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个人回顾 6： 一个小兵的追忆
一个小兵的追忆
—新江—
五十年代国际上的反帝反殖浪潮风起云涌，而我们砂拉越的反帝反殖斗争也正蓬勃开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多到家人，特别是姑姑、叔叔的鼓励和支持，来到诗巫郊区广东芭的公民中学肆业。在这时期的学校生活和学习，是我在往后参与革命斗争的启蒙阶段。
我的青少年时期
1962年是公民中学创校的第二年，一座二间简陋的亚答校舍，和一排七间的亚答宿舍，供我们外坡学子寄宿。学校围都是一片片的胶林，对于从小市镇来的我，当然是不惯的，有着进门看床头、出门看胶头的感觉。不过这里的学习环境很好，特别是广东芭的同学都很热情好客，因此，很快的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加上当时的老师对我们都很热心启发和鼓励，使我能修完初中课程。
由于我的好动，我很快的引起了高班学长的注意，常常被邀请到同学家去玩、去做“客”，特别是学长谢玉明同志给了我许多启发，也是我一步步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谢玉明是比我高一班的学长，他于1968年越界参加了北加人民军。
不久，我参加了由老谢所领导的学习小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学习的第一本书籍。过后，我也阅读了一些抗日连环图、革命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等书。由於我是寄宿生，比较常出外参与学习和活动，就必然的引起学校当局，特别是老校长的注意。他经常在课室指桑骂槐的警告，说什么“有尾巴的狗经常跟着没有尾巴的狗到处乱跑”……等等，紧跟着就是控制寄宿生的出外活动，出门要签名登记，回宿舍要报到。为了能经常参加学习和福利活动，於是在我的签名登记册上，就经常出现“回家”的申请，节日、假日和周末都是以“回家”为藉口而参与课外活动。过后，我也被分配联系同学、组织学习小组的任务，并在宿舍成立学习小组，发动同学参与课外活动。
1965年，我转到诗巫光民中学继续深造高中。由於当年光民中学是在克服重重困难，才创办第一届高中班，因此有许多建校工作，要我们学生去参与。如筹款、运泥土（当时由於没有车路，只能用脚车一包包、一袋袋从一里远的鼎新小学把泥土运到新校址的填土处）。由於经常参与工作，因此我又与当地的组织联系上，从此又过着组织生活。
形势不断发展，疯狂的镇压也日益增多，家庭成员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我的经济来源受到了影响，於是我只得半工半读。我做过派报员、咖啡店员以及书店店员等。过后，我也参与了实际斗争，如张贴标语，以及所谓“联合国和平调查团”的大规模抗议斗争。记得有一次，我参与张贴标语活动，我被分配到泗码头以及大伯公庙一带，由於走漏风声，引起敌特的注意。午夜我们才开始行动，敌特就已在后方出现，当时我被追赶，我疾风式的向大伯公庙后方奔去。当时夜深很阴暗，伺机一闪躲进一店屋厕所。至到有船声，搭客上岸时，立即混进人群，避过追捕。当时有不少战友被捕，过后被控上法庭。
在学校的组织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利用个别联系谈心，周日小组学习或集体整训，其中包括搞福利劳动，帮低班同志补习功课等。小组学习除规定的学习资料外，也谈形势、思想，以及工作问题等等。每月至少都有一次的小组学习，关于集体整训，通常是利用庆祝纪念节目而召开的。由於有严密问题，通常我们是用雨布隔开，彼此不见面。整训期间也谈时势、心得体会和文艺歌唱等。
参加“非法隐藏”组
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减少被捕，“非法隐藏”的保干形式就应运产生。所谓“非法隐藏”，就是把身份较红的同志或是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转人地下，不在自家住，有时到群众家或后芭茅屋去住。“非法隐藏”在当时是一种保干形式，不但减少被捕，又方便搞群众工作，在革命初期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7年底，我考完高中会考，就响应号召投入“非法隐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我同班同学，而且大家都是刚考完独中统考。当时的负责人黄招发同学（新民）、林友基同学（新平）、吴兰凤与我四位成员。
