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边界风云 2：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民族工作的回顾
当年开展第一、二省边界民族工作的回顾
实尚远
（一）小引
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土著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北加革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因素。但不应该就此否定过去事业的性质和成就。
“人间正道是沧桑”，古今往来，人类社会的正义事业和斗争，尤其是不能一蹴而成的。一般上都是要经过反复的失败、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逐渐呈现出胜利的象征，也是事物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
作为革命事业和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工作也一样要经过上述过程。
这些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失败的经验值得人们加以重视珍惜和进行探讨、总结经验，取得教训。
既然有着上述作用和意义，这里就暂且让我回顾当年开展第一、二省的民族工作。
（二）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问题
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不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百多年的英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乡区和内陆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力、文化政治等方面，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发展。相反，却是在掠夺我国的资源财富，和始终都进行着高压和欺骗的反动统治，苟延残喘其殖民地统治的寿命，达到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
英国人为了上述目的的需要，也进行了一些简单和粗糙城市与乡区基本设施的建设和改良。
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所看到的，除了城市英国人统治中心，军警及其行政机关和华族人民用自己血汗所凝成的基本设施的建设外，也有几条极为简单粗糙的石头公路，从各省省府伸展到乡区内陆，甚至到印尼边区。
此外即使在一些非常偏远落后的土著乡区和长屋，都可以看到，由英国人所建立和开办的教会学校和教堂，在进行着所谓“开化”落后民族的奴化教育的工作。
由于上述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土著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极端落后，愚昧无知，几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荒野、穷乡僻壤，和半原始的状态中。
（三）简略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有剥削和压迫，必定有反剥削和反压迫。从英殖民主义统治我国开始，我国各族人民就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和不懈的斗争，这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
太久远的不提，只是从1841年布律克皇朝统治开始的一百多年中，我国各族人民就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事件。
1845年由沙立夫奥斯曼（Sharif Osman）所领导的海上反抗白人的斗争，即著名的马鲁都之役，其活动海域是汶莱、北婆和砂拉越的美里、民都鲁一带。
1848年，由石隆门华族矿工领袖刘善邦、黄甲所领导的反抗斗争坚持到1850多年，才基本上被平定。
1849年，由林吉尔所领导的海上船队反抗白人的白丁马鲁之役后发生的。
1853年由第二省伊班民族英雄林达所领导和进行的砂督山之役坚持十多年的斗争，接着又发生了第三省拉让江上游伊班民族的反对拉让江、乌驿河（Oya）、沐胶河等地区被侵占的马沙荷事件。
1942年到1945年有沙巴人民领袖郭益南所领导的沙巴人民义勇军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
1946年，砂拉越马来族进行一场反让渡斗争。除了抵制、游行示威之外，更刺杀第二任总督司徒华，在反让渡运动遭受严厉的镇压而告终止。
1962年12月8日，由汶莱武装起义所点燃起来和北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革命的熊熊烈火，一直持续了将近30年的漫长岁月。
上述我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给了统治阶级沉重的打击，逼使英国人不得不提早给人民较多的自由民主，也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这是一方面。
（四）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土著民族几乎都是属于上述阶级的群众。因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边区各民族农民则是革命的决定力量”（引自：《1965年的建党宣言》。）
