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回顾民族工作历史 5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民族工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民族工作
-张亚华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要在民族地区立足,要坚持武装斗争,要壮大和发展部队,就一定要开展民族工作,就一定要同民族搞好关系,就一定要得到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否则我们的部队就根本无法在边区民族地区立足。因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第一支队到边区活动和建立基地时,就立刻开展民族工作。但是,在当时,开展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什么?它与国内开展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和形式有什么不同?例如:究竟是要发动边区(指印方)的民族直接参与北加的革命?还是,只争取他们同情、支持和帮助北加革命呢?……等这一系列问题,还是没有完全弄清和解决,这就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开展的效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原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调去第三支队后,就由第一支队内重新挑选出几位同志,由何士曼亲自负责领导他们开展基地附近的甘榜工作。
由于多数同志都不曾搞过民族工作,没有经验,语言不通,对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了解,真的是困难不少。为了搞好民族工作,首先就要积极学习民族语言,同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进而了解和熟悉他们的生活,民情和民俗等。
边区的民族甘榜大大小小有数十座,有些甘榜有印军驻守,我们不便去开展活动,仅选开展基地附近的甘榜。如巴都依淡、单容、加翁、廉、巴当亚弈等。这些甘榜分散在边区地带,有长屋,有分散住家,甘榜路程距离半小时、一小时至数小时以上不等。当时我们的工作重点选择巴都依淡,单容两座甘榜;其他的甘榜根据情况和实际需要不定时的去作宣传工作,同他们保持联络和搞好关系。
边区民族大多数过着非常贫困简单的自然生活,全靠刀耕火种,风调雨顺的年就是丰收年,年粮足够有余。碰到天灾人祸时,一年的日子难于渡过,要靠种木薯、玉米、南瓜等杂粮以渡难关。食油奇缺,连基本上每天要吃的食盐有时也断绝;加上他们不懂卫生或不注重卫生,体质弱,疾病多,又不懂得医药治疗,迷信神鬼,用鲁坤治病,求平安,造成他们生活更加贫困。甘榜是一个远离城镇,偏远落后的山间地区,交通极其不便,走的是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山间小路,行的,只能撑小船的小河流;是印尼政府还没有发展和管制松懈的贫穷边区,他们所生产的主要是自食的稻米和杂粮,几乎没有经济作物的生产,可供交换和买卖;使用的是巴冷刀和斧头等简陋的生产工具。
面对着如此的边区民族兄弟,应如何开展工作呢?当时的作法是:向他们宣传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性质、组织纪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等等。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和帮助我们的部队。除了做宣传教育工作之外,我们还严格要求搞民族工作的同志遵守和执行部队的组织纪律,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要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要了解和注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在具体的工作上,遇上他们农忙季节时,同志们就帮助他们砍芭,种稻和收割;有伤疼和急病时,我们派医务人员去帮助医伤治病,还免费送药品。有时,他们也会到部队基地找医务人员,我们教育他们要注重卫生清洁;有山猪、鹿等野兽破坏他们的农作物时,我们帮助狩猎,猎获野兽,与他们共同分享,不占为己有。由于部队战士的一举一动都表现是关心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毫无侵害他们的利益,部队战士与他们同劳动,同甘共苦;同他们深切交谈往来,有困难时互相关心和帮助,完全没有旧军阀主义的作风,因此,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民族兄弟经过宣传教育,以及亲眼目睹我们部队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部队,所以我们的部队到周围附近的甘榜去开展工作活动,他们都会支持和欢迎,并希望能经常到他们的甘榜去;在工作重点的巴都依淡和单容甘榜,部队安排数位同志长住在民族兄弟的家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有的同志还认了达雅为干父干母,其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工作同志,每一、二星期都定期回部队商量和研究工作的进展。在工作中,同志们不但要搞好同民族兄弟的关系,还要争取教育甘榜头。同他搞好关系,有了甘榜头的同情和支持,在甘榜内展开工作就容易和顺利多了。由于我们部队同民族兄弟的关系密切和良好。每逢年节时,他们都会请部队战士到他们的家过年(丰收年);平时有的民族兄弟经常会会送些米、树糖、烟丝、菜类等给搞民族工作的同志和医务人员;部队所建立基地的地方,种木薯、番薯、稻等的芭场是民族兄弟借给的;部队所砍伐的原始森林,准备种山稻的芭场也是甘榜头同意的,由熟悉地形的民族兄弟找给部队的,砍伐树的斧头等工具是他们借给战士们使用等等。总之,部队当时能在边区顺利立足,开展工作,劳动生产,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面对重重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
第一支队在当时没有用组织的形式把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这是很大的缺点。原因是:一、缺乏经验;二、领导上没有明确的搞边区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三、缺乏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
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巴都依淡等甘榜有不少的年青人想参加我们的部队,当时考虑到我们的部队没有带民族队员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顾虑这些想参加部队的民族青年能过部队有组织纪律和艰苦奋斗的严格生活吗?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吸收他们,仅仅吸收三位试验,等以后慢些时间,依情况才另做决定。后来这三位民族战士在部队中的表现还好。
在马印联合“围剿”初期,部队还能同甘榜的民族群众保持联络,他们还会秘密的支持和帮助部队做些工作,如提供印尼兵的活动情况,帮助购买一些粮食或送给部队一些粮食等。后来由于印尼兵长期驻守在甘榜中,特别是巴都依淡,单容甘榜,并残暴的镇压、迫害、逮捕、审问、毒打同我们部队有密切来往的民族兄弟。因民族群众受不了印尼兵的迫害,有些分化变质而出卖自己的队员。对方还限制民族群众到森林边缘的稻芭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继续到甘榜去活动和联络是不妥的;另一方面也很难联络他们,同时危险性很大。故此,部队要解决粮食的难题,另打通到单容利八的交通线。
后因印尼兵袭击我部队,部队的战士被单容副甘榜头杀害,我们撤离甘榜到更远的边区森林地带去,这样我们就逐渐地放弃甘榜的民族工作。