“非法隐藏”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后芭搭起小，一起学习，讨论工作，谈思想等。出外工作，我们“朗高”却在群众的家或周围茅屋住宿。由於我们都在群众区活动，因此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融化在群众生活中，我们跟群众一起工作，帮群众劈柴、砍草、种菜、养鸡、捡蛋、看顾小孩，以及我们力所能做的工作，因此很受群众欢迎。群众也很关心我们，过年、过节，都不会忘记我们，都会留给我们丰富的饭菜。回住点时，大包小包要我们带走，怕我们没有菜吃。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由於我们的活动，群众工作的开展，使到敌特的活动也加强，这给了我们安全上的威胁。我们也即时改变活动形式，少在群众家住宿，而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山林边。因此，我们的住点也经常随工作而转移，群众后芭的荒屋，甚至是群众口中的“鬼屋”，都是我们的“隐藏”点。我们没有武器，所以我们活动的形式，比较多是化“白”进行，走群众路、菜园路，有时路途遥远，也突击利用脚车活动。
“铁军一八”土枪的出厂
1968年中，边区武装力量与国内的革命力量相会合，点燃了国内的武装烽火，使国内各个革命力量开始了武装反“围剿”的斗争，特别是下游泗里街的“2·25”缴获战，更鼓舞了大家。就在这形势下，我从下游第四分区来到第三分区，投入了武器的制造工作。烽火已燃，能不能给同志们提供武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我们缺少外援，枪支没有来源，因此自力更生自己制造土枪，就是唯一办法。之前，亚强同志（严品干烈士）已成功制造了我们的第一枝枪，“北加来福枪一铁军一八”。在阿强同志的策划指导下，我们的工厂终于成立，并顺利数次完成造枪任务。采购材料频繁的活动，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我们也面对了一次次的“围剿”，大干不能，只好小干，精兵简政，化整为零。敌来“围剿”我们就把工具藏起来；敌退把工具搬出来，又日夜忙碌起来。工厂就是在这样“围剿”的过程中，给兄弟单位支援了枪支。很不幸，在一次的反“围剿”斗争中，阿强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阿强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自力更生、敢于创业的精神，却大大的激励着工厂的战友们，使往后各单位都成立武器研究组，自行建兵工厂，以及发展到工厂出洋枪的壮举，在革命武装斗争史上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赤脚兵
离开了兵工厂，我背起“铁军一八一北加来福枪”，参与民运工作。以往我们的民运工作都局限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为了开创新局面，开发新区就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我们也就肩负了这一任务。要开拓新区，我们也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特别是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害怕、不愿接近我们等。不过，在我们真诚的宣传和医药福利相结合下，使到群众逐步的改变了态度，也愿意亲近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新区某地，意外被群众发现，我们以为群众会害怕，会逃掉，但群众却反而接近我们。原来在我们还没有来这地区之前，我们的讯息已经广泛流传，群众说，你们男男女女，又是赤脚，就知道你们是Paraku（北加人民军）。群众就是这样把我们北加人民军有男有女的赤脚兵区别与政府兵的标志。
我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只是掌握应用枪支的基本技术。因此，军事技术水平很不足，特别是跑山开路也正是在学习过程，由於是赤脚兵，又没练成铁脚板、这对城市来的小兵，就更是一个考验。
论赤脚，走群众路还可以应付，走石头路，就得非咬紧牙关不可。如果是开路跑山，遇到“子青芭”、“蒙技芭”就只有刺在脚底，痛在心里。“子青芭”有一种全身布满幼刺、结着小小红果的野草，一脚采上这种草木，使你痛入心扉，有同志称这种草为“老虎婆”。
赤脚是我们初期搞群众工作的一种现象，由於没有军事又有种种严密问题，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赤脚上路。就比经验，如群众根本就没有穿鞋，如果我们把鞋印留在路上，就必然暴露我们的来路去向，这对我们就不利，特别是敌军紧跟着我们之时，就非警惕不可。
赤脚虽然给了我们许多困扰，但并非没有好处，它不但考验我们，更给予我们意志的锻炼，我们有许多战士，就是在其中练出了铁脚板，不管是“蒙技芭”还是遇上“老虎婆”仍然箭步如飞，顶多扎营时，用针挑挑刺，第二天照样上路。