从上述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革命不但和农民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更突出明显地和这个阶级中的土著民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砂盟始终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公开政党成立后，甚至提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加以积极处理民族问题和工作，确实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工作。早在公开政党成立之前的1957年，砂盟不但积极着手开展农运工作，而且也提出积极向民族区进军，和开展工作的实际行动。不过，由于当时主客观困难和种种原因，只能派出少许干部到民族地区，作短暂的居留和熟悉地理民情的工作。因此，工作成效并不大。
公开政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只是通过公开政党的活动形式，到民族地区去，号召他们参加公开政党。
（五）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
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运动是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i而民族问题和唤起他们的觉醒，是农民工作最为主要的一环。
这里讲的是民族，主要是指华族以外的其他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包括马来族、比达由族、伊班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
其中华巫达（海陆）是三大民族，人口相当接近。不过当时陆海达雅民族合起来，人口会稍微多一点。
华族主要是居住在城镇和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马来族主要是居住在各大河流沿岸和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陆海达雅族主要是居住在深山僻野，穷乡僻壤，尤其是各大河流的山区地带。以上大概是我国三大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形。
华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革命和斗争传统。首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古老民族。马来民族政治觉悟程度较次于华族。很早之前，马来亚就有一批先进份子，是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和公开左翼政党的缔造和组织者。1962年汶莱武装起义，也是由汶莱马来人的地下组织所策划领导的。三大民族中虽然达雅族最为落后，不过在历史上，也有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外斗争。
殖民主义为了维持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反动统治，除了进行暴力统治和高压政策外，也在各民族中实行了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仇恨和进行分而治之的分裂民族统治。
在历史上英国人所煽动和挑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石隆门华工的反外斗争，后期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屠杀。日本投降英国人回来初期，也曾趁着人民对日本汉奸的不满情绪，企图在华人社会挑起对其他民族，尤其马来民族的不满情绪。1961年和62年，为了配合镇压革命运动，英国人也曾经在某些地区，发动过达雅民族砍胡椒头、迫迁，企图掀起排华的民族矛盾冲突事件。还好由于华族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各族人民长期都和平友善地生活在一起，英国人当时的阴谋诡计始终都没有得逞。
不过，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无知和殖民主义者长期的愚昧奴化教育政策，无疑的必然会导致土著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工作的开展增添了种种的客观困难。
只要摊开地图，我们不难看到北加里曼丹。砂拉越的东南方和印尼交界都是一望无际的高山峻岭，深山僻野山蛮水绕，土著民族聚居的地方。北面临南中国海，河流交错的平原地带则是华巫民族寻找生活，获得温饱和生息的土壤。
土著民族在上述地区，是在婆罗洲岛上，尤其砂印边界的土著民族是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们甚至一生人都不曾到过城市，见过世面，几乎长期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居住在与边区小镇较接近的长屋甘榜，才有到过好像第一省的安拔梯头、打必禄、望割，第二省的鲁勃安都，第三省的桑、加帛，第四省的巴南上游和姆禄，甚至更加接近砂印边界的山区进行物物交换。他们的物物交换是极为简单的，一般上他们所拥有的是树胶、树枳（狗巫油）、蛇皮、穿山甲壳，甚至是猪牛羊鸡等家禽。到上述地区的小店，换得他们所需要的铁、盐、毒鱼白药和火石等用品外，其他日常用品，尤其是那些奢侈品就谈不上了。
他们生活不但简单而且落后，那里没有正规学校，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不管男女，都没有穿衣服，只是把树皮或树叶织成围巾，围在身体的主要部分。就是来到上述地区的小店，也是男女不分，全身精光一起到河中洗澡和戏水。十几岁的少女没有穿上衣，是平常的。只要和她们相处一个时期，关系比较熟悉后，在大庭广众面前，可以倒卧在你怀中任由抚摸。
他们除了一年一度的稻谷生产，果子收成和养少许家禽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生产和收成了。平时主要是靠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等维持生活。
由于他们没有卫生知识，所以卫生工作很差。妇女生产做月，根本不懂得对身体的调理和补养。他们主要是靠生火取暖维持身体温度。住家和周围环境，从来没有打扫，清除污秽。家庭用品，饭锅等用具，几乎从来没有进行卫生清洗。
