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回忆录 4：风雨战斗历程
风雨战斗历程
-我的片段回忆录
广平 凯锋协助整理
开展伦乐地区的工作
1961年，组织上下达任务，要我去开展第一省伦乐边界一带的陆达雅民族工作。具体的地区是Karangan，Sebako，Pui，以至不超过Bau县。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10哩分部公开政党的工作，放弃了印务工作，离开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伦乐地家，区。我的民族语言又不会，真是平留影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研究结果，认为还是首先应从深人实际工作，从调查研究、摸熟情况入手。沈友贵、蔡仁昌、姚佳裕、钟昆柱、和我俩花了二个星期去Selalak，Sebako，Pui和Pamaga了解情况。在比达友族过年时，我们一起去几座长屋跟兄弟民族欢渡丰收的喜庆，进行初步的接触。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开展伦乐边界的民族工作，但实际上我更多的是开展伦乐的华族工作。
Selalak和Perigi这一带华我来到伦乐9哩Serayan，族农村，都是疏落偏远的村庄，各区也只有20多户到30户家庭。我住在群众家，名义上是割胶。白天晚上就在坡里活动，进行调查研究，联络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中积极分逐步开展工作，打开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努力之后，我在Serayan的大伯公庙成立一组学习班。在Selalak和Perigi也成立有10多、20人的学习班。一星期学习3天，主要是学课本，从中也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另外，我也组织歌咏队，一星期唱歌一次。我主要通过以上形式联络群众，从中发现和物色积极分子，并用农会来招收他们。再从积极分子中挑选优秀分子，吸收他们进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一年来我吸收了几个0员（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会员），有些工作我就分配他们去做。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事件后，我就离开了伦乐（Lundu）。
分段开路到印尼边界
在武装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我们就积极准备武装斗争。要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就要熟悉国内路线和通往印尼边界的路线。领导上要蔡仁昌、姚佳裕和我负责开辟从马当到印尼境内巴罗的路线。具体的分配：由蔡仁昌负责从三巴里（Sampadi）开路到山马丹；姚佳裕负责从山马丹（Sematan）开路到印尼境内的巴罗（Paloh）；我则负责从马当到三巴里一段。我从石隆门出发，首先用船后行进到马当红桥。这一段路线有李运华、江纪松跟我配合。
这样的“开路”不过是走马看花，还不能真正学会用地图和指南针开路，不过至少对地形、河流、路线等有个感性认识。同时，至少也说明当时组织对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有些战略部署与全盘计划。
在石洞里避过一劫
开路之后，我回到家里等待新的任务分配。
一个夜晚，我兄带了叶存厚、杨柱中、林和贵、林广民、贝文对等20多人从新路来到我家，并住在此。他们可能认为，旧地点用一段时日了，改用新地点会较安全。
那时正遇上我的父亲不幸逝世，家里人来人往较多。为了避免暴露，绝大多数同志又回到新路12哩，只有叶存厚、杨柱中、田云端和林广民等少数同志留下，住在我胡椒园的茅舍里。不巧，他们被附近的达雅人发现。我们估计达雅人会去报兵，决定要迅速撤离此地。我跟家人就把同志们带到15哩的燕窝洞里躲避。果真不出所料，达雅人带了一股士兵来追捕，他们上围下堵，左搜右查，在附近的可疑处进行了密集反复的搜索，唯独没有进石洞里。
原来，以往有达雅人进石洞采燕窝迷路而死，他们视之畏途，不敢轻易进石洞。石洞有2哩长，分为上中下三层，石洞里奇石嶙峋，多为高低不平，也有的平坦一片，也有的陡峭如墙壁，叹为观止。洞里有小湖泊要用木筏撑过，白天风吹进来，晚上风吹出去。洞里湿气重，书带进来不久会变成柔软的，灯光也显得雾蒙蒙的。石洞结构可谓错综复杂，星罗棋布，如入迷宫，走得进，出不得。石洞里黑黝黝的，要照明才能走。为了不迷途，必须拉线、放叶子，在拐弯处要写字或记路标。我想，即使明明懂得有人在洞里，也未必都能找到。叶存厚他们只住在进洞半小时的地方，瑞成迷路了2小时才找到。在里面罐头等都不大能吃得下，一旦出到洞外，皮肤就变成苍白的。