总之，赤脚是武装斗争初期的一个小插曲，小点缀。忆当年更觉当年勇，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当时许多赤脚兵的写照 。
蔡建国特别工作队
蔡建国特别工作队是一支警卫工作队。除负责警卫工作外，其职责包括民运民族工作、出版、通讯联络等，由於工作是多方面，是由洪楚廷直接领导。为了纪念蔡建国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故命名蔡建国特别工作队，简称C工作队。
C工作队主要活动在下游第一、二、三分区，与当地民运组相结合开展民运民族工作，与战斗队相结合去创设战机开展战斗。关于出版工作，除了本工作队的简报外，还出版有《群众报》，《红星》、《人民军报》，传单（包括伊班语传单）等等，特别是《群众报》、《红星》是我们内部的重要刊物，主要内容有对国内外时势的研讨、时评、部队动态、思想教育、好人好事、心得体会，转载等。我们还要时时与各单位、各武工队联络，由於没有科学的通讯联络方法，只得靠两只脚。
C工作队是一个领导机关，在领导同志的主下，曾顺利的召开了数武工队的联席会议，特别是“10·28”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国内武装斗争的指示，把国内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涨。当然也因此引来了敌军的一系列军事“围剿”，特别是重点戒严“围剿”，以迫击炮轰炸森林地带。
“斯里阿曼”行动之前，C工作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革命转折之后，C工作成员也面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干扰，思想上的斗争也是激烈的。为解决这个政治思想矛盾，我们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研讨路线，努力思想与路线问题。因此有长达两个多月的学习研讨，甚至进行弁论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大家的学习与政治思想热情，同志们天天有文章或小字报上栏，打破了历来的学习研究风气，虽然场面紧张激烈，但仍然达致共识，大家愿意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去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压力考验。
“斯里阿曼”行动以来，形势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利，军事的“围剿”，群众的消极，给了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在群众区活动，我们一出现，有时敌方就跟着来。原来政治部改变了政策，采取怀柔政策，有时口头上允许群众支持，但必须向政治部通报讯息。因而我们的活动规律，以及有关方面的情报，有时被政治部所掌握，这就造成了我们活动的困难，甚至面对驳火和牺牲。为了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保存革命力量问题和打开革命新局面，领导上提出研究并尝试在国内偏远山区建立秘密基地。因为偏远山区，虽然有它的优越条件，也有不利因素，比如面对群众活动的暴露，天空的侦察，可能面对的“围剿”等。我们认为，国内建立小型的秘密基地，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同志与群众的鼓舞没有那么大。
1977 年的“9.19”会议，C工作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而决定重上边区建立基地，为未来打开一个新局面。
C工作队虽然面对一波又一波的风浪，但仍然勇于面对和逐一解决矛盾，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直至1990年回返家园，为我们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关于民族工作问题
民族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动员组织武装民族起来参与斗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因此，我们革命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去贯彻执行。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也动员和组织了少数先进的伊班民族参与革命斗争，UBONG一家就是先进的一例，其中还有一些也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於民族工作，我们是认真而且积极的去进行。然而，民族工作成效不大，跟民族本身的革命性不足有很大关系。由於如此，使我们的民族工作不能与华区民运工作有力的相互配合，使华族群众面对更大的压力。