生产力和思想落后，对自然界现象，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情况和所引起的问题，无法理解和加以克服，致使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因此对一些天灾人祸，不但无能力克服，只有听天由命。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禁忌，不但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影响到生产的进行和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土著民族的贫困落后，生活在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外界讯息难以传人，尤其是正确进步的讯息不容易传播给他们。由于人数众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向来都是革命和反革命所进行争夺的对象。
由此民族工作不得不是一项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
以上是当时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认识。
（六）调派干部
民族工作是砂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就必然和革命的成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有了上述开展民族工作的目的和政策之后，干部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真正在砂盟领导下比较有规模的调派干部奔赴民族工作地区，还是1961年尾、62年初的事情。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砂盟中央才从第一省农运部先后调派了小杨（原名杨贤华，已牺牲）、方生（原名赖石辉已牺牲）、山民、钟娘锦、刘震雄（原名庄美祥，已牺牲）、施敏、黄英（原名彭梦合，已牺牲）、莫明思（原名朱谨旺，已牺牲）、贝泽、耕夫、抗生、钟坤柱、李景请（已牺牲）、邓 XX、刘 XX、王明，丁乙，田友，坚民等学运部有敏华、胡勇（陈玉球，病逝）；工运部有陈自强、田云端、黄勇；公开党部有弗克，公开政党代表小D（原名杨柱中、已牺牲）。
上述部门所调配来的干部，除了个别人派往第二省：大部分留在第一省民族区
（七）立足点和工作起点
留在第一省的民族工作干部和成员，主要是被派往古晋县的巴达旺和安拔梯头，西连县的打必禄和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石隆门县和伦乐县等地区。
这次砂盟派遣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已经不是像前一次那样，只是在那里进行短暂的工作和居留而是决心长期留下来开展工作了。
由于这样到上述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必须通过一定关系寻找立足，便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
一般上除了通过公开政党的关系外，还要在当地有一份固定职业，作为掩护，才能长期立足和生活。所以当时他们到上述地区，不是租借土地种胡椒，就是去打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述地区还不是纯粹属于民族地区，其中有不少在那里从事小生意和进行农耕的华人。这些华人，多数已经和当地的土著民族，有着通婚关系。他们不但通晓当地的民族语言，而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几乎都和他们一样了。
这些和当地土著民族通婚的华族群众，他们的前辈，同样是从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曾经受过中国革命的影响和熏陶尤其是早期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甚至更早之前的革命运动。由此他们都具有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和斗争的传统民族干部在上述地区立足，和作为工作起点，不但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也自然提供了不少方便於工作上的条件。
（八）对开展民族工作的领导
从上述部门调来的干部，都先后奔赴工作岗位了。这个时候领导机关的建立，对他们的领导，便是往后成败的主要因素了。
1962年，田友联系坚民，然后通过后者，联系各地的民族于部。同年中，第一省民族工作核心的领导组宣告成立。组长宇太（1966年离队），成员包括丁乙、田友、黄勇、坚民和公开政党代表的小 D同志。
1962年“6.22”和“7.23”的逮捕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当时局势的剧变，砂盟所领导下的工作，逐步由公开转人秘密，由城市转向农村，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和积极保存革命力量。除了对民族的加强领导外，也进行以下的重组和调整。
在第一省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示下，1962年尾63年初，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主要是指从石隆门县开始到第二省的砂印边区。
委员会书记坚民，宣传敏华，财政黄勇，监察弗克，成员包括胡勇和施敏。
委员会负责下的地区如下，敏华，施敏联系XXX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上砂隆河、打马庚、打必禄以下公路地区的民族工作；黄勇联系七午、贝泽、钟娘组成一个小组，开辟打必禄和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胡勇联系小杨、方生、山民负责安拔梯头和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坚民联系黄英、庄美祥、弗克和耕夫负责四哩鲁邦河巴达旺公路一带的民族工作。
