵。他们一边把枪口对着我们直冲过来，一边大嚷大叫。我们一时惊恐慌乱，不知所措，有些同志四散跑开，有的说，“我们在国内不在异国”、又是“公开的普通人”……“不必跑！"顿时，直升机出现在我们上空盘旋，正在广播着什么一像“狗，这种声音在环山四周回荡着，宛如四周都有“狗吠”吠”仿佛匹周都有兵。这样，右岸二间“朗高”的同志暴露在敌兵眼下的、面对的又是向上的高山，感到走投无路、终成了阶下因。而不靠近溪流又无明显路的一间“朗高”的20多个同志,由于一时没有被敌兵看见，他们遇事就立即向左边方向跑。他们走了半天的路程才荫蔽起来，后来Subong长屋的人寻找到他们，在这些好心的达雅人的掩护之下，带到Padawan路、安全地返回故家。另外有几位同志由于没有达雅人的掩护与带路，跑到甘榜路口被守兵逮住。
当时我跟我的生哥，还有60多位同志（注一）同时被捕，这是第一省最大批的一次去印尼。由于考虑部署不周，处理不当，不但去不成，反而遭受牢狱之灾，我们俩受折磨煎熬了12个冬年后才获得自由。豁然回首这段历史，似乎如梦如幻又沥沥在目的，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注：还有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从这里（即Tapah-大富村一带）出发去印尼的是，在1965年7月6日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之后的一个月多，这一批有30多位。
我从死神旁边擦身而过
-勤恩 口述 尽翅整理
被捕
1971年6月13日将近傍晚7时，我踏着脚车从南兰律上段出发。经过南兰律兵营时，我看到一部分第七营的警察野战部队正整装待发。经过加柏路，正要进入东山路时，看到前面有辆连罗华停下，接着有军人下车。若直闯过去要冒险，於是我就倒回转入木杰阿拾路，踏向市区方向。才踏不远，迎面走来了五位马来亚来的马来兵，我心想没事吧。讵料，到了第一个士兵跟前，他提着手提机关枪突然向我喝令。我感觉不妙，停下一想，绝不轻易被扑，倏忽我把自行车一摔，向后奔跑（左右都是住家，笆挡住）但没跑多远便被他们合力逮住了。
在诗巫将近一年的拘留期间，我曾受到连续疲劳审问，甚至威胁要枪毙我。他们企图从我口中获取内部秘密情报和承认土枪、子弹是我的。我一概加以否认。
被判死刑
72年4月4日，我被控上法庭，经过几次诗巫高等法庭的审问，於5月9日，我的“罪名”成立，被李天发法官判处死刑。罪状是：（一）71年6月13日晚8时左右，在元首於1964年9月间即宣布为保安区之诗巫木杰阿拾路，被发现非法拥有一支土枪，触犯1960年内安法第57条（1）（A）；（二）同时同地被发现非法拥有4颗子弹，触犯1960年内安法第57条（1）（B）。
王启同律师即代表我要求上诉联邦法庭。
被判死刑后，5月11日，我被押往古晋，等候上诉。上诉的理由：（一）在内安法第七条下，不能宣布全州为保安区，只能宣布某一区为保安区，而此控状只能在保安区内执行，故不能证明被告有罪，同时亦不能证明被告在保安区内，故不能判死刑；（二）承审法官犯了误导自己把证明罪状之责任，推到被告身上。
同年12月5日，我的上诉在古晋承审遭到驳回。我的律师要求暂缓执行，并问我是否要向枢密院上诉，我表示家里的经济状况无法承担这方面的用费。我虽然取消进一步的上诉，但家人与辨护律师有代我向州长请求赦免死刑。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赦免（每年都要），就会立即执行死刑。
在死囚牢内
三角坡中央监狱过去曾是医院，也曾监禁过政治犯，后来改为关死囚犯与其他刑事犯。我被关进了三角坡的单层牢房座内。囚禁在死囚房，这里共有四间可囚禁4个死囚犯。那时只有我一个，关在一号牢室内，这之前周民权和陆良其也曾关在这里隔壁，其中一间当作冲凉和洗手间之用，另二间空着。我的对面有隔着很多间小牢室，是未经审判的犯人监禁的。我一来到这死囚房，他们就在中间架起三夹板把我跟其他囚犯隔开了。我只能隔着围墙跟对面的囚犯讲话，却看不到人。
座落在左角落的关我的牢室，阔约6尺，长约10尺，高约10尺，在大锁头锁住的牢门对面约一人高的墙上开了个1尺乘1%寸的小窗口，还用铁条嵌著。洋灰地上原有三片组成的约6尺乘3尺的床板，但我一进来时就被拿走。代而替之的是一张单人被跟同大小的一块帆布缝在一起，要躺时就用之铺在洋灰地上。除了一个塑胶杯装水喝、一个塑胶桶（大小便都在里面）之外，其他可说一无所有。晚上一盏光亮的日光灯在室内顶上开着，在视觉神经上困扰着我不得好睡。