避过这一劫后，叶、杨、林和田云端等决定去印尼由瑞成、甘石春、陈发和罗星负责带路。大伙向安拔梯头前进，过了打必禄，就由印尼那边的人来接应。
设法跟印尼军方联络
据说，马当Selang一带有个马来甘榜，在“12.8”前有印尼军队到此召集马来人进行军事训练。获悉此事，沈友贵带我去那里想见印尼军官。我们从12哩出发，由人带到石角，再到马当由李运华接应，走一段小路才到王秀昌家。但迟了一步，他们走了。
友贵先回工作岗位，我留下掌握情况，见机行事。在此，我顺便召集群众，对他们进行武装斗争方面的宣传。稍后，我有见到马来人交通员，他说当前处境危难，马来人少，主要要靠华人。
过后有英军侦察机沿着这一带河流低飞和进行盘旋，也有一部分甘榜的马来人被逮捕。
在此间我收到马来人给的一封信，其内容大概讲：帮助了解情况，调查飞机场、电力局等处；二、露天巴刹XXX马来人可以联络；三、要华人帮忙出汽油……。我把这封信带回交给了负责人。
待我再倒回秀昌家时，他已跟印尼队伍去到印尼。我就在秀昌家等候联络，希望能跟印尼方面联络上。可是不巧遇上了政治部人员来捉秀昌，主人捉不到，我就被当作替身而捉走了。
在印尼后方开展工作
由于政治部没有掌握到我的多少情况，给我蒙混过关拘留了一段时间后，就把我释放了。
释放后几天，我就收到负责人的来信，要我上边界。63年6月初，我们一共有86人想越界去印尼参军，却在途中出事，绝大部分同志被捕，只有21人从破网逃脱，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晋连路24哩逗留一段时间后，我顺利去到了印尼。64年10月1日我到了山口洋，在那里休整一段时间。
1964年，组织上决定成立北印中部边区工作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主要负责从三发到伦乐一带的民族工作。
我负责带两组同志去开展这一带（后来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活动范围）工作。第一组的同志是陈瑞庭、田锦华、刘和海和老郑，以假狮（Jawai）为基地。第二组是吴俊八、刘武月、丘志远和余特云，以直木港（Tebas）为基地。
要开展印尼后方的的达雅族工作，首先要有个合适的身份来掩饰自己，并尽可能深入到民族中去。在第一组的同志方面，刘和海会锯板，他利用其关系带田锦华（剑伦）到巴罗河尾Sekuyu去锯木。老郑就在直木港当店员负责联络。陈瑞庭则留下待机而动。
在第二组的同志方面，刘武月没有关系，自己去闯，他去Seribut烧炭，还认了一对达雅夫妇为义父母，也在那里砍芭种稻。吴俊八（金水）利用房先生的关系，叫他的女儿带他上到Sakura河尾，认识了那里的达雅群众。后来他带上一些货物做点小买卖，由于资金短缺和怕人家讲剥削土著，他就邀本地土著一起合股开合作社。志远和特云（比德）等加入一起办合作社，一星期下来办货一次。他们利用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组织教育达雅族。
再说，中国派的陈某在Sakura有橡胶厂和米较厂，据说他是印军的情报员。陈的姐夫在三发是个左派的民族资产阶级，有“橡胶王”之称，他有钱有势，跟印尼军方和各种势力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把余秋兰安插在他的家当女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利用了这种关系。
砂罗越人民游击队在阿桑山成立之后，部队逐步在附近开展工作，以武装的形式开展民族工作，实际上更有威力与号召力。这样部队的同志取代了我们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利用陈某在Sakura中间地带开辟一块地，把瑞庭和锦华调来申请一块，和海与我也申请一块，再发动直木港（必须要有10家才能批准）的6家群众一起来。名义上我们在此开荒种地，实际上是设联络站，并开展印尼后方的地下工作，支援部队，为开展往后的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我们根据领导上的指示，为了配合边区部队会议的工作需要，潜伏在群众中以印尼人合法身份出现。所以每一个参加工作的同志，必需遵守和做到下列几点：（一）要有合法的身份证；（二）要模仿当地人的口音，（包括方言、马来语）要懂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及有关地方上的特点；（三）要有适当的职业掩饰；（四）避免在公开场所和部队或公开的同志接触。
到1967年，部队由公开转为非法后，我们在第一支后方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搞经济和运输。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建立2条交通线和5个联络站。一条是内河的交通线。即：由直木港——斯古拉——丹容乌利八一直到边区部队。另一条沿海交通线是假狮——巴罗——打马若。交通站以丹容乌利八为中间站，上游能直接联络部队，下游能联络后方的同志、群众。