不久，敏华、施敏和他们领导下的成员都被捕，工作也遭到了破坏。
63年到印尼后,为了更好地执行第三项革命总方针和“大力开展民族工作和积极准备武装的条件”的具体指示，除了继续开展第一省南部边区的民族工作外，也要积极把工作推向全省去。因此扩大和健全化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关，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了。
64年初，一个以丁乙、坚民为正副书记，成员包括水浒（原名郑瑞绵，不久被调往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宣传出版工作，直到牺牲为止）、抗生、刘震雄、田志锋、弗克、黄勇等人所组成的第一省民族工作委员会宣告诞生。
委员会所负责的实际工作，除了原来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外，也真正扩大到全省的所有地区，不过重点是放在砂印边区。
此外，坚民也开始兼第二省砂印边区的民族工作。
接着第二省砂印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被派往那里的干部有谢亚声（原名蔡义清）、祝春（原名郑维忠，已牺牲）李智、赖福强、李武飞、高金兰（女性，已牺牲）、沈蒂玛（女性，陈爱娘，已牺牲）、赵大山（原名吴德荣，已牺牲）、黄珍娜等。
上述被派往第二省边区的民族工作干部，其中谢亚声高金兰、祝春、赵大山、赖福强等人被派往英吉里利、鲁勃安都的砂印边区；沈蒂玛、黄珍娜、李智、李武飞等人，被派往横江、板督一带的砂印边区。
砂盟除了发动和调派专门的干部开展民族工作外，也积极通过被派往参加北加国民军的第一、二、三、四连的干部成员，除了在军事上和有关方面配合外，在他们所到之处，也负责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通过他们的活动，至少促进了边区军民的良好关系。
部队成立后，除了领导机关和后勤部，几乎整个部队都是民运队。
（九）执行砂盟的决议
1962年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前后，砂盟先后组织和成立了秘密的砂拉越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以及提出第三项革命方针等一系列措施和工作。
汶莱武装起义后，我们执行砂盟所提出的“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大力开展地下工作，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条件”的第三项革命方针。这时候，土著社会的主要组织工作，除了继续通过公开政党的组织形式去发动群众外，更重要的为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必须把秘密农民协会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组织形式，作为土著社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更广泛、更深入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组，成包括各民族的反帝反殖广泛的统一战线。
正因为有了上述组织形式的提出，才有可能比较大规模的组织和发动群众进入武装斗争的历史阶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已初步被发动起来，砂盟所领导的所有工作，才有可能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却，积极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十）砂盟在民族工作部门的宣传和出版工作
砂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与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也是始终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宣传教育和出版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的口头宣传也是从文字出版而来的。
除了砂盟早期所出版的《民族独立》、《学习报》《工农报》，外围组织的机关报，以及公开报纸不提外，到印尼后，第一省省委驻印尼地下小组，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所出版的就有着专供给民族干部阅读的《拉让江战斗报》和用伊班文编写和出版的《民族呼声报》（Suara Bangsa）。还有第二省北加民族解放同盟机关刊物《解放呼声报》和许多有着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专辑的小册子。
认识和经验都是来源於实践，但是，理论却是来自认识和经验的整理和总结。
比较正式开展民族工作，从1962年到1965年，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砂盟领导民族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以下的初步认识和经验。
根据上述初步的认识和经验，民进同志曾经以MC为笔名，发表了“北加革命和民族问题”为题，於《拉让江战斗报》创刊号的社论。
社论基本上，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简述以下的问题:
1, 加的民族问题和革命，实际上是属于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
2, 由于土著民族的落后，和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和奴役，致使土著民族的工作成为一项长期、艰苦和曲折的工作。