记得1971年，我们在中游民族区工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一小队人员突击如楼上游某地。由於活动太早暴露，我们只搞小“朗高”的群众，对长屋暂时不动。当我们个别接触时，群众表现一般，过后也很乐意帮助我们买粮，并约定隔天中午取粮。由於有了许多惨痛因搞粮出事故的经验，因此我们也做了预防工作，於是把队伍撤离一个多小时路程。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一小组人员准备埋伏在取粮处等粮，谁知敌军连夜布兵，结果双方在凌晨遭遇驳火。
又一次是在77年3月，我们也是在搞粮时出事。这地区可以说是我们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伊班群众帮搞到粮，却暗中出卖我们，造成向东（孙剑南）、鲁青（李道进）、思晶（吴珍香）3位同志，在运输过程被埋伏而牺牲。
二次的事故，一次是在革命高潮时，另一次是在革命低却发生在我们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两起事故都有一个共潮时，同点，就是群众出问题。虽然有关当局在民族政策上采取高压、迫迁、利诱、收买等手段而取得一定作用外，民族群众的革命性与觉悟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总之，民族还没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又不能在短期内提高民族的政治觉悟，我们必然要面对如此的困境。
“2.23”的反“围剿”斗争
1973年2月23日的反“围”斗争，可以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我们工作队面对一次严重考验，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牺牲了三位可敬的老干部：老班长（贝贵和）、乐（许保祥）、华姐（王祚英）三位同志，以及一位女同志手臂受伤。
这次敌军重点“围剿”，这与我们一段时间来的活动规律暴露是有很大关系。我们每到一地，就与当地民运工作组相结合，比较有计划的开展工作，包括了附近的民族区和混合区工作，因此比较容易惊动敌方，而我们的讯息也比较会泄露。在我们来到之前，先派出的先遣工作人员又为了准备工作而频繁活动，也是引来暴露的一个方面。73年一开春，我们就积极的准备，并在二月中，我们从第一分区某地，乘着夜晚急行军插人诗巫路三哩半的华伊混合区，并在预先选定的地点扎营，也没有暴露，侦察组也相继回来报告情况正常。
一星期后，突然传来有一中队三十多人的敌军进坡，并有搜索活动情况，於是我们立即进入备战。二天安然的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八时许，远处传来狗只狂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大约中午十一时，敌军就偷偷沿着我们的来路（已灭过迹）摸进住点。第一个敌军就被我阻击组组长用来福枪打倒，土雷土炮齐响，一时敌枪大响，树叶纷纷飘落，阻击组坚持了大约半个钟头就撤退。许久，枪声才停，估计敌军占领了住营地山头。
由於我们的营地比其他民运组的住点大，因此引起敌方过后增兵大“围剿”。混合区除了一些树胶芭之外，可以说多数是“子青芭”，对我们撒退周旋是非常不利。树小草丛多，行走缓慢，因此容易被追赶。大队向东北方向撤退约两个多钟头，大约是下午二点，就遇到群众的小路。在准备利用突击小路时，尖兵组就发现前方山有敌军声音，於是大队又向山脚“蒙枝”芭前进，这就大大影响了撤退速度。原来敌军发现我们住营地，估计是领导机关，就飞电增兵，利用空中优势调兵遣将，在我们撤退方向布下了数股敌军，企图一举歼灭我们。当我们越过山脚，准备绕过拦兵，并利用群众路迅速撤离，可是这时尖兵组就与敌遇上而驳火，大队不得不撤向内侧。这时后追兵迫近，前路又有拦兵，情况相当危急，当大队撤到群众收割过的旧稻芭时，后方又与敌驳上火。这时老班长挺身而出，闪进身旁大树头，命令大队向高地撤，绕过前方，插人追兵后方，而他利用树头坚持阻击。这时华姐、伍乐都身受重伤，老班长果敢的命令身旁同志掩护领导快撤，不要管他。勇敢的老班长利用手中的史登枪，坚持阻击敌军的迫近，而英勇的付出了生命。过后，我们在老班长阻击的树头上，发现了他扫射过的子弹壳，以及几乎被打烂了的树头，可见老班长临危不惧与敌周旋到底。大队撤上高地，避过了前敌，向左插下，正好切入追兵后方，这就模糊了空中的指挥官，不易区分敌我，乘这空隙，大队利用暮色来临而避开了“围剿”，安全的撤离了危险地带。