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建立后，及印尼局势的变化，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调到其他单位去，只剩下我和陈瑞庭，其他人都是西加群众。第一支队的同志们，失去了和其他支队或单位的联系，要我们帮助解决所需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当时我们手中又没有钱，和领导上又失去联系。怎么办？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捐物、捐钱来支援部队，支援前方。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搞经济和运输，深感到时间的紧迫、人手的不足，特别是干部力量缺乏，本身能力又差。除了主观困难之外，还有客观上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如军警、特务份子横行霸道、抓人、杀人时有所闻，处在白色恐怖气氛中，无不使人心惶惶。同时还面对我们的友军，印共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之前工作）有所误解，在群众中产生不良的影响。
到1968年底，有一次在陈瑞庭同志的带领下，把一批物资运到部队，任务完成后，返回临时的休息站时，遭敌军围捕，陈瑞庭同志等四人被抓，另有四人先离去免遭逮捕。瑞庭同志为了保护被捕的群众，来一个假口供，敌人对群众还存有怀疑，用严刑拷打，想找突破口，结果一无所得，失败而告终。这些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肉体上的摧残，捍卫了部队的安全和群众的利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在革命的征途中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继续向前。从此我们的内河，内陆的运输线遭受破坏停止运作。
1969年初，第一支队的同志派邓远达及味味同志到后方来联系，得知火焰山部队一部分的同志在黄纪晓的领导下，胜利的转到第一支队来和第一支队同志们会师了，这个消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勇气。前方在缺粮，同志们在挨饿，我们当务之急要把粮食运到前方去。同志们，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在刘国杨同志（文刀）负责下，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采用了海上交通线（由假狮、邦戛、新楠到打马若）终於把一批批的粮食运到前方，直到部队全部撤回国内。（这条线在二中队时1970—1971年，一直使用）
我一直坚持在印尼后方工作，直到1969年初，我带了最后一批29位同志（注）撤离北印边界回到国内。
注：最后一批29位同志撤离边界回国，他们是：
往来边界的日子我的片段回忆录
余添松口述 振曼整理
护送三批同志过边界
当年我们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一批从水路去的要比陆路稍后一些，而第一次从第一省水路去印尼的队伍，则是由我负责驾船领航的。
那是1963年5月21日下午2点，余添松留影从不利基（Perigi）下船。这一批同志是曾佩雄、蔡仁昌、姚佳裕、赖添善、黄天石（刘忆民）、刘伍岳、刘六巡、赖仁日、洪明友（陈维平）和刘天石（刘忆民）等15位，乘坐一艘大的舢板船，只有4马力的引警来推动。船只从山马丹河出口，幸好一路风平浪静，凌晨2点就顺利抵达伯拉诺（Tg.Datuk下一些）。船主谢铁完成护送到这里后就独自驾回，我则连夜带领大家向西越界。走了接近2个小时到了印尼境内的打马约，在此有以端古鲁（即Amad Zaidi）为首的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的部下接应。
那时，同一天林和贵他们一批乘哥达船也到此会合。我把带来的参军者交给他们后，自个又倒回去。
回到不利基，我等待着运载第二批。这一批有18位，女的有5个：胡玉金、许素英、陈日钗、洪秀保和黄清莲。男的有13个：陈祥林、陈锦业、裕奎和刘振为等。5月23日午夜从同样地点出发，清早7点就在目的地上岸。这里有船主打猎住宿用的茅屋，提供了通讯联络的方便。同样的，船主又驾船回去了，我也又带同志们越界去跟阿末再迪的联络站联络。
在这砂拉越的西端，西加的北面是一望无际、浩瀚的大海，南面是葱葱郁郁的原始雨林。次日一大早，我们沿着平坦岸边沙滩走，在骄阳曝晒之下，又热又累，走了整天真是举步艰难，傍晚到Mutusan河边时已精疲力尽了。随后，乘马来人的船过巴罗河，在尼古（Liku）受到村长蔡木林的接待，在这里过一个晚上。
从尼古步行一天才到Sakura。当晚在陈开寿板厂停夜。翌日,乘摩多船5、6小时到直木港，转搭巴士经过邦戛（Pemangka），最后到达山口洋（Singkawang）。到了这西加华族最多的市镇，我们受到叶存厚等同志的热烈迎接。我们被安排进巴士兰跟约几十位同志住在一起。