民族压迫，归根到底是阶级压迫，必然有反抗加上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土著民族的最后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革命是群众本身的事情，因此其他民族的干部尤其是华族干部，在开展土著民族工作过程中，必须从根本上把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为主要任务，建立他们本身的领导机关，树立他们的领袖，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看成是一项关系革命成效的根本战略问题。
坚民同志以坚敏为笔名,在第二期的《拉让江战斗报》发表了“民族工作和土著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为题的专论。
专论除了同意 MC同志关于开展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外，也进一步地提出了关于培养土著民族本身的干部的重要战略意义和作用。
以上刊物和专辑小册子的出版，虽然缺点不少，却对民族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一）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干部的献身
砂盟领导下的民族工作，经历了公开和非法(包括和平宪制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要肯定这项工作所取得了以下的成就。
1，进行和经受了一场广泛的反帝反殖和初步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
2，第一次由砂盟领导下，把婆罗洲岛上最落后的第一省砂印边区、双空（Song Kung）和第二省的砂印边区的部分土著民族发动起来。
由于上述地区的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为砂盟1962年所领导进行战略退却，准备武装斗争，大批人员向印尼提供了客观的方便条件。
其中后来成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负责人的叶存厚、杨柱中等人就是从老路14哩出发，经过左手港一带，由小杨同志所安排的交通线，抵达安拔梯头，然后由当地的民族干部安排越界到印尼的巴来嘎兰岸（Balai Kerangan），再由当时民族工作负责人胡勇同志接送，最后经过上侯（Sanggau）安全抵达印尼的坤甸和山口洋。
第二批，由天空同志（原名沈稚威）所带领的最大批（一百多人）的一队，从晋连路24哩木瓜山出发。由黄英同志所负责的交通线，经过最少20多座民族长屋和地区，到达打必禄。由黄勇他们安排越界，到达双达（Sondah）。由七午、黄安老伯（黄祥明的叔父）他们负责，取道巴来嘎兰岸，经过上侯安全抵达坤甸和山口洋。
第三批是从伦乐直接到印尼的尼姑村，由于实际有关的负责人直接安排联络，也安然抵达山口洋。
最后一批是火炬所带领的86人，由于发生意外事件，带路人被捕，缺乏经验，部置不周，又被达雅人出卖，结果不能和打必禄民族工作者取得联系，除了少数突围外，结果有69人被捕。
此外，还有很多零星和小股，由于他们有和边区民族工作干部和负责人取得联系，所以他们都安然越过边界到达目的地。
第二省，由于边区民族工作稍有开展，所以李洪彬（原名范子香，已牺牲），谢亚声（原名蔡义清）他们才能大批过界，不过由于印尼那一边工作没有开展，到了印尼境内的新当（Sintang）县地方，就受到那里军方的阻难，甚至扣留，过相当时间的力争，这批人才能继续成行，抵达目的地。
汶莱武装起义后，大多数公开阵线的干部和同志都转人秘密和华族农村。不过，也有少数转向土著民族地区和甘榜。其中黄英、弗克、耕夫等人，除了潜伏在民族地区，得到土著群众的保护外，也开展了不少工作，和吸收了不少的农会会员。
当他们得知有大批华族群众要路过他们的甘榜，取道到印尼时，这些土著群众除了主动热情为他们送食物送点心和送行外，甚至有个别的积极分子还要求参军。
3，从1962年到63年，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就把立足点和工作起点的华达混合区的群众，几乎大部分的发动起来。这些群众不但为过界撤向印尼起了向导的作用，而且也为后来军事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方便。
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了肯定，也引起敌人的仇恨。所以，当晋连路一带的新村强行建立时，他们的整个村庄都被迁到新村。
4，由于边区土著民族工作的开展，不但为上述工作进行和完成，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也为后来部队建立、生存、坚持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第二省巴当艾部分地区民族工作真正通过部队武工队形式去开展，还是1967年后的事情。
当武工队开入上述地区，不但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而且往后还主动负起分担武工队的粮食和保安的工作。
不到两年的时间，武工队活动过的甘榜有四十多座中的二十座，其中有四座，整座都被吸收为北盟盟员。在艰难困苦的反围剿的岁月中，敌人进行无期戒严、宵禁，和全面的封锁，而且凡是被认为可疑的人物都被逮捕，投入监狱，只有屋长才被请去西马“观光”
在上述高压行动面前，他们并没有屈服，仍然为武工队送情报、买粮食，甚至要人在厨房和武工队人员接触谈问题，前面客厅则由一些女盟员去应付和“奉陪”敌军，他们的机智勇敢今人钦佩。
长屋中尤其是一些女盟员，甚至和武工队一起进行反围剿的斗争，直到武工队撤回印尼边区，她们仍然坚强不屈。第一省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地区的个别屋长，甚至遭受敌军的严行拷打，至死不屈服。
汶莱武装起义后，砂盟所领导下的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完成战略退却，撤向印尼，保存革命力量，以及建立部队，坚持斗争，和边区民族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5，民族工作除了肯定上述成就外，民族干部队伍也经受了一场锻炼。在上述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出色、忠于民族工作事业的干部，他们包括水浒、谢亚声、祝春、小杨、胡勇、黄英、沈蒂玛（女）、高金兰（女）、刘震雄、赵大山等。