据过后的研究，敌军这次的“围剿”，动用了至少五百他们利用空中的优势指挥作战。由於我们都在群众的兵力，“子青芭”转，空中容易侦察，有利指挥地面调兵遣将。当我们后撤时，前方至少就有三股兵在拦阻我们。当我们的尖兵组及阻击组都先后驳火，就与大队脱节而各自突围。因此，我们发现，在麻罗坡和东来坡都有敌军在巡逻，而诗巫路方面，如楼路口，加拿逸路口以及大路上，兵车往返巡逻。
在这次的反“围剿”斗争中，我们深有体会到，直线式的后撤是非常危险，特别是在混合区“子青芭”地区，更要机智灵活应付情况。事后证明，我们改变撤退方向，向来路方向转移，就没有再发现敌踪，有利我们安全撤退。
得不偿失的一次地雷仗在泗里街牙兰坡某路旁的一间矮楼空屋，敌方经常扎营我们侦察到这情况，认为是一个良机，於是在数月前就其间，偷偷的把土雷土炮埋在屋下。进人七月份，敌军不断的向兄弟单位进行“围剿”，同志们都积极去创设战机以支援兄弟单位。
10月26日，我们得知有一股敌军进入牙兰坡，27日我们侦察敌军进住空屋，认为时机来到，决定给予来敌狠狠的一次痛击。指挥部立即召集战斗队和民运队的战斗组人员投入战斗。午夜，战斗人员摸进战地，并积极部署。
凌晨战斗终于打响，打得敌军有点晕头转向，而我们的火力也不断地射击。许久敌军才组织火力还击。由于我们没有在清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结束战斗，结果战车、炮车的投人战斗，使我方处于不利的局面。在这混乱的战斗中，我方的战斗员民军（张孔喜）、小平（卓天平）先后中弹牺牲，苦练（邓伦平）受伤，雄志（刘庆锐）在后撤过程抢救无效，双双遇难。葵花同志（李莲娇）手臂受伤骨折。林启钦（力争）同志身体多处受伤，在缺粮缺水又缺药的情况下，只身在芭里奋斗一周，伤口溃烂，奄奄一息，侥幸被同志们抢救回来。
这一仗我们犯上了兵家大忌，不知已知彼，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犯上了军事上的冒进错误，结果带来了损失。就正如过后一位女同志在总结时说：“我认为土枪土炮一响，敌茶军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再发挥火力，就可以解决战斗。”就说明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幼稚。如果这一战改为“麻雀”战或骚扰战，派战斗小组去进行，或者会更好。当然这只是事后“孔明”，也是我们一次的经验教训。
我们进入巴干小镇
巴千是如楼河上游的一个小镇，有陆路连贯泛婆大道，距离泗里街市镇有数十公里远。在革命小高潮时，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力，以及发动宣传群众。71年某日，我们接到指示，向巴干镇挺进。
我们从泗里街某地，利用二个夜晚的急行军而进人巴干镇范围。我们的先头侦察小组却预先到达巴干镇，侦察掌握情况。巴干小镇只有数间商店，人口并不多，当天傍晚，我们就有秩序的进人巴干镇。当时吃饱闲情的商家和少数行人还在闲游，一见我们到来，一时感到突然与惊讶。我们在店屋前的场地，召开了巴干镇的群众集会。我们向群众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使他们对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过后三五成群群众围着我们，希望能多听我们的故事。有的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住宿，有的表示对我们安全的关心，有的给我们经济与物质的支援，一时热烈沸腾。
当时有两位青少年群众，一见我们就热情招呼，积极为我们召集群众集会，并详细反映我们需要的情况。当我们分散向群众宣传时，其中一位青少年却溜了回家，拿了一包东西送给同志们。他说，“我们很仰慕你们，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子弹。有数位群众走到桥头边，摸一摸我们架在桥边的“大家伙”一机枪，向我们了解它的威力与作用。另一位老阿母，拿了一包饼干，拉着同志们的手说：“快吃，饿坏了，你们还要赶路”。群众的关怀给了我们不少力量，不眠的夜行军，疲劳的赶路，却在数句钟时辰的军民交融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当晚我们也宣布戒严，希望镇民群众不要乱跑，以免发生意外，这是我们颁布的第一道戒严令。过后，我们与群众一齐高唱“国际歌”。与群众话别，群众依依不舍把我们送过桥头°
挥别群众，挥别巴干镇，迎着黑夜晚风，我们又拔腿起步。天破晓，我们在高坡上伏视着那繁忙的车道，一辆辆兵车、炮车疾驶而过，扬起了那阵阵尘沙，而在我们疲惫的脸上却浮现出了那丝丝的微笑。