在山口洋约整个月，我往返打马约——马当两次。我要准备接受执行新的交通任务。
1963年6月中，我回到国内，到三巴里（Sampadi）后安排了3艘船，分别由陈领梅、江纪松与李广华各驾一艘，把第三批28位同志是由李应华带领，由我接应护送到伯拉诺过界。
和阿末再迪的人员往来
在印尼边界的打马约设有一个联络站，这也是国内与山口洋等印尼后方联络的一个站。我有时在打马约，往返国内与山口洋之间。过后郑裕奎和陈清福也跟我一起负起这任务，3个轮流往返执行交通任务。
有一次，端古鲁（阿末再迪）的部下要我把42支轻机枪和整万发子弹从印尼运进伦乐，武装人员随后跟着进去。安排好了，不知怎么的又变卦，他们只带20多支轻机枪改道去拉让江，先到达老（Daro）上岸。当时，我也有见到婆共的刘家模，他们跟阿末再迪的人有来往，阿末再迪他们又跟汶莱人民党的阿查哈里有密切的联系。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时，他们三者有某种程度的默契与合作。在北加里曼丹合众国成立后，我们也跟他们搞统战。阿末再迪是无兵司令，我方有派出林华章、赖仁日和陈香林等60个同志供他分配与使用。
当边界局势吃紧之际，联络中断，我回到山口洋住进群众的家。在这期间，没有交通任务时，我就参加劳动生产和搞自己的学习。
1964年初，余新章和我跟文铭权、黄纪晓和杨柱中共5个一行人从山口洋乘巴士到邦戈，由此下兵船，驶到巴罗河下船。我跟他们进到阿桑山（Asuansang山高600M，是当地最高的山）接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伦乐，加入余新章、姚佳裕和彭健良的小组活动。
回到山巴里联络出事
一个月后，我独自到山巴里处理联络问题。当晚，联络群众把我安排在离他家有一段距离的小破烂茅舍过夜，他说会去找另一个来见我。凌晨3点，他住家传来了犬的狂吠，情况有异样反常。当时我曾想转移别处，但天又下着毛毛细雨，我又睡了。东方露出憙微的曙光，我起身坐着，6.15am想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新闻。我不经意地从草丛的空隙望出，似乎有人站着，我轻声“嘘”一声，但对方没有反应。我再看个清楚，令我一惊，突然出现两个敌兵，就站近在咫尺我的面前。原来在此有二条路：右边一条去水井，左边一条来茅舍。他正左看右瞧，不知要走那一条。我想拉上Sten枪的枪栓，又怕弄出声来对我不利，而又不自主的喝一声。敌兵听到一下子伏下去，离我更近。在敌兵还未弄清怎么一回事之前，我顾不了背包，就用力冲破茅舍，迅速就地一滚。紧接着，就听到对方的“哒…哒…哒…”枪声。等敌之枪声一停，我又第二次翻身一滚，冲出一段。对方又接着雨点般的打过来。稍停，我又作第三次冲击，靠近一棵椰树下，伏在椰树的背后。这样，子弹就不容易打到我了。随后，我就伺机悄悄脱离火线。撤离一小时后，大雨滂沱而下，我也跟着迷路了。
直到下午三点，太阳才从云里露出来。我又走了二个小时，走到G.Papan找到了X夫。据说，这一带沙滩有百多名敌兵，还有离我只有5分钟的路程，有60个敌兵带着警犬在搜索。我拿了粮食、刀等用背篓背了就撤进后芭潜伏起来。我有跟群众约暗号联络。据说，翌日有几十个士兵住在群众家周围，为了我的安全，群众悄悄地进芭找我，却没找到。
我转移到日本时期种稻和过去打山猪的地方，选个有利的山丘地形，估计敌兵可能来的方向，既有利发挥火力、隐藏自己，又有利予撤退的地形。心想，当天晚上若有拉好枪栓，就可以射它一阵子。这次若敌人又来，绝不让它们占便宜，要严阵以待，狠狠打它一顿。
几天后，我又转到后山另一家群众，我潜伏在他的后芭，每餐由他负责给我送饭。
约整个月后，我被安排回伦乐。我跟佳裕、新章和健良住进一个山洞。我们的保干群众经常被政治部调去问话历时已久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而对他失去了警惕。
1966年5月21日，我独自休息，其他三位同志在研究什么问题。我听到洞外香蕉树响，以为是达雅人来砍香蕉，我悄悄地爬到洞口，把枪管伸出洞外，又探出头来，咋的，看到几把枪口对着我，我一吓，跌倒在地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保干群众出问题了，敌人派了40个士兵来包围这个山洞。我想从另一出口溜走，但也被堵住。敌兵大喊，出来不杀。我们四个碰个头，交换了口供，并要他们保证不虐待、不迫害才出。对方接受了我们条件后，我们才出洞外。……。
被判死刑，后进黑牢八年
被控上低我们先被监禁在三角坡。第二天被押到古晋，等法庭。第三天我们又被当局引用“公共治安法令”，在高等法庭上判处我们死刑。我们没有律师，在程序上政府要安排律师为我们辩护。政府安排的四个律师是杨国斯、张守江、佘锦成和 Hassan。在法庭上，我们异口同声否认有罪。杨国斯质问法官，当时答应保证不虐待、不迫害才出，为什么前后变卦，反而要判死刑?法官回答说，这一法令在砂拉越还未通过，还需要内政部的批准。这样，我们的案件暂时压着。
六个月后，法庭上宣布撤销我们的案件，获无罪释放，释放后，才走出法庭，我们又重新被捕，警车把我们载到6哩集中营。我被关进黑牢8年，直到1974年才踏出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