我的编号是1029/72。我穿的是乳白色粗布做成的短袖衣与短裤，跟所有已判刑囚犯穿的囚服一个样。若是监狱逃犯，在衣服上车上二条青色小带。若人狱第一次，车上一颗天星，若是两次以上，就车上黑色的太阳旗。
吃的方面，三餐都是饭。上午通常是配蛋；中午和晚餐通常是蔬菜配咸蛋，或是咸鱼或是鲜鱼（鱼骨事先挖掉），周六与周日有猪肉，还有一条香蕉或一粒桔子；一般上吃得还会饱。
一天可以放风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一次半小时到一小时。放风时间的活动内容是我一天的重要内容。我主要的是练跑步，一个人在偌大的洋灰场跑它几十圈，藉此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在死囚牢内，有一个狱卒看守着我。要开我的牢房门，必须要有多一个三巡曹长级以上的监狱官员才可以开，普通狱卒是不能开的。普通狱卒或监狱官员对死囚犯的态度是好的，他们不敢惹死囚犯。他们知道，万一被激怒了，对方杀人，再判第二次死刑，同样也是死。所以，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不得不好一点，以防不测。
一年多在死囚牢内，我不准读书看报（还可以给家人写信），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除了一个看守员，白天我面对的是墙壁，晚上面对又是墙壁，我恍如隔世，生活在一个没有信息、没有交往、孤独枯燥、暗无天日的世界。
死囚犯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会得到通知，要见家人，要传道士来祈祷都可以，也可以好好饱饱吃一顿，医生也会来检查。绞刑是马来西亚的死刑法，通常是六点之前要上刑台绞死，之后医生检查，万一六点天亮后未死，还要绞至死。据说，英国的法律，时辰到未绞死，可以脱死而复生，免掉一死。一个老狱卒在英殖民政府时代就开始来此工作，他一直在这里执行这一刑法，他说有些死囚绞后舌头伸长到肚脐处！
刑场是在后面的一座建筑物内，里面有好多间小牢房、是用来关押执行死囚犯的。还有一间大房间，平常门是深锁着，估计吊索架具等都在里面。其外面墙壁漆上黑色，初次来此者，都会感到不自在、阴森、恐怖！正常执行正法后，死者就放置下层，由下面的狱卒收拾了，扛到就地附近去埋。当年刺杀司徒华总督的罗斯里,多必也埋在里面，后来平反了，被追认为英雄，在此挖起骸骨，运到诗巫去。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冥冥之中的“邪物”，简直是“催死鬼”。可能这个地方太“脏”了，也可能人的意志太薄弱了，心神太虚弱了，不论白昼黑夜，只要你梦见周公，这“邪物”就来了，它可能在凶神恶煞的向你直扑而来，你拼老命的跑，越想跑快些，脚却不听使唤，反而越跑越慢，就要被逮到正着……你会在梦中大喊大叫，吓得身大汗；有可能在梦中你被“黑物”掐着喉咙，你拼命挣扎，发出啊啊叫，透不过气来，有的犯人就在睡梦中死去。就这样，有的死者颈项留有黑瘀痕迹。守夜班的狱卒也有在睡梦中去见阎罗王。某一年在我隔壁房就发生一宗这样的事件，这位犯人在梦中“被压”，听到他啊啊叫，又在床上打滚，过后一动不动，一昏了过去，他赶紧被送去医院，才免被死神召去。
黑牢这样的环境与空气令人窒息，令人心里发毛，晚上又往往令人透不过气来，真的会令人心房生痛。在心痛难受之时，我也闪过自杀的念头，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值得，也是怯懦行为，我决心要倔强勇敢的活下去。
至于死囚犯对死的心理，据我了解，只要他认为杀人没错，觉得会值得，死亡对他来讲就不是那么遗憾与可怕。当我关进了死囚牢，也有准备去见马克思。我觉得为人民而死、是死得其所，能成为革命烈士，死得光荣，没有什么引以为憾。