重建边区基地的感想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的出现，跟我们以往没有解决好边区的基地的这一战略问题，是有一些关系的。认识到这点，我们就把重建边区基地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实践证明，重建边区基地，可以一时消除了当时的消机思想情绪，且能为革命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使队伍重新焕发出朝气，更好坚持斗争。
重建边区基地，是我们发挥主观积极性的一种体现。要重建基地，并不是说要做就能做的，而是要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然而战士们就是不怕这些困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先遣突击队刘小雄队长的带领下，在领导同志和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下，终于披荆斩棘把基地重建起来。
重建边区基地，我认为有几方面是我们成功突破困难取得成功的要果。首先，是同志们精诚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重上边区，只能带上少许的菜种和粮食，就果敢的开荒种芭，向森林要粮。口粮的不足，辛勤的劳动，就更体现战友们的一心一意，心甘情愿的艰苦奋战。我们利用果子鱼猎来解决口粮，这是森林的有利条件，但是果子是有季节性的，因此不能长期利用。然而同志们就是善于利用这个季节来为我们的长期生活所用，因此就有各种方法去储存这些物质。没有装用的自己做，要远行运输自己造船，要有活动中心，自己打瓦建屋。Engkabang枳季节，就自制压碎机，把树枳压碎制油，以及后来有压蔗机，压汁制糖，用藤制“勿约”“实拉必”、“拉龙”等运输背篓，用“加龙”树皮制索，甚至试验用烧窑制碗碟……等等。从口粮到日常用品等都是靠双手，靠智慧自力更生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坚持边区斗争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敢于创新、敢于反传统，这是同志们艰苦奋斗的又一表现。没有大米饭，就不能生活劳动吗？不，没有米，可以杂粮取代，杂粮有叶菜、薯、金豆、瓜等，照样可以解决饥饿。在我们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就提出了以杂粮代主粮的口号。就比如金豆为“饭”，木薯叶为“菜”，金瓜叶为“饭”，番薯叶为“菜”。所谓“菜”，就是有加点盐，所谓“饭”，，就是谈的叶菜、豆、薯、瓜等，就是这样解决一餐。有咖啡嗜好的同志，利用金豆粒炒焦压粉，开水冲泡加上数粒糖精，就是“咖啡乌”;利用伊班茄子煮熟煮透就是上等“红毛桃”。总之，战友们就是善于利用有限的物质条件,多样化的去满足口欲，去增添生活情趣。《科学吃饭就是好》这首歌就反映了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情况。敢于反传统，杂粮代主粮，金豆吃得饱，叶菜当饭没烦恼，肚子饱来力气大，树倒“噢呵（一种山鸡）叫，同志们拍手。在建边区基地，我们对森林是更加有体会，更热爱森林，它取之不尽，用之不歇，我们生活在森林，更知林中宝。苍天的大树，粗俗的“板督”，小小的酸叶，大大的“比喝”叶，细长的“美藤”，苦苦的树根，陡壁上的“千斤藤”。奔奔跳跳的猿猴，苍天大树上的“大兄”，急流险滩的“白今”，成群结队的山猪，鹿湖“公园”的情侣鹿……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是我们思想中永不磨灭的烙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中，森林为我们做出了伟大贡献，在史册上应记上功名。
追忆无怨无悔的人生岁月
从离开学校参予革命斗争，到回返家园的华发班班，这个不长的岁月，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少姿彩。在枪林弹雨中，我们冲锋陷阵；在与大自然搏斗中，我们赤臂迎骇浪；在友情、爱情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也历尽了种种的磨练。《鲁宾逊历险记》中的主人翁历尽了惊险，体现出了主人翁的智慧与斗志。我们这批人正是当代鲁宾逊更有鲁宾逊所没有的伟大政治抱负、跟广大各族群众的血肉相连以及动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事迹。我们不悔於岁月的流失，不怨於事业的未竟，而欣慰於追忆灿烂多彩的人生，让美好的追忆伴随着我走完人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