这批干部始终是忠于革命和民族工作外，具体表现在认真学习民族语言，初到民族地区时，有的连半句伊班话都不会讲，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后，成为基本上学会能讲能写、应用自如的民族工作者，尤其是水浒同志在翻译华伊沟通民族文化的工作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真正深入到民族区，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劳动、同生产、同吃、同娱乐。尤其在劳动生产，开芭砍大树等工作中，祝春同志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土著民族社会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卫生也很差。他们经常把已经高度腐烂发臭的肉类，做成肉酱如骨（Jukut）当做佳肴美味，敬奉上宾，这些食物，上述民族干部也照吃。这样的物质生活对原来的城市富裕家庭出身的人，能说不是勇敢考验和艰苦的改造过程吗？
因此，民族工作有上述成就，和上述大批干部的决心与献身是分不开的。
（十二）挫折和失败
在肯定民族工作成就的同时，挫折和失败也应该加以承认和探讨的。
挫折不等于失败。但，多次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失败，不管是挫折或者失败，首先和以下主观原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1，尤其认识了土著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之后，但因为组织不健全，专门的领导机关无法设立，始终成为一项根本问题。
2，由于没有专门的领导机关的设立，因此对土著民族问题和工作就无法着重研究，提出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3，民族工作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和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
4，叛徒的破坏也起着一定的影响。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外，也有以下几方面的客观原因:
1，土著民族的落后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一个民族的觉醒，是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奋斗过程。
2，长期受着英殖民主义者的反动统治和奴化，导致土著民族工作开展，面临重重困难，要觉醒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
3，土著民族始终都成为革命和反革命互相争夺的对象。在这场矛盾的争夺战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不但还未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相反的，革命的力量还处于相对较弱小的方面，在统治阶级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的镇压下，土著民族是暂时被压服了。
4，“斯里阿曼”事件的发生导致民族工作失败的最直接原因。
上述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始终是根本和主要的；客观因素只能起着影响的条件作用，是次要的。
（十三）正确看待民族工作的失败
因为革命的全面失败，因为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血腥统治，土著民族工作也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一样，再也不能继续开展和发动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承认民族工作是失败了。
其实这也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只是信心上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并没有根本改变阶级矛盾和斗争的趋势。
不能简单地把民族问题和工作看成只是伊班民族，其实也应包括马来民族在内。在反对外来统治的长期斗争中，马来民族曾经出现过不少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和领袖。他们的斗争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今天以马来民族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为先导的社会运动，必将对今后社会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十四）结语
写完这篇拙稿，难免会有深深喘一口气的轻松感觉。不过在回顾这一部门工作的经历时，心情却又更加沉重的感觉。
虽然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但今天拿起笔来进行整理这份历史资料时，仍然有着严重的“理论用时方恨少，实践之后才知难”的深刻体会三四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上述情形，三四十年前的那个时候，不是可想而知吗？
老实说，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学识和工作能力，只凭着满腔热情和一股干劲，是无济于事的。
以上所略述的只是第一、二省土著民族工作开展的局部情况。以粗浅学识和理论水平所挤出来的东西，缺点、错误和不足，实在所难免的。
笔者大胆执笔完成这篇拙稿，仅仅盼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