但我总认为自己不会死，因为：（一）按国际范例、战得是没有判死刑的，政治犯更没有理由会处死。若有关当局胆数这样对待政治犯，就会受到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特别是要到人权组织的非议，它们将不得民心。非不得已，它们不会预发一掷的。（二）马来亚也有发生几宗判死刑的事件，但部没有死。再说，1969年12月8日，周民权、叶天星和陆良其位被扑后也判了死刑，但在审讯中，他们针对二项控诉中进行于申辨（辨护律师是张字在、王启同与郑作忠）、结果获得不股利。按法庭的审讯程序、死罪被告需先经县庭初市，表面罪名成立之后，方提交高庭询审。由于控方“程序”不对，而告宣判无效、后来又判10年徒刑。到了1977年，我转到诗巫监狱来时，他们三个已刑满出狱了。之后，还有加拿逸一个姓梁的，也申诉获胜。根据以上的推理，我觉得自己死不了。同样，那时我还有革命的激情，还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身上还有一股力量，因而，死的斗争还不是激烈的。
我申请赦免死罪终于获得准效。1973年8月31日，在庆祝马来西亚成立10周年之际，以州长为首的赦免委员会赦免了我的死罪，改为终身徒刑。
八年的“终身徒刑”
改判终身徒刑后，我转移到过一点，囚禁在双层楼的牢房里。这里一楼分成3大房间，一个房间可关12个囚犯。那时，上下楼共关有刑事犯几十人，其中有终身徒刑与有期徒刑。
在此的刑事犯，每天（节日、周日例外）要工作，他可以选做裁缝、木工、种菜或其他的，每天上午七点上工，十二点放工，下午一点上工，四点放工。犯人一离开门口都要有狱卒带，在工地集体劳动处也有一个狱卒看守。劳动的产品交由监狱方面拿去卖，犯人的工资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即每月四元、六元与八元三个等级。后来经过争取，获联邦有关当局批准后，工资提高到每月八元、十二元和十六元的三种。犯人可以以这些微薄的收人，一个月去买一次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
这里的炊食是由犯人自己负责，吃得比死囚犯差。但生活内容会较多些，每天放工后可以去打球，节日或周日可以较自由些。在扩音器里也可以传来砂拉越电台播送的新闻与音乐等。在此，也可以读书看报，能掌握到国内外事态与变化，似乎世界没有离我们那么遥远了。
在此，初时我选做木匠，整日刨、锯、钉……，感到索然无味。后来，我改做绘画、雕刻，做手工、广告之类。我由第三级工资，升到最高级-蓝衣。所谓“蓝衣”3、4年，行为较好的。在英国时期，蓝衣可以一年回家一次跟，必须已关家人团聚过新年。但马来西亚没有这个优待，不过我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走动，不必狱卒跟着。
改为终身徒刑期间，眼见在牢内就有一些被判终身徒刑的囚犯、因受不起长期间囚禁的苦恼，而成了精神病患，有的在徒刑中得了中风半身不遂症，只有一辈子苦痛在牢中。我的思想斗争更为激烈。我心想，难道就是这样一辈子关着，关到死去！所谓终身徒刑，顾名思义，就是说坐一辈子的牢，永远无出狱的希望，这和死牢没有两样。如果思想斗争，斗不过，也许终身遗憾牢狱内。当然，我也心想，若我表现好，行为佳，可以减刑，缩短至有期徒刑，但那又将是关到那年、那月、那日，似乎遥遥无期，至少也要15年啊！风华正茂的青春在狱中渡过，释放时已老，还能做什么！想不好时，就会感到惆怅茫然。又听说“斯里阿曼”行动出了那么多人员，革命武装斗争蒙受重大损失，对革命前途堪。这时我的棱角也受损，意志也薄弱些，相对比死囚犯时期较苦闷些。
在死囚犯时期，我有力量抵御“邪物”的侵犯、但转到双层楼后，我开始也很常受“邪物”的干扰，搞得我感觉很喘很累。后来，有马来巫师教我念咒语开锁头。咒语的大意是、请Mohamat出来，帮忙开锁头，就行了。为了对付“邪物”我尝试用咒语，睡前念，梦中也会念，其结果我奇迹地能获得效力，使我平安无事。
回到诗巫
在我改为终身徒刑时，我跟家人都有向州长申请无条件福放我，并同时容徒狱出局电请回诗巫探亲。1977年我学家探亲。到子于有可监狱之日进政为居留在诗巫监狱，长后许的这终身徒刑获准关在诗巫，我是第一个。到了诗巫以后，我的压力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1981年7月4日，我申请释放终于获准。十年后我总算踏出了这煎熬我折磨我的黑牢，重新呼吸狱外清新盎然的空气。
1976年11月15日拍于古晋